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如山去臺灣，龍應臺到大陸……
為何有此南轅，有彼北轍？是「兩代」、還是「兩位」知識份子的不同？稍作比較我們就能夠看到，在這個看來平常偶然的現象中，實際上存在著歷史、政治、社會，文化思想以及更深刻的知識份子追求問題。
觀察描述這個問題的角度很多，但是筆者想從「文化政治」還是「政治文化」這兩個概念入手。
由於現代社會學、政治學、哲學的方法都是來自西方，因此現代思想描述、分析使用的概念思想都是來自西方。所以要想使得描述、分析清晰準確就必須首先明白自己使用的是哪個概念，對應的是哪個西文。否則任何一篇中文分析性的文字都不會清晰。
中文的「文化政治」實際上涉及的是兩個概念，一個是Cultural Politics（亦或Politicize Culture），「政治化的文化」，一個是Politics of Culture，「文化中的政治」。在前者是使用文化問題但實際上過問的是政治，也就是用文化來參與政治。在後者，雖然是在文化領域中，然而他在這個領域中進行的不是文化問題的探索，而是「政治」活動。這裡文化領域的「政治」活動並非指的是與現實社會中的政治相關的東西，而是指本意的Politics，即文化領域中的人士往來，名利運作。
「文化政治」的兩個方向雖然不同，但是對於一些個人往往很難把他究竟是在此方向還是彼方向涇渭分明地區別開來。儘管如此，可以肯定說的是，它涉及的不是文化問題，而是不同的政治問題。
「政治文化」則與前者不同，它涉及的是Political Culture，或者說Culture of Politics。總之它涉及的是文化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它所涉及的政治是因為要分析這種政治的文化內容。而不是為了政治目的。
弄清這兩個問題，你就會明白齊如山和龍應臺的不同在哪裡，為什麼齊如山去臺灣，龍應臺到大陸。由此，你就會清楚齊如山、龍應臺二人在文化問題上的不同根基，對文化問題的不同態度、作法和去向。說到底，你會看到一位是由於文化，一位是因為政治。
去大陸的龍應臺女士也的確是因為政治，因為龍應臺女士究其半生基本從事的都是「文化政治」。從她的《野火集》成名作開始，龍應臺女士關心的就是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可能事實上還不止如此，龍應臺女士的性格大約先天就擁有這種特點，在她學習研究英語文學的時候，在大學工作的時候，她關心的也是文學的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同樣，《野火集》後龍應臺女士的作品也沒有離開過社會和政治問題。
龍應臺從臺灣到美國，從美國到臺灣，再到德國、歐洲，這是三個反差巨大的文化，但是這三種文化的明顯不同，中西，歐美，英語文化和德語文化所顯示出來的巨大不同，所帶來的歷史，以及現實社會和政治現象、歷史結果的不同，並沒有引起龍應臺對於文化問題、文化哲學問題、政治文化問題的興趣。她的興趣，她的寫作始終圍繞著「文化政治」問題。
大約十年前龍應臺重新回到臺灣擔任臺北文化局長，就更是一個「文化政治」職位。她主要從事的是文化領域中的資源分配問題與如何建設問題……，說到底，都是政治問題。即便是為那些真正文化事業，真正文化的研究開放綠燈，鋪平道路，那當然也是文化領域中的政治問題。
從臺北文化局長下來，以及此前、此後的去大陸，龍應臺女士涉足的同樣是「文化政治」問題。大陸的樣板戲《紅燈記》到臺灣，龍應臺帶著母親去看，所談到、想到的還是政治問題，而非文化問題。
對於共產黨文化是一種什麼文化，它和傳統的關係，和現代社會的文化的異同，這不是龍應臺女士最關心的問題，和想要探究的問題，這大約也就是龍應臺女士能夠在大陸的水流中弄潮的原因。因為你涉足的是「文化政治」，你才會和那些在文化精神上和你格格不入的人圓融地交流，才能夠把那種假大空的，完全意識形態化的樣板戲的「宣傳」當作「歷史」來討論。
七十二歲離鄉背井、逃生到臺灣的齊如山先生，和龍應臺女士形成對比，他是因為文化的原因而逃亡到臺灣的。他是一個文化所化之人，他關心的是文化，從事的是文化，因此他深知在共產黨社會沒有他的生存空間，文化活動空間，甚至沒有那種廣義的「政治」——人際交往的空間。
受傳統教育的齊如山先生青少年時代在同文堂學習德語和法語，在辛亥革命前曾經介入政治支持革命黨人，曾經三次到法國。但是先天的氣質使得他沒有更深地被捲入政治，對文化的興趣更使得他在專注京劇研究後，從幼稚的片面西化思想轉向了對傳統文化，民俗文化的開掘、認知和推崇。
仔細對比你就會發現，齊如山西渡，龍應臺留洋，在文化問題上，對他們各自產生的結果竟如此不同！而在這個基礎上，齊如山南逃，龍應臺北去，在政治問題上他們各自的反應也真的是南轅和北轍。
齊如山的經歷使得很多人，包括梅蘭芳在內，認為他是非政治人，甚至還做過很多所謂「進步」事情，因此不必自尋離鄉背井之苦。然而，只有齊如山自己知道——不同文化精神潛在的那種巨大的對抗性，格格不入性，只有他自己知道，對他，只有去臺灣，而沒有龍應臺那種到大陸的可能。
對這個問題的感覺，齊如山當然不是第一人，當年王國維的投湖自沉就是為此。文化的種子，文化的參天大樹只有選擇自己生存的土壤，否則就是絕路。
齊如山去臺灣，龍應臺到大陸，讓人看到在知識人精神上的巨大差距。
齊如山沒有等到樣板戲的出現就駕鶴西去了。然而，齊如山對樣板戲的態度卻肯定是厭惡的。因為在他逃離大陸的途中，途經上海，梅蘭芳邀請他去看《生死恨》的電影拍攝，他坦率地加以拒絕，認為「好不了」的談話；他對於京劇特點的認識決定了他對京劇的所謂「西化」改革的否定性看法，更何談那種極端西化的，也就是完全意識形態化的、服務於政治的宣傳劇，那種咬牙、瞪眼、挺胸、跺腳的假大空的表演方式。
如果齊如山看樣板戲，可以想見他肯定是從京劇、文化的角度去看，而不是龍應臺那種從「政治」角度，從兩岸交往的角度評說樣板戲。這就是「文化政治」和「政治文化」的不同，知識氣質的不同！
齊如山的看法注定了他肯定是鄙棄，無法容忍這種粗劣的對京劇形式的濫用和踐踏。因為即便是譚元壽都能夠看到樣板戲不是京劇，更何談齊如山這樣的京劇大「家」。
在藝術的土地，傳統的環境，自由的空氣中，只有熱衷於政治的人才能夠視而不見這種文化的不同，容忍這種甚至可說對「傳統」、對「京劇」的近乎荒謬的嘲諷。
如今，齊如山去臺灣，已駕鶴西去，但他為我們留下了孕育我們文化思想的不盡源泉，我們華人文化的根本精神。
時下，龍應臺到大陸，再返回臺灣擔任文化部長，而她從事的依然是「文化政治」活動。
「文化政治」和「政治文化」的確有其關聯的地方。政治文化探究的是文化的根本問題，傳統的基礎。固然，沒有「文化政治」的「政治文化」可能會缺少生氣，然而，沒有深刻的對「政治文化」的關懷和探究的「文化政治」卻肯定是輕浮的，甚至會亂了方寸。
齊如山去臺灣，龍應臺到大陸，《紅燈記》來寶島，在兩岸的交流中，如果沒有齊如山這樣的文化人，沒了齊如山帶到臺灣的靈魂，而只剩下從政治上談論《紅燈記》，只有「文化政治」，那臺灣就危險了。因為沒了堅實的價值基礎，臺灣寶島就有沉淪的可能，被大海再次淹沒的可能，而那時，齊如山的後人就無家可歸了。
齊如山去臺灣，龍應臺到大陸，帶給我們的問題實在是深刻的問題，涉及的思想的確是根本的思想。
齊如山去臺灣，六十年過去，臺灣曾經為了自己的安全，用漢賊不兩立的隔絕及反對來保護自己，曾幾何時，現在臺灣以為自己強壯到不必懼怕那個毛賊了。「他比賊壯」甚至使得有些人以為賊不再是賊了。可臺灣人可曾忘記「賊心不死」這個中國成語，是否忽視了「賊膽包天」這個危險？！然而，這一切還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沒了根基的「文化政治」。
沒了齊如山的臺灣，「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