王立軍事件讓人們看到，當下的中國政治還遠遠沒有達到某些論者一廂情願的「中國式憲政」的制度化狀態，毋寧說是拜佔庭式宮廷政治爆發權力鬥爭的前夜。在波詭雲譎的政治鬥爭中，如何通過王立軍事件，為司法途徑擠出一條可能的出路，這不僅考驗法律人的智慧，更加考驗當政者的膽識。
毫無疑問，作為過去一週最勁爆的政治八卦，王立軍滯留美國領事館事件激起了無數的想像與口水。從「叛逃論」、「滯留論」、「抑鬱論」、「金蟬脫殼論」，到烏有之鄉的「美帝挾持論」，形形色色不一而足。然而絕大多數描述和評論，都不可避免地流於猜測與推斷，無法得到正式渠道的證實，甚至無法得到兩個以上非官方獨立信源的證實。中國官方對此諱莫如深，真正直接面對這一事件的官方媒體，反而是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這實在具有莫大的諷刺意味。
王立軍的戲劇性命運轉折，不禁讓很多人將他同唐代著名酷吏來俊臣對比。來俊臣以「請君入瓮」的典故和《羅織經》而遺臭萬年，將王立軍同他強作比附未必公平，然而面對強主，兔死狗烹的下場卻不無相似。來俊臣頂峰時官拜洛陽令（地位相當於今天的北京市長），次年就暴屍街頭；王立軍同樣前一年官至重慶副市長，次年卻冒著政治生命終結、黨紀國法處分的風險，遠赴成都避禍。網上流傳著「王忌其驕而禍己，欲棄之……臣夜遁，入蜀，投西番之門而不入」的段子，但並沒有將帥反目的確切證據。而重慶官方對王立軍的評價中則稱：「工作有時要求急一些，批評人不太注意方式方法」，這種委婉含混的措辭，在政治蜜月期可以看做無傷大雅的嗔怪，卻也隱晦地標注了現代的「酷吏」本色。
然而，21世紀的中國畢竟和武則天時代相當不同。其中關鍵差別之一是，傳統體制下「天下英雄盡入彀中」的格局不復存在，社會分化為眾多具有自主性的階層與群體，不必事事聽命於官府，而律師群體正是最典型的例子。
對於很多刑事辯護律師來說，王立軍事件不啻是一副興奮劑。自李莊案以來，歷經北海案等一系列屢敗屢戰的經歷，中國刑辯律師群體一直籠罩在悲情氣氛中。已經有多位律師半戲謔半認真地呼籲，如果王立軍事件進入法律程序，可以考慮恢復李莊的律師資格，讓他為王立軍代理案件。而李莊本人也於2月8日表示，願意「為休假式治療中的一切‘病人’提供免費法律諮詢，如果真有那一天，（我）願意隻身前往重慶出庭，為‘病人’免費辯護。 」
李莊的表態，看上去更像是一個受害者「笑到最後」報複式的揚眉吐氣，但真正要和王立軍一同走上法庭，在技術和政治層面，短期內都沒有更切實的可操作性。且不論王立軍方面目前正處於緊張的政治博弈階段，李莊如果以公民身份辯護，在閱卷權、調查取證權、會見權等方面都將受到諸多限制，而他被吊銷的律師執照，也並不隨著王立軍的「倒掉」而自動恢復。對於律師群體而言，他們也不過是藉著信息管制的短暫混亂與真空，一吐心中積鬱的怨氣。發言者固然揚眉吐氣，旁觀者卻當不得真。
坊間流傳稱，前重慶市公安局長文強臨死前，已經詛咒王立軍「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法學教授賀衛方2011年4月發表致重慶法律界的公開信，其中也告誡王立軍：「尊重獨立司法對於手握大權的人一樣重要，文強在炙手可熱的時候根本不會意識到這種獨立性的價值，但一旦淪為階下囚，他也許幡然醒悟，深刻地感受到，沒有獨立的司法，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這段話如今被看成是一語成讖的先見之明，然而要擺脫政治權力的全能誘惑，除了學者的激情呼籲外，也同樣需要現實機遇和操作手腕。
很多評論者將這位副部級警官的出走，同當年林彪「九一三」事件相提並論。但從形式上看，這次更類似於「六四」後方勵之避難美國使館的事例。然而不管是「九一三」事件還是方勵之事件，當時都沒有在司法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任何可能性。如今王立軍與上司決裂，同樣有濃重的政治色彩，甚至不排除捲入高層內鬥的可能。但是此前的法律鬥爭並非全無意義，正如著名律師斯偉江評論的，萬一王立軍出事，律師也會不遺餘力地保護他的合法權利，這就是李莊案的意義之一。另一位來自上海的律師也呼籲：避免王立軍事件僅成為某些人人治權謀的鬧劇和犧牲品，力促事件成為推動國家民主法治進程的鮮活案例和典型教材。
19世紀的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曾經指出，美國民主的一個特徵是，所有的政治問題，最終都會轉化為法律問題。以此來觀照王立軍事件，如何從信息鐵幕籠罩下的飢渴中緩過神來，超越政治八卦與秘辛的層次，讓事件可以光明正大地得以討論，讓當事人能夠堂堂正正地得到一個程序救濟，這不僅需要媒體傾注熱情，同時更需要政治決策者有膽有識的善意回應。王立軍事件讓人們看到，當下的中國政治還遠遠沒有達到某些論者一廂情願的「中國式憲政」的制度化狀態，毋寧說是拜佔庭式宮廷政治爆發權力鬥爭的前夜。在暗潮湧動的政治鬥爭中，如何透過王立軍事件，為司法途徑擠出一條可能的出路，這不僅考驗法律人的智慧，更加考驗當政者的膽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