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我曾在看守所的鐵窗下認識一個人，可稱是「釘子戶之祖」。
1975年1月，我因「現行反革命罪」被捕。先是關押在河南省長葛縣看守所，後又被轉押到許昌縣看守所。直到1979年初才被釋放、平反。
關進許昌縣看守所的第一天，有一個犯人就吸引了我的注意：
「放風」（在看守所裡，所謂「放風」，是每天兩次准許各監號的犯人依次上廁所）時，從隔壁的監號裡走出一個矮小的老頭。禿頭，面色青灰，鬍鬚蓬亂，看得出已經很久沒見過陽光了。他佝僂著身軀，身上的衣服破爛不堪，褲子上破了個大洞，露出半個屁股和皮包骨的大腿。腳上拖著一雙前露腳趾後露腳跟的破鞋。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赤裸的雙臂像軟麵條一樣垂在前面，一走兩甩，悠來蕩去，顯然沒有任何控制能力和活動能力。
同號的犯人告訴我，這是看守所裡「資格」最老的未決犯，從1966年就關進來，到我進來時已關了九年，但一直沒有判決。他的胳膊被繩子捆斷了神經，癱瘓多年了。
「罪名是什麼？」我問道。
回答讓我大吃一驚：「他扇了毛主席三個耳光！」
這個不平常的罪名使我對他有了濃厚的興趣。後來，從曾經與他共同關過一個監號的老犯人那裡，我陸續得知了他的大概情況（很奇怪，在隔離、管束那樣嚴格的監號裡，有些人的消息竟然那樣靈通，一些老犯人對每個犯人——包括新進來的情況都瞭如指掌）：
他叫寇學書，是許昌縣寇店鄉（當時叫寇店公社）寇店村的農民，家庭出身貧農。土改前，他家沒有一寸土地，土改中分得三畝半土地。這時的寇學書成了共產黨的鐵桿擁護者，由政府頒發的、蓋著紅紅大印的「土地證」，成了他的無價之寶。依照當時的法律，他不僅擁有了三畝半土地的使用權，還擁有了這片土地永久的所有權，他的子孫還有了對這土地的繼承權，這對世世代代視土地如命根子的農民來說，具有何等的意義啊！
寇學書愛這「土地證」愛到痴迷的程度：放在家裡吧，怕萬一失火燒了；藏到一個隱秘的地方吧，還怕萬一被人偷走了。於是，從領取了「土地證」的那天起，他就把它揣在懷裡，放在最貼心的地方，下地幹活時都不離開，連晚上睡覺也要不時地摸摸。這在村中成了盡人皆知的笑料。
寇學書和土地的「蜜月」很快就隨著一場政治風暴的來臨而結束了。
1953年，農業合作化運動開始了，上級號召個體農民要組織起來，成立「互助組」，讓幾家農民把自家的土地拿出來，共同耕種。當然，當時還說這是「自願的」。寇學書表態了：「自願？我自願不參加互助組！」
緊接著，「互助組」成了「初級社」，「初級社」又變成了「高級社」。到1955年，毛澤東所歡呼的「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來到了，雖然「自願參加」的規定並沒有廢除，但在政治運動的強大壓力下，誰敢對抗這「歷史潮流」？於是，億萬農民不管心裏願意還是不願意，絕大多數都不得不「自願」地放棄了自己對土地的所有權，拱手交出了自己珍愛的土地。到了「大躍進」的1958年，毛澤東又發出了「人民公社好」的號召，全國農村幾乎在一夜之間都實現了「公社化」，農村的土地歸農民所有的制度，被土地的「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所取代了，而這個巨大的變化，離「分田分地真忙」的「土改」才只有幾年的時間。可以說，農民剛剛分到手的土地，還沒有捂熱，就被變相地收走了。
在這場「摧枯拉朽」的「社會主義改造」風暴中，寇學書這位摯愛土地的老農居然一直頂風到底，拒絕把他的三畝半地交給「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和「人民公社」，他的三畝半私有土地成了「紅海洋」中一個奇蹟般的藍色存在，而他獨立於「集體」之外的「單干戶」身份則早已是中國農村中罕見的特例。這還真得要感謝他頭頂上那個「貧農」成分「紅帽子」，他「自願」地堅決不入社，讓人想整他也無從下手。因為從理論和政策上來說，「貧農」是共產黨在農村的依靠力量，而「合作化」的前提還是農民的「自願」啊。
直到1964年「四清」運動中，整他的理由終於有了：他這是「頑固堅持走資本主義道路」，正是「四清」的對象。在許昌縣幾十萬畝公社土地的包圍中，只有他這三畝半土地是私有的，格外顯眼刺目。「四清」工作隊給他起了個形象的外號——「小臺灣」。於是大會批，小會鬥，大字報滿牆，大喇叭廣播，把他整得不亦樂乎，寇學書成了遠近知名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典型」。但是誰也沒想到，這個倔強的老農居然心如鐵石，不為所動，死也不肯把貼身藏在心口的「土地證」交出來。
工作隊氣急敗壞，最後拋出了殺手鐧：「好，我們承認那三畝半地是你的，但是，從你家門口到那塊地之間的路，可是屬於人民公社的呀。我宣布，從此禁止你走公社的路！」工作隊一聲令下，公社民兵就手提木棍，天天站在他家門口，只要見他伸腳踏上「公社的路」，就揮棍打他的腿。
這一招可把寇學書制苦了——有地卻無法插翅飛過去種，只能任其荒蕪；而整天不出門，躲在家中，吃什麼呀？這下子該乖乖地交出「土地證」了吧？
然而，不！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寇學書從村子裡逃走了——懷裡還揣著那張他視為神聖的「土地證」，他依然沒有屈服。
誰都能想像，在那全國城鄉都已高度組織化、網格化，居住要戶口，出門要介紹信，來客要登記，買糧要糧本，吃飯要糧票的年月，一個手無分文的農民，逃離自己的家鄉，到外面去混，是何等的艱難。
然而，中國農民的生存能力是令人吃驚的。寇學書來到了離家最近的小城市許昌，在城邊的荒地上搭了個小窩棚住下來，每天拉著輛破架子車進城去打掃公廁。那時中原縣城級的小城市還很少有沖水公廁，大都是十分原始落後、衛生條件極差的「旱廁」，全靠人工來清理打掃，而小城的環衛部門當時要麼還沒有建立，要麼是形同虛設。這就為寇學書的生存提供了一個不大的空隙。他在城裡打掃公廁，又把清理出的糞便拉到城外，找塊空地鋪開曬乾，就成了上好的天然肥料，而肥料又是當時農村緊缺的物資。人民公社的生產隊為了學大寨、創高產，急需肥料。可買化肥要按計畫分配，想要多買點，要走後門、托關係，十分艱難；而優質的天然肥料就有了廣闊的市場，寇學書的「產品」居然成了搶手貨，不愁銷路。
歷史在這裡開了個小玩笑：一年下來，公社體制之外的寇學書靠賣糞干取得的收入，竟然比在公社裡幹活的「社員」們還要高得多！我那時在離許昌不遠的農村插隊勞動，最棒的勞力一天掙十分，可每分只值一分多錢，也就是說，勞作一天只能掙到一毛多錢。可寇學書的「產品」，一架子車就能賣一塊多錢，是社員中最強勞力的十多倍。
年底，要過春節了。在外辛勞了一年的寇學書要「榮歸故里」，回家過年了。他特意買了半扇豬，掛在架子車把上，洋洋得意地回村了。他故意拉著車繞村一週，似乎是在向「公社」示威：「你們不叫我種自己的地，可我有辦法比你們過得滋潤！」——當時，生產隊在過年前殺一兩頭豬，每家能分到三斤二斤的就不錯了，寇學書的半扇豬確實叫人看了眼綠，也使社員們心亂如麻。
這是1966年的開春，村裡的工作隊已經撤離了，當政的是大隊黨支部。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思想武裝起來的支部書記從中看到了「階級鬥爭的新動向」，當然不能置之不管。於是他學著當年工作隊的腔調，向寇學書宣告：「這豬肉是你的，但村裡的井是人民公社的！你要煮肉做飯，不准從公社的井裡打水！」
老辦法：派民兵拿著棍子站在井邊，見寇學書來打水，就給他一頓棍子！
寇學書傻眼了，又差點被氣瘋了……
寇學書當時無法知道，剛開始的1966年可不是個吉祥的年頭。報紙上在批《海瑞罷官》，接著又批「三家村」、「四家店」，中國上空濃雲密佈，一場空前的政治風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降臨了。
村裡開大會，形式也變了。會場中間立起個巨大的毛主席像，人人手舉「紅寶書」，先要喊「萬壽無疆」，再念「最高指示」……可寇學書卻悄悄地擠上臺去，一直擠到毛主席像下面。當主持人宣布大批判開始時，這位老農民卻突然站起來，跳著腳，舉著巴掌向毛主席像臉上扇去，一連扇了三巴掌，每扇一巴掌，嘴裡還喊一句：
「叫你不讓我下地……」
「叫你不讓我打水……」
「叫你收走我的地……」
據寇店的人說，當時，全場的人都驚呆了，好久沒有動靜。突然有人喊了聲：「反革命——」人們才醒過神來，群呼：「打死反革命！打死反革命！」寇學書被蜂擁而上的人群打翻在地，打得血肉模糊。最後被用繩索緊緊地捆起來，送往縣看守所。在「文化大革命」中，這叫「被革命群眾扭送公安機關」。
巴掌扇在紙上，這叫什麼罪，新老刑法上似乎都沒有規定。但是「文革」中規定的「公安六條」中，有一條是「攻擊偉大領袖」，那可是彌天大罪，足以殺頭的。寇學書就是據此被投入牢房的。
寇學書被投入牢房，卻多年沒有判決，一直在看守所裡「待決」，這是為什麼？我出獄後才從看守所的工作人員那裡聽說，是因為沒有檔案。被群眾扭送來，看守所就收了。但「文革」中先是「砸爛公檢法」，接著又進駐「軍管會」，後來主管的又換成了「革委會」，看守所的主管走馬燈似的輪換，誰也沒見到寇學書被捕的審批文件。有人抓，沒人管，但也沒人敢放。於是，寇學書就在牢房裡「沉底」了，多年來連審問也沒有，終於成了那裡「資格最老」但無人過問的在押未決犯。
1976年夏天，我終於有段時間和這位老農民住在一個監號裡了。本來，看守所裡似乎有條規矩（這是我經過長期觀察發現的）：政治犯只能單獨關押，或者和形形色色的刑事犯關在一起，兩個政治犯是不能關在同一個號裡的，大概是為了防止他們思想交流和互相串聯。但是，到這年夏天，不知道外面又搞什麼運動了，進來的人突然增加，牢房裡人滿為患，一間十來平方米的監房，原來最多關五六個人，現在增加到十二三個，晚上睡覺都無法翻身。政治犯不能同號的規矩已無法維持了。一次在「查號」之後進行了「調號」（這是犯人都熟悉的專用名詞，「查號」大約每月一次，所有犯人都突然在機槍和刺刀下，被趕到院裡蹲下，讓看守進到監號中徹底搜查，氣氛十分恐怖。而「調號」則是重新宣布進住各監號犯人的名單）。我和寇學書居然住到了一起。
就近觀察這位老人，我發現他的精神似乎已經失常了。對別人的問話，他反應遲鈍，目光空洞，很少回答。
我問他，胳膊是怎麼殘廢的，他低頭不語。
我問他，多大歲數了，他兩眼茫然。
惟一能引起他注意的是開飯的哨聲。他吃飯的樣子慘不忍睹：由於雙臂雙手癱瘓，他不能端碗拿筷，就由別人把湯盛到碗裡，放在牆角的地上，把饃放在碗邊，他趴在地上，像豬一樣用嘴去拱著吃。一日三餐，都是如此，真不知道他是怎麼熬了這麼多年的。至於大小便，那就更沒法說了，全靠別人幫助……
他也有說話的時候，多半是自言自語，而且總和種莊稼有關。外面出太陽了，他會說：場上的麥子該揚場了……外面下雨了，他會說：這雨好啊，玉米該拔節了……只有一次，他說出了令我吃驚的話——他眼中突然亮光一閃，毫無緣由地說：「我當皇上了，全國一個縣給我上貢一粒米，就夠煮一鍋飯了……」
一個當時已經關了七年、名叫韓栓緊的老「投機倒把犯」告訴我，寇學書的胳膊是進看守所後，被「上繩」捆壞的。他說，那時寇學書很不老實，天天胡喊亂叫，說反動話。看守把他提到院裡，給他來了個「五花大綁」——他還頗為內行地說，別小看「法繩」這刑具，「上繩」的學問可大了，繩子的粗細，捆的部位和勁道，以及「上繩」的時間，都大有講究。最狠的就是「五花大綁」，用小拇指粗細的繩子，狠狠地捆進肉裡，再從背後收緊，沒有人能扛過15分鐘。超過15分鐘，兩臂就變得黑青，神經就壞死了，解開後也無法恢復了。寇學書就是被捆成這樣的。
他還告訴我，寇學書比他大8歲，進來的時候大約是62歲，現在住了10年，應該是72歲了。他還說，這些年來，沒見有人來給寇學書送過衣服和日用品。
我和寇學書同住一號的時間不長，只有一個來月。
這年夏天的氣候似乎格外悶熱，一個監號裡睡了十多個人，只有一扇小窗通風，人挨人，肉擠肉，熱得大汗淋漓，室內汗氣尿氣熏人，讓人幾乎窒息。沒有幾個人能睡得著。昏昏沉沉中，我突然發現躺在身邊的寇學書有點異樣，臉色鐵青，毫無生氣。伸手一摸，已經沒有呼吸，渾身冰涼。我連忙爬起來，向外面執勤的哨兵喊道：「死人了！寇學書死了！」哨兵叫來看守，看守隔著小窗看了看，說：「喊什麼喊，死了就死了，放在那裡吧。看守所有規定，夜裡不准開監號門。等天亮再說吧！」說完就走了。
身邊挨著一具死屍，這一夜是怎麼熬到天明的，我已經回憶不起來了。只記得寇學書那瘦骨嶙峋的軀體越來越僵硬，刻滿皺紋的面孔似乎越來越猙獰，我強迫自己閉上眼睛，盡量不去看他。
我是一個在城里長大、在學校裡成人的所謂知識份子。儘管曾參加過「四清」，還到河南農村接受過幾年「再教育」，但是，真正開始嚴肅地思考農村、農民和農業問題，是在鐵窗下，在寇學書的屍體旁的這個不眠之夜。
好不容易，天終於亮了。看守來打開牢門，讓我和幾個犯人把寇學書的屍體抬到院裡。那裡停著一輛破舊的架子車，寇學書被扔在車上，由一個農村模樣的人拉出看守所的大門了。我突發奇想：這架子車是不是寇學書拉大糞的那輛？來人是他的親戚，還是他拉大糞的同夥？這位72歲的老貧農，在熬過十年的鐵窗生涯後，終於獲得自由了，真讓我羨慕。而我還要在這裡呆多少年呢？將來我將如何走出這個大門呢？或許也要像寇學書一樣……
兩年多以後，我竟然活著走出了這個鐵門緊鎖的大院，並且意外地獲得了「平反」。不過，我始終沒有聽說有人為瘐斃在這裡的寇學書「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