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時期的紅色恐怖
毛澤東在江西建立的蘇維埃政府是紅色恐怖政權。圖為1934年中共在瑞金召開的蘇維埃第二次大會。
何謂ＡＢ團？很久之前臺灣研究中共黨史專家王健民曾訪問過ＡＢ團主要分子之一程天放，據程說，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一月，國民革命軍已進駐南昌時，江西國民黨人段鍚朋、巫啟聖、洪軌、程天放等為團結黨員，抵制中共在國共合作中把持黨務，秘密組織ＡＢ團，Ａ代表省級組織，Ｂ代表縣級組織。到了寧漢分裂，武漢國民政府下令改組江西省政府，任朱培德為主席，免掉一批國民黨忠貞分子，同年四月二日，共產黨搗毀國民黨江西省黨部，ＡＢ團也就隨之解體。所以ＡＢ團的壽命只有三個月。後來中共的「反ＡＢ團」，稱它為Anti-Bolshevik（反布爾什維克）的縮寫，全系捏造。（見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二編五二八頁）
毛澤東要殺的ＡＢ團不存在
另一位已故的中共問題專家鄭學稼說，ＡＢ團何時成立，沒有可引的資料，但他知道，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底國民黨中央進駐南昌，派段鍚朋召開全省第三次代表大會，所選出的執委王鎮寰、周利生、程天放、段錫朋、王禮錫、劉伯倫、洪軌和監委姜伯彰、熊育錫、楊賡笙，都是ＡＢ團主角。而該團中的一位人士面告他，該團沒有嚴密組織，也沒有章程，只是人對人的鬆散連繫，Ａ團為反共核心，Ｂ團為外圍，是同路人或群眾組織。南京政府成立，提倡「黨內無派，黨外無黨」，反對段錫朋的人攻擊段組織ＡＢ團，段辯解當時是奉命團結同志反共，實無組織，但國民黨人多不信段的話，後來程天放為瞭解除反對者的壓力，呈報南京中央黨部說，他們那時組織ＡＢ團，意為Anti-Bolshevik，現已解散。後來國民黨中央公布程的呈文，於是ＡＢ團一般都作Anti-Bolshevik解。（見鄭學稼《中共富田事變真相》第二至四頁）
同是程天放，兩處對ＡＢ團縮寫所含意義，各不相同。不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ＡＢ團核心分子王禮錫在他所辦的《讀書雜誌》上發表日人佐籐貞一的一封信中附帶提到ＡＢ團時這麼說：「說到ＡＢ團，不過是前五年的一種政治組織，也不過是幾個人的一個小團體。所謂ＡＢ團者，原不過是兩重組織，並不是什麼的省寫，後來不久就解散了。」（見鄭學稼同上書第五頁）這與程天放對王健民所說的解釋一致。
由此可以確定，原有的ＡＢ團壽命甚短，它早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便已解散。毛澤東於一九三○年在江西所反的ＡＢ團，顯然不是原來的ＡＢ團，而且當時江西是否真有所謂ＡＢ團存在，也大成問題。鄭學稼在梳理了中共和國民黨的一些材料之後，得出這樣結論說：「我們知道：國民黨人組織的ＡＢ團，不是後來所說的Anti-Bolshevik，它只存在三個月的時間。毛澤東利用這個名稱，發動富田事變，張國燾也利用它，發動許繼慎派慘案。」（見鄭學稼同上書第八頁）
ＡＢ團造成紅色恐怖
張國燾殺許繼慎的慘案，發生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鄂豫皖蘇區。當時許任紅四軍第十一師師長。據現在新華網的資料說，許因反對張國燾遠離蘇區、冒險進攻的錯誤軍事方針被殺，而張國燾在他的《我的回憶》中專章敘述此事，說許身旁的吳參謀是國民黨姦細，因此被整肅。張沒有提到ＡＢ團罪名，只說吳參謀是國民黨改組派。但張承認當時軍中引起整肅風，被捕者約六百人，被整肅者百餘人，判死刑者約三十人。（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第十六篇第六章）
富田事變發生於一九三○年十二月初。富田是江西省吉安縣的一個大村莊，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和紅軍第二十軍都駐在那裡。當時中共中央和蘇區之間，以及蘇區紅軍內部幾個頭頭之間的矛盾衝突甚為複雜。上海的中央想控制蘇區，成立「蘇區中央局」，由周恩來、項英、毛澤東等組成，周為書記，周在白區工作無法脫身，暫由項英代理，項與毛之間意見不和，毛與朱德、彭德懷、黃公略之間也衝突甚多，都因毛剛愎自用，大權獨攬，又因土改方針和軍事戰略分歧，引起軍中很多人對毛不滿，湘贛兩地的黨和軍中都有反毛情緒。
一九三○年五月，毛由他所主持的總前委發動肅反運動，以反ＡＢ團之名清除異己。其酷刑逼供手段非常狠毒和殘暴，逼出的假供和亂供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牽連之廣，在四萬紅軍中多達四千四百多人受害，造成可怕的紅色恐怖。
富田事變與毛的野心
毛根據逼供所得的消息，認定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內有一個ＡＢ團省總團部，便派李韶九和古柏帶人前往富田捉拿，捕去省行委段良弼、李伯芳和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等，立即開始刑訊，邊審邊抓，抓了一百二十多人，處決了廿四人。紅二十軍一營政治部主任劉敵聞訊有人指他為ＡＢ團，大懼，為了自衛，率兵包圍省行委，將被捕的幾十人盡行釋放，又把部隊拉到贛江以西地區，派段良弼赴滬向中央控告，劉敵等提出的口號是：「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
富田事變發生後，毛澤東親自起草文件，以朱德、彭德懷、黃公略名義，發表《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為富田事變宣言》（毛假借朱等名義一事，見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二冊第二六九頁），指斥江西行委段良弼等和劉敵是富農地主共產黨員，企圖破壞土改，消滅蘇維埃，陰謀暴動，進而給富田事變定性為ＡＢ團反革命的總爆發，號召蘇區全體軍民實行階級決戰，消滅ＡＢ團。此一挾用他人名義的舉措，手段卑鄙，其目的在於對付「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囗號，封住朱彭黃反毛之口，製造朱彭黃與毛一致的假象，欺騙大眾。
另一方面，事發後，逃亡的省行委致書朱、彭、黃、滕（代遠）求救，解釋被逼起事實情，並附有一封揭露毛想清除朱彭黃滕的密函。他們說無法取得此函原件，但記得內容，照抄原文，以頭顱擔保其真實。該密函是毛寫給古柏的指示。在該函中，毛要古柏在拷問段（良弼）、李（伯芳）、王（懷）時，「須特別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黃、滕系紅軍中ＡＢ團的主犯，並已與某方白軍接洽等罪狀，送來我處，以便早日捕殺。」（見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二編第五三二頁）。事後毛否認有此密函，而省行委也講明並非原件，故此事便成了歷史懸案。如果此函屬實，則可見毛之發動反ＡＢ運動，另有更大目的，即企圖消滅軍中最高層的異己勢力，獨攬大權。這種情形，在當時看來是不可能的事，但今天從毛澤東發動文革清除劉少奇和一大批老戰友的作為看來，毛當時有清除朱彭黃滕的野心，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項英的安撫和毛澤東的倒算
一九三一年一月上旬抵蘇區的項英，以中央局代理書記身份處理富田事變。他進行調查並聽取雙方意見之後作出決定，認為「不能肯定富田事變是ＡＢ團取消派的暴動......富田事變是由黨內無原則派別糾紛演進而成的。」他不相信紅軍和共產黨內有這麼多ＡＢ團，因此認為清查ＡＢ團運動過了火，主張降溫，按照黨內矛盾以自我檢討和教育方式處理參與事變人員。
在項英的調和下，參與富田事變的劉敵、謝漢昌、李伯芳等到黃陂參加中央局召開的會議，在會上做了自我檢討；紅二十軍被趕走的政委曾炳春，也在勸說下重新回到贛江以東。如果這批人真是ＡＢ團，在兵變之後早就逃到白區去了，怎還會回來作檢討的。富田事變中沒有一人叛逃白區，就足以證明並非反革命叛亂。
遠處上海的中共中央，不僅無法真實瞭解蘇區情形，自身也正處於立三路線和國際派鬥爭之中。在得知富田事變之後，便決定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三人組成中央代表團赴蘇區全權處理。三人團於四月到達江西，事實上王明已於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上海掌握了中央實權，開始清算李立三，所以對由李立三指派的項英正在打擊之列。故三人團在項與毛之間選擇了毛，支持毛對富田事變和反ＡＢ團的立場，報請中央，撤銷項英的代書記職位，由毛澤東接任。
自此之後，李韶九在毛澤東授意下，加倍在贛西南進行清洗和屠殺，對紅二十軍進行報復，謝漢昌、劉敵、李伯芳等被殺，連沒有參加富田事變的紅二十軍前軍長劉鐵超、政委曾炳春，後任軍長蕭大鵬都被處決；整個紅二十軍全部繳械，副排級以上幹部全部被捕，絕大多數被處決，連許多兵士都無法倖免，整個二十軍被解散，虎口餘生的兵士被編入紅七軍。此時肅反範圍之廣，遠非富田事變前可比，真是達到血流漂杵，日月無光的境地。怪不得有人說，蔣介石所殺的共產黨，遠沒有共產黨自己殺自己那麼多。
據維基百科說，富田事變後，各地反ＡＢ團運動被推上高潮，共有七萬多人先後被殺。
以運動殺人是毛一大「發明」
共產黨和毛澤東殺人的罪孽是數不清的。反ＡＢ團運動可以說是毛澤東以運動方式殺人的一個開端。此後，延安的整風運動，以及建國後的三反五反、反右、文革，連綿不絕，都是江西時期紅色恐怖的後續，一脈相承。以運動方式殺人，是毛澤東的一大「發明」，這不僅在中國是史無前例，在世界史上也是前所未有。
追溯源頭，共產黨來自蘇俄，毛澤東有許多東西承襲斯大林統治，如黨專政、領袖崇拜、思想言論人身控制、秘密警察、集中營、秘密刑訊、蘇維埃、黨控壟斷經濟等等，都是效法蘇俄。但斯大林只有以清黨肅軍消滅異己，從來沒有像毛澤東那樣以運動方式消滅異己。從這個角度來說，毛澤東是「青出於藍而青於藍」，他比斯大林更斯大林。以中國語匯來說，就是殺人魔王。真是看歷史風流人物，俱往矣，唯有毛魔王獨領禍國殃民、殺人如麻的風騷。
（本文略有刪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