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政治言論充滿了對中國崛起之威脅與恐懼的反應，最明顯的體現便是歐巴馬政府把戰略重心轉向東亞，以及大老黨總統候選人米特·羅姆尼不斷承諾要讓"貨幣操縱者"中國為其對美國帶來的經濟破壞負責。上週，賺錢心切的《經濟學家》雜誌迫不及待地抓住這種誇張說辭，又一次用刺眼的封面赫然向我們宣告"國家資本主義的崛起"。而雜誌封面上的副標題立即告訴我們，這是"新興世界的新模式"。
悲哀的是，這是一種在當今西方盛行的戰略思想狀態。
迅速瀏覽一下《經濟學家》的特別報導，我們就會發現真的是天下無新事。這家歷久不衰的英國雜誌只是在重複我在2009年出版的《大國》一書中的內容：第一個偉大的後來居上式國家資本主義模式正是由時任美國財長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於1791年在他的《製造業報告》中提出來的。
漢密爾頓充滿雄心壯志：他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涵蓋整個大陸的共同市場，從而幫助美國崛起成為世界大國。他計畫國家強力介入經濟發展，確定需要大力發展的行業，使用關稅保護和優惠信貸幫助其發展。在喬治·華盛頓的領導下，哈密爾頓相信美國應該首先發展軍火工業。
此外，政府批准並支持工業間諜，當時的超級大國英國是其主要目標。哈密爾頓進一步指導美國政府，為偷來的技術申請專利。其傳記作者羅恩·切爾諾寫道，"和前人一樣，哈密爾頓將財政部的全部許可權置於偷來的英國商業秘密之後。"
漢密爾頓毫不諱言他的雄心壯志：早在1774年他就預言，"50年或60年之後，美國將不再需要英國的保護"。
需要提醒一下嗎？
那個時候，全球的自由貿易是靠英國強大的軍事力量來保證的，崛起的美國不喜歡搭英國軍事力量的便車。英國的英鎊和皇家海軍掌控著那種早期的全球化，以及作為其主要擴張工具的極其瘋狂的殖民活動。如今，除了沒有進行剝削性的殖民活動，美國完全取代了英國的角色，結果是在分布式經濟發展方面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進步。
美國式的全球化並不鼓勵大國通過殖民活動實現崛起，而是讓那些和平崛起的國家得到報償。不過，那些成功實現和平崛起的國家由於總是需要對美國制訂的規則唯命是從，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怨言，這是很自然的事。
在這點上，中國幾乎也不例外。
鄧小平1979年關於中國未來的設想跟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當初的目標異曲同工。如歷史學家邁克爾·馬蒂所言："鄧小平的願望是創建一套經濟制度，從而讓中國在21世紀中期前成為富裕的強國"。對外，中國要採取避免陷入危險處境的外交政策，這跟華盛頓在美國建國之初主張採取的政策非常相似；對內，發展的重點將是城市化、工業化、吸引外資和最大限度增加出口收入，同時採取大量的貿易保護主義做法和工業間諜活動，以扶植有朝一日將主宰全球市場的國內企業。
這基本上就是美國在19世紀初的制度，甚至連一黨精英統治——這類似於美國早期的"和睦時代"——以及對政治黨派主義的強烈反感也如出一轍。
然而，有人卻告訴我們，中國的模式終究是"新的"——《經濟學家》聲稱，中國模式促進了以往由日本、韓國、特別是新加坡所代表的對"亞洲價值觀"的重視。而且，他們還告訴我們，這種對社會和諧的重視要優於西方的個人主義理念。對於中國經濟增長模型的景仰者而言，後冷戰時代發生的事情，從蘇聯的崩潰到無數"顏色革命"和民主化"之春"，都無法撼動其堅定信仰，從上至下的經濟增長模式優於一切。
自然，當崛起的亞洲扮演發展中國家首當其衝的整合力量的時候，其他發展中國家會把沿襲這條老路作為拯救自我的辦法——於是便有了"新興世界的新模式"一說。但是這不過是歷史再一次在重複它自己，就像雞生蛋，蛋生雞一樣。
那麼美國為什麼會仍然輕信這麼離譜的噱頭呢?
中國的發展歷程沒有什麼神秘可言：在鄧小平領導下，中國從中央集權的社會主義過渡到政府指導的資本主義，現在正在避免進入發展的死胡同——寡頭資本主義或家族精英統治，而弗拉基米爾·普京統治的俄羅斯和大多數中東國家的君主政體眼下就陷入了這樣的死胡同。
但是，中國所取得的成就恰恰讓它進入了日本、韓國和新加坡在二三十年前具有的發展狀況。日本和韓國是從那時起開始自我調整，成為了"大企業"式的資本主義國家，北京顯然也試圖通過其"走向世界"戰略做到這一點。與此同時，島國新加坡在邁向純粹企業化資本主義的過程中走得更遠，就像中國香港和以色列：它們都是小國家或小地區，所有的初創企業要麼走向全球，要麼就因內需不足而倒閉。同樣，中國也表達了類似的野心，在最近把重點放在了"本土創新"上。
在這兩類目標之外，還有一種美國經濟模式——在大企業周圍圍繞著無數的創業者。這一模式的維繫必須有高度流動的金融市場和大規模的國內消費，眾所周知這些就是中國今後爭取實現的目標。
這種模式的重大挑戰在於，完全開放的資本主義——即19世紀晚期的美國和20世紀晚期的中國所奉行的制度——會帶來嚴重不平等、環境破壞和無法壓制的民粹主義運動。中國目前就面臨著這些困難，而除了走"任人唯親的資本主義"路線，其知難而退的反應卻一點也沒有新意。更有甚者，中國在這方面的絕望心態不言自明：黨的精英們吸取近期共產主義歷史的經驗教訓，知道無法進行改革，他們現在正在恢復儒家思想，作為黨在意識形態上的救命稻草。
但是，階級賄賂型統合主義有其侷限，如同Wikistrat分析家羅利·丹尼爾在其最近一篇紐約大學國際事務中心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國共產黨收買中產階級，用財富積累換取他們接受一黨專政，同時壓制底層階級的需求，既不讓他們尋求上升，嘗到中產的甜頭，也不他們自我管理其經濟困境。簡而言之，每個人都知道他們在社會中的位置——對於拼搶的農民或者剛剛加入城市化社會經濟條件惡化的人群——耐心等待，未來會好的。
再提醒一下？
目前，中國已經快要到達美國在19世紀晚期所到達的那種爆發極限：中國要麼採取類似於美國的進步議程，接受中產階級的民主治理，要麼遭遇持續的自下而上的革命嘗試。
與此同時，美國領導層的正確做法是發現和解決我們自身內部的發展挑戰，而不是引導選民去關注假想中的與中國的衝突——在中國身上，我們將根本找不到急需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