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一直有一個疑問——「到底什麼叫做改革開放？」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我也想找到一個適當的場合來陳述我的想法。我在《資本主義精神和社會主義改革》一書中，以一個學者的身份來談一談我心目中的改革開放應該是一個什麼樣的思維。
有很多人說我是「反改革」，說我忽略了鄧小平先生提出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道理，像這一類的批評，已經見怪不怪了。因為這類批評對我來講，已經是司空見慣。我要請各位思考一下，你認為我們的改革開放是成功的嗎？我們回頭看一看，鄧小平說過一句話：「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各位注意到沒有，當時講這句話的時候，全國老百姓是一致支持的。當時在「社會主義」的環境裡，竟然能夠喊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可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有什麼條件呢？我想把這個條件重新定義清楚，我不希望在這個基本問題上面，我們學術界或者企業界再有任何爭論，以及任何的懷疑。它的條件就是，可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可是其他人不能變得更貧窮，這就是原則。也就是鄧小平所說的「走向共同富裕」。
今天你們可能會懷疑，這個制度有效率嗎？一個注重公平，一個以公平為基本原則的制度（包括美國和歐洲）是有效率的嗎？我告訴各位，我不想談論它是不是有效率，但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如果你把公平放棄了的話，馬克思的預言就會成為真實。這不是我個人的理解，這是西方這麼多偉大的經濟學家和偉大的政府政策制定人一致的結論。今天你翻開資本主義精神的代表著作——比如微觀經濟學，會發現效率改進的先決條件（帕累托改進）竟然是以公平為基礎。什麼是以公平為主呢？就是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但其他的人不能更貧窮。
但是現在，我們走到了什麼地步呢？基尼係數從當時改革開放的接近於零到現在的0.5，你們覺得我們的改革開放符合歷史的發展規律嗎？我絕對不能接受這種導致一部分人富起來而由其他人負擔社會成本的改革。我在這裡再次闡述一下我的觀點，並把我國在這二十幾年來的改革開放一條一條列出來，做一個評論。
談談我們的教育改革。我對政府官員和企業老總講了這麼一句話，我說：「各位來賓，你們記不記得，二十多年前你考上清華、北大的那個情景。你當然記得。你的父母含著眼淚把你送到火車站。他們買不起硬臥車票，給你買一張硬座的站票，讓你站到北京上清華大學。你畢業了，功成名就之後，把你的父母接到大城市居住，而你就開始搞教育產業化的改革了，你斷送了當初和你一樣貧窮的農村子弟唯一脫貧致富的機會，因為學費提高的結果是他們再也念不起大學了，你怎麼忍心啊？」
什麼叫教育改革？這是最為荒謬的一種改革。市場化就是通過價格機能，使得供需平衡。你怎麼能夠把市場化的概念引入到教育裡面呢？教育本身就是精英取向的供需不平衡的制度，你把市場化的概念引入教育制度裡面來幹什麼呢？要搞供需平衡嗎？到最後你要花更高的學費才能進大學。我們沒有政府大規模的貸款制度來補貼窮人，如果你進行市場化，其結果是讓很多的農村青年不是因為成績不好念不起大學，而是因為沒有錢念不起大學。配套的制度和措施是教育改革的先決條件。我們沒有這種配套措施，你怎麼敢隨便把市場化的概念放在教育改革裡面呢？這又是一個改革成本由全社會最為貧窮的人來承擔的荒謬改革。
我們再來看看醫療改革！當一個急診的病人送到醫院去的時候，部分的醫院第一句話不是「你哪裡不舒服呀？」而是「你有沒有保證金呀？」如果你沒有，你就在走廊裡等死吧！我們可能見怪不怪，可是我告訴你，在香港任何一家醫院，病人看急診是免費的。各位知道香港老百姓為什麼願意出這筆錢嗎？因為這是對人性、對弱勢群體最起碼的關懷。我們這裡有嗎？我還要告訴各位同學，你到美國看病是什麼情況。美國的法律規定，必須先給你治病，治完病之後再向你收錢，如果錢不夠，可以分期付款。這是對於弱者的關懷與情懷！可是我們今天有嗎？當然我承認政府在這方面也在努力做好，例如我們第18次調低藥品的費用。但是問題不在這裡，是在一個沒有法治化的遊戲規則之下，你控制不住收費的標準，尤其是控制不住民營醫院的收費標準。
在美國，看病的保險不是每一個美國人都有的。在美國相當多的窮人是沒有保險的。保險需要一年幾千美元。綜觀美國、歐洲、亞洲，幾乎沒有哪一個國家的醫療改革是成功的。既然醫療改革是這麼的艱難，醫療改革的問題是這麼的多，我們怎麼敢這麼輕意把市場化的概念強加在醫改上呢！這種改革還不如不改，因為你太不瞭解國際大勢了，你把市場化看得太神聖了。最後我們發現，很多民營企業家打著醫改市場化的招牌大賺利潤，而成本卻由社會上的病人來承擔，這又是一個改革利益屬於少數人，而改革成本由社會大眾承擔的錯誤改革。
這就是我們的醫療改革。那麼我們其他的改革呢？比如說「股改」。什麼叫做「股改」，我們到底清不清楚「股改」的概念？讓我們回頭看一下英國這個「邪惡的帝國主義」怎麼做「股改」的！英國有很多的國營企業，所以在撒切爾夫人時代進行了「股改」。但是「股改」有股改的原則，這種改革都是和國企改革相對應的，那就是經營好的國有企業進行「股改」，而經營不好的國有企業不能進行「股改」。因為「股改」本身牽扯到英國中央政府的背書。只要政府把壞的公司推出，股民賠了錢之後就會罵英國政府。中央政府怎麼敢對老百姓言而失信，怎麼敢在老百姓的心目之中失去其信用形象呢？因此，只有把好公司進行「股改」，希望老百姓可以賺錢。而現在我們的「股改」，是好好壞壞的公司全部進行「股改」！最後的代價就是我們的政府將信用一起賠了進去。
最後我只問監管單位三句話，第一，你敢不敢保證上市公司在「股改」前不大量收購流通股？你不敢保證。第二，你敢不敢保證上市公司不敢篡改選票，不敢賄賂選民？你也不敢保證。我們已經知道的賄選事件，曾經在上海被大規模報導。第三，你敢不敢保證，推出法人股之後，上市公司不會製造假消息，在高位套現離場，坑害股民？最後，監管單位什麼都不能保證！而在什麼都不能保證的情況之下進行「股改」，甚至把壞公司都一起進行「股改」，這就是對政府信用的破壞，也是對股民的再一次掠奪！是讓全體的股民一起跟著受罪，承擔著改革的成本。這種「股改」能夠成功嗎？「股改」失敗之後怎麼辦？就算了嗎？誰負責呢？在今天日益複雜的經濟環境中，我們這種簡單地引用一些國外的先進概念而創造的政策，必須要檢討。
我們今天太喜歡使用表面簡單膚淺的現象進行改革，而不實事求是地深究各種改革的本質問題，這才是改革的最大危機之所在。當然，還有很多改革都值得我們批評和關注，包括農業改革、房改、金融改革、銀行改革，其共同的結果就是改革由少數既得利益者獨享改革成果，而改革成本由全社會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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