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月初被免去「兼職」、只擔任重慶副市長並在分工上進行調整後，王立軍就成為網路輿論的焦點，當時，對於這一分工的調整，輿論有不同解讀，一種意見認為這是王立軍更上層樓的前奏，而相對熟悉中國官場潛規則的另一種意見則認為這是王立軍失去權力的第一步。
很快，這一爭論就有了結果，2月6日，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館，7日，總領館被大批警車包圍，不久，王立軍被帶走。這一震撼性的消息首先在網路上傳播開來，但由於事發過於突然和戲劇化，直到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予以證實後，人們才相信重慶的政治生態確實發生了巨大逆轉。一時間，王立軍事件成為網路關注的重中之重，西方媒體也對此投注了極大的興趣，而且關注的興趣迅速延伸到薄熙來的政治命運和中共高層內鬥的話題上。
但是，除了重慶市政府的「休假式治療」和中國外交部同樣「言簡意賅」的「正在調查」，人們得不到關於這一事件的進一步消息，任憑民間百般猜測，官方依舊巋然不動，彷彿民間的興趣和關注與自己毫無關係。這種舉世關注與政府的不予理會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對比，於是民間不得不進行各種各樣的政治猜謎。
中國政府的這種矜持和沉默是一貫的做法，是黑箱政治的基本特點。但現代信息傳播條件下，其中的利弊得失，卻未必是政府可以清楚計算的。
中國特色輿論環境下，對政治信息敏感的人們習慣於透過少量的文字來解讀文字背後的含義，重大事件發生時則被迫進行政治猜謎，解讀和猜謎過程中的意見和判斷分歧往往使話題本身被迅速放大，進而形成超級網路話題，吸引全社會的迅速關注，其實，天下本無大事，王立軍下臺本不是什麼了不起的超級新聞，如果一開始就坦白說出來，消除輿論猜測的空間，民眾的關注點將會集中於事件本身，而不會各顯神通地挖掘各種小道消息，不會絞盡腦汁地分析文字後面的秘密，但官方的沉默給了民眾極大的想像空間，於是，關於幕後原因的各種可能性分析就噴湧而出，極大地刺激人們的討論興趣。在這一討論過程中，黑箱政治的種種「秘密」被人們順便挖掘出來，專制者真真假假的種種不堪，則廣泛流佈於網路和私下傳聞，導致民眾對政府的負面評價和嘲諷情緒迅速上升。在一些突發性事件，如石首、瓮安等事件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這一現象：事件之初，由於政府封鎖消息，民間傳言迅速成為輿論主流，導致群體抗議的發生，這時候政府不得不放棄沉默，轉而對民眾頻頻喊話，可是已經晚了，幾乎沒人願意聽政府說些什麼。
因此，我認為，專制政府黑箱作業的特點，總是在關鍵時候給民間話語乃至「謠言」留出足夠的空間，使政府失去關鍵性的話語權，等到政府出來對事件進行解釋的時候，事件本身的受關注程度已經下降，民間形成的自我解讀已不容易被改變。也就是說，越是民眾關心的事越敏感，越敏感的事，政府越喜歡封鎖消息而選擇沉默。
所以，從王立軍事件我們可以再次看到，專制政治雖然具有強大的宣傳機構，但在關鍵性問題上，恰恰是難以掌握話語權的，「謠言」的產生不可避免。而當領先於官方新聞傳播的「謠言」每每被證實，「謠言」也就具有了特別的魅力，久而久之，即便是真正的謠言，也可能對社會產生巨大影響，比如去年的全國性食鹽搶購事件。
對統治者來說，關鍵時刻失去話語權其實是一件可怕的事，卻又是專制制度下的權力體系無法解決的問題。因為，專制政治的特點決定了政治領域遍佈敏感性問題，突發性議題也不會以相同方式在同一個地域內發生，集權化體制之下，低層政府機構不敢輕易對敏感性議題發表意見，必須等待上層乃至最上層的決策，這就拉長了決策的時間，給民間的猜謎和「謠言」留出了足夠空間。
王立軍事件不是可以引發民眾群體抗議的議題，但我們可以從對這個事件的觀察中更清楚地看到這種黑箱機制的缺陷和風險所在，可以肯定地說，無論有多麼龐大的宣傳機構、無論以何種力度進行「輿論引導」，重大敏感議題面前，政府的聲音一定是缺失和姍姍來遲的，重大敏感議題面前，民間完全可以憑藉自己的力量形成解讀，為全社會判斷和行動提供基本的信息基礎。這是研究專制體制下信息傳播方式時需要注意的一個特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