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下放成風，除了知青下放，又有居民下放，一些家庭成分不好的被全家下放到農村。這些人家被限期下到農村，他們只得鎖上城裡自家的門，攜老扶幼，拖家帶口，被汽車運送下鄉，有的被丟在岔道口。有的大隊不收，無人來接。這就苦了下放的人，叫天不應，叫地無聲，進退不能，不知如何是好。下到農村，逢到好心的鄉民，便慶幸不已。迂到刁鑽的人，則就度日如年了。下放幹部情況也差不多。他們有的從老遠的大城市被一擼到底。下放到一個地處深山密林的小村落，既人地生疏，又生活無門，真到了山窮水盡地步。有的在農村撐不下去，丟了性命。有的老人熬不過幾天就大病不起，農家忌諱，不讓生人死在村裡，下放家人只好把病危老人搬到村口的茅草棚中奄奄等死。一些原本在城裡中小學教書的老師，由於「出身不好」，也被趕到農村去教書，有的分配到高山深林的村子去。人都有一定的適應能力，久而久之，這些下放的人有的雖然活得十分窩囊，死了好幾個，但大部分總算活下來了。他們覺得農村也有趣，山中有許多隨便可採的紅菰、香菰、竹筍、草藥、野果，還有可做傢俱的木頭。田裡、水溝裡還有、田螺、泥鰍和魚蝦。當地人抱怨，下放幹部採菰時把菰種也搞光了，抓魚時把小魚也撈完了，許多東西都被一掃光。後來落實政策，許多下放的人可以回城，他們便自己動手，製作了小凳子，小圓桌，小木箱設法往城裡搬。這些用具回城後可真派上用場。居民回到城裡，發現房子霉跡斑斑，蛛網滿室。有的房子頻臨倒塌，有的則被他人佔用。但改革開放後，大家生活不斷提高，城市傢俱式樣在大步改進，這些農村帶回的傢俱太不時髦了，於是成了一種牽起坎坷回憶的紀念。
知青下放與居民下放、幹部下放，又有不同。知青下放，出工回來，做飯、洗衣、縫補全靠自己。有的知青下放時才十七、八歲，還是個少不更事的孩子。突然離開父母，到一個離家遙遠，人地生疏的農村去獨立生活，艱辛可想而知。剛下鄉時，有些新鮮好玩。久而久之，看到人家走門路，送厚禮，託人情（文革時腐敗己經拉開了序幕）紛紛上調回城，於是慌了手腳。隨著年齡越來越大，婚姻、工作無著，城裡父母多病，無人照應。於是焦急萬分，這給一些不良分子有了可稱之機。知青要上調，有幾種人把關：所在地大隊書記，公社書記，城市四面辦幹部，知青帶隊幹部。這些人中的不良分子重點動起了女知青的腦筋。他們向女知青暗示，如果上調辦成了，「如何謝我？」女知青提出買一架上海牌手錶相送。對方仍說「你認為我最需要什麼？」經過糾纏，女知青終於明白了。她們自我防範意識甚差，為了前途，就這樣中了圈套。有一個大隊書記的兒子，憑藉老爹對知青的生殺大權，竟姦污了7個女知青。若沒有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他作夢也別想吃到這麼多的「天鵝肉」。如今可是她們主動送上門的。女知青上調後，出於羞恥之心，也怕把付出大代價的收穫丟失，自然守口如瓶。這讓大隊書記兒子一類佔到便宜的傢伙暗自高興。這是文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陷入困境的男知青又不一樣，他們絕望之餘開始膽大妄為，在農村逃避出工，偷雞打狗，暗中毀壞莊稼。有的睜著紅眼，陰沉著臉，手持柴刀，揚言要殺人。農村人對下鄉來的幹部總是警告說，不要去惹他，他會殺人。有的知青下鄉，出工賺不到生活，還向家裡要錢要糧，羞於見人。離家遠的知青，積不到路費，實在想家又多年不能回家。悲情難抑的於是自殺。後來在各地建立知青點，全體知青集在一個點，情況略有好轉。
1967年開始，造反派分裂，先是辯論，而後發展成武鬥，幾派都去衝擊部隊，搶奪槍支彈藥。原本平靜的街道令人難以置信地用沙包壘起了雕堡，擺上了鐵絲網，駕起了從部隊搶來的機槍。各派佔領的制高點，也架了重機槍。一時街上炸彈聲、槍聲響成一片，讓行人提心吊膽。一個女人早起去河邊園中採豆角，不知何來一槍，應聲倒地，頓時喪命；一個中專生上街，一出弄堂就被擊中，屍體擺放一天無人認領；一個青年人剛結婚，被派去大橋放哨，遠處掃來一梭子彈，腦袋全打碎；有一部反映文革武鬥的電影叫《楓》，講的就是兩派在武鬥時，身為領頭人的姐姐將對方派弟弟擊斃的故事，類似這種情況，在當時的現實中並不少見。中央有話，「文革」中打死人（包括誤傷）不追究，於是以後武鬥死得更多。當時由於有部隊和民兵介入，兩派武鬥很講戰術，有進攻戰、防禦戰、伏擊戰、偷襲戰，有時一戰下來死七八個；有時見一隊突擊手，三、四個人抬著一架重機槍，對著一座高樓狂掃，嚇得街上的百姓趕緊東躲西藏，一條街頓成死城；雙方武鬥，打死的稱「烈士」，於是上千人抬屍遊行，喊口號，放國際歌音樂，扛花圈，放鞭炮，隊伍有意通過對立派的防區，雙方劍拔弩張，戰爭一觸即發，居民們為此捏一把汗。
家庭也出了派性。我有家親戚，原本十分和諧，但文革中卻各自參加了不同派，常為觀點不同而吵得不可開交。一次上門女婿拔出手槍對著岳父的頭，說要「崩掉你。」為派吵架的家庭很多。中央對此很是讚賞，說大家都在關心國家大事了。
文革時「四類分子」被隨意處置。有的「四類分子」召集人， 被派去通知「四類分子」開會，沒有完成任務，回來被活活打死，死者滿身是血，造反派通知其親屬收屍，親屬大氣也不敢喘；有的「四類分子」身上被隨意掛上手榴彈，下手人用煙頭點著導火線做遊戲，「四類分子」被炸得粉碎。文革中「四類分子」如同牲口，可以隨意宰割。
有一個戴著「歷史反革命」帽子的人去磨巴蕉芋，倒霉地是巴蕉芋一倒進磨槽，機器便停轉了。大隊幹部想由此抓個「階級鬥爭」的典型，硬說他在巴蕉芋中藏了雷管。事實是此時一個農民在河邊放牛，牛腳踩到水閘門，水停轉，機器也停轉。大隊幹部雖然未查到有雷管爆炸痕跡，也知道了牛踩水閘的事，為了把「階級鬥爭一抓到底」，還是把磨芋人押送城裡關了半個月。後來又無中生有說此人家中有藏匿武器，又把他十分破爛的房子地板、牆壁到處挖洞，當然又是空忙一回。這次「抓階級鬥爭典型」並沒有抓出成績。
有個公社書記，以談改造思想為名，強迫一個地主十六歲的女兒搞雞姦，事情敗露後，給他安的罪名是「喪失階級立場，腐化墮落」，並不提殘害少女的罪名。
春節是中國人的大喜日，這一天都要說吉利話，做吉利事，逢好兆頭。但偏有七八個「有問題的」中學教師，「四類分子」則在大年初一由學生押著，被趕了上街，他們頭上戴著高帽，身上拴著繩子，手上敲著鑼鼓，邊走邊念「我XXX」，並要呼喊打倒自己的口號，還要加上一些自我污蔑的詞，讓這些高水平的教師威風掃地。他們遊街後回家，親人趕緊做了一碗雞蛋面，好讓他們驅除晦氣。
文革中批判「師道尊嚴」，提出「知識越多越反動」，「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報上見一則消息，一個幼兒園老師上課時要小朋友「小手放放好，小腳並併攏」而被批鬥，說她宣揚了「師道尊嚴」；家鄉有一所小學，女老師被男學生勒令站住，這個學生爬上高臺對著女老師的臉小便，女老師還不敢躲開，過後只好含淚拭去；有的小學生把大便、蛇放到女老師的包裡取樂。
文革中的教師特別沒有地位，被歸入「臭老九」之列，連老婆都難找。
中央又髮指示，「深挖洞，廣積糧，要準備打仗。」上級領導要求各單位都要挖防空洞。許多單位聞風而動，緊急動員。挖洞人員實行三班倒，晚上直干到通宵。一個小小的縣城，一個月就挖出了大小不等的幾百個防空洞。加夜班的吃一餐夜點，不收糧票不收錢，雖然很辛苦，但覺得也值，白吃了一餐。美帝蘇修並沒有派飛機來，防空洞也就派不上用場。後來有的崩塌了，有的堆放垃圾，有的被老百姓用來關雞鴨，貓狗。改革開放後，有的被整理成冷飲冰廳，有的給水果商儲香蕉，更多的則在舊城改造時被剷平。總之大多數是廢棄了。即便如此也不能說「勞民傷財」。就如1958年大煉鋼鐵，學校停課一兩個月，組織上千師生去淘鐵砂，有的深山樹木被砍光去燒炭，師生日夜加班煉鐵，損廢了大批工具。還動員學生獻鐵。有的人家相信共產主義就要到了，吃大鍋飯了，家裡的東西用不著了，因而把正在煮飯用的鍋也獻了出來。忙乎了一陣，結果根本煉不出好鐵來，於是連生鐵、鐵渣、鵝卵石、泥土、木炭板結在一起交帳。大堆剩餘鐵砂則乘天黑偷著倒掉、填埋。明擺著得不償失，但報紙指責「得不償失，勞民傷財」是右派言論，所以大家只是心中有數，不說罷了。後來才知來頭，批「得不償失」是衝著彭德懷來的。
有一座地區級行政機關辦公樓群，有長長的圍牆。牆面原為白色，「紅海洋」時刷成紅色，林彪提出「準備打仗」時塗成黑色，覺得不符防空規範，馬上又改成綠色，大面積的牆面用的也都是漆。後來說是防美帝蘇修來轟炸，機關索性搬走了。還有一些單位較高的樓頂則每天播上綠色樹枝來子防空，一天一換，因為太麻煩，改成幾天一換。有一個縣則把千年的古塔也拆了，說會給美帝蘇修的飛機當目標。
文革時期已從三年飢荒中走過來，略有好轉，但百姓仍然窮。特別農民，大多衣衫襤褸，神情麻木，並不見有「翻身」的跡象。儘管「貧下中農」在文革口號中響噹噹，但去農村看看，全不是一回事。許多農家孩子大寒天氣仍缺寒衣，上身穿著極不合身的大人舊棉襖，下身只穿勉強遮住膝蓋的單褲，沒有襪子，全身凍得發紫、發顫，滿臉沾著干鼻涕眼淚，常在村邊燒松枝烤火，以至煙灰扑面。有的農戶儘管缺衣少穿，但為了急用，還是含著淚把領來的布票賣掉。他們後山種的果樹，也會被砍掉，他們挑地瓜苗到城裡去賣，照樣會被沒收，菜籃會被踩扁。他們如果對水稻密植、對「割資本主義尾巴」等農村政策懷有異議，照樣會被拉去批鬥。城裡工作組到農村，帶著一把尺子，站在田埂上對著插好的秧苗橫量直量，凡超過了四寸的便要農民拔掉重種。農民拗不過，只得拔掉重來。工作組一走，農民又返回原來種法，並說，「你們可以一拍屁股走人，長不出莊稼，餓死的是我們。」此話被人上告，「貧下中農」也挨批，罪名是「反對密植，對抗工作組。」一些貧下中農勞動是老把式，從不偷懶，但在實行「政治評工分」的時期，他們卻成了「三角勞力」，遠不如上午十點多走到田頭，召集農民讀幾段語錄，念一篇《人民日報》社論就回家睡覺的來得吃香，這些人往往工分最高。「四類分子」就更糟了無論他們怎麼幹，工分也最多是三角勞力，一天七分左右。平時還要被大隊派許多義務工，如抬重物，修水庫，打掃會場等。
城裡經常派幹部組成工作隊，到農村去抓階級鬥爭。下農村必須與貧下中農「打成一片」，搞「三共同」（同吃、同住、同勞動），這時幹部們親身感受到了農民的極端貧困。床上被褥破破爛爛，草蓆下墊著霉味的稻草，跳蚤成群。老年人生著病，因無錢醫治，只是熬著。煮菜無油下鍋，天天吃著清水海帶煮蘿蔔、還有自製的豆腐乳、咸菜。有的人家用一塊發焦的豬皮在鍋邊上擦了一遍，算是下油了。還把肉皮收起來，說是下次還要再用。無論干飯、稀飯，都摻進大量地瓜絲。這種東西，現在農民只是用來餵豬。住房都是木板房，難擋風雨。有的住土改時從地主家分得的房子，也因年久失修，破爛不堪了。家中除了農具和破破爛爛幾件傢俱外，可謂一無所有。好些小孩無法入學，從小就幫大人幹活，抵勞力，看著都心酸！農民也有生活好些的，主要是勞力較強的，或家裡有人在工作的，但必竟少數。農民說，每年政府徵購糧食，名目繁多，有「愛國糧」、「餘糧」、「議價糧」、「加價糧」。這些糧，公社來催，大隊來催，小隊來催，工作組來催，糧站來催，無論如何逃不掉啊。交完後就嚴重缺糧了。政府有時返回一些，叫「回銷糧」，但遠遠不夠吃，只維繫一下，常要大量青菜、薯類來添補。自留地又受到嚴格限制。在大批劉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時，自留地乾脆被取消，這可把農民抗苦了。由於大隊無「副業」，田裡辛苦勞動一年，工分值很低，有的隊10公分才七分錢。也就是說，家裡一個正勞力，辛苦勞動了一天，才得七分錢，並且還要等年終分紅時才領到錢。雖說那時物價很低，但七分錢也買不了東西。平時缺錢，只好打借條去大隊借，還得要大隊書記批准。許多人年終分紅居然倒欠幾十元、上百元。副業也不是隨便可搞，要大隊分配，並且為了「堅決堵住農村資本主義道路」，搞副業有嚴格限制。城裡也在堵，農民砍一擔柴到城裡賣，好換幾斤鹽，不想挑到城裡，才放下不久，柴火、柴架連同扁擔全被糾察隊或工商所沒收了。城市糾察隊和工商所類同於現在的城管。但城管是不讓違章擺攤點，而文革中的糾察隊和工商所是根本就不准你賣東西。文革中有些成份差的農民，兒女結婚，請幾個親友，結果滿桌飯菜，連同煮菜的鍋都被沒收，擺到大隊去示眾，說是搞「三封四舊」，拉攏幹部，影響生產。人被罰，食物則擺在大隊的房間裡任其餵蒼蠅。那時政策是要把農民死捆在人民公社集體田裡勞動，但光靠這樣，生活如何維持得了？那時農民（也包括城裡人）外出要大隊打證明，限期回隊，沒有證明不能住旅社，無法買車票。如果去投親訪友，說不定迂上查戶口，先不先就會被關一夜。
文革中還有一種「貧下中農」是真正翻身了。他們平時好吃懶做，哄蒙拐騙，素來被人看不起。因善於營鑽，在文革造反風浪中走了運，扶搖直上，揚眉吐氣。這種人在小說《芙蓉鎮》人物王秋赦和《從囚徒到省委書記》人物郎仁池身上，你可以找到十分真實的樣本。《芙蓉鎮》中的王秋赦，文革結束後發了瘋，在大街上高喊「文化大革命萬歲！」「再過七八年又來一次！」何等囂張。他們緊跟「四人幫」，趾高氣揚，不可一世。文革後期，「四人幫」被抓。這些人憑藉手中權力，組織對抗。成了「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造反派頭頭。1983年全國開展「嚴打」，提出「要像當年鬥地主一樣地開展對犯罪份子的鬥爭」。這些分子受到嚴懲，有的甚至押赴了刑場。這是後話。這種人，在文革中，是特殊既得利益者。
還有一種文革特殊既得利益者。他們是真正貧下中農子弟，正趕上「推薦工農兵上大學」的好機會，於是小學還沒有畢業就上了大學。但在大學，如何讀得進書？只有去參政治。大學也不敢怠慢他們，到時候照樣讓他們領到畢業文憑。回到地方參加工作後，名曰大學生，但一無所長。但單位也不敢怠慢，於是安排他去搞人人都會做，又人人都不會做的政工一類的工作。這很可能有兩種結局：一種是順應時代潮流，入了黨，派到黨校培訓，順著形勢往前走，以後輝煌騰達了；一種是靠造反起家，在地方上為非作歹，1976年權力更迭之際，錯估了形勢，死死緊步「四人幫」後塵，與鄧小平的新政作對。這樣，他們的下場可就慘了！如今好些為文革唱讚歌的，估計是這些文革特殊利益既得者及其後代表。
文革中農村貧困，城市略好些。（即便三年大飢荒時，城市餓死的人也較少，因為起碼還有糧食定量，大人每月最少有米每月24斤，油4小兩。但因為那時每頓飯太「沒有油水」，仍感飢餓難當。）但是飢荒時期的票證，一樣也沒有少。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奶奶，在飲食店門前留連再三，後來向我討糧票，說她十分想吃包子，可惜沒有糧票。我送她二兩，她流著淚千多萬謝。有一陣，飲食店連扁食、油條都要收半兩糧票。由於物資極度匱乏，因而走後門成風，手錶、自行車、縫紉機、鐵殼熱水瓶、搪瓷臉盆、毛巾、被面、糖菸酒、魚類、油類、肉類、糕點類……都要請有關領導「批條」才能買得到。那時，口號是「以糧為綱，全面發展」。工人、學生、商店職工、機關幹部經常要下鄉支農，幫農民插秧、耘田、割水稻。一方面「工農業大發展」宣傳又震天響，但糧食、生活用品仍如此奇缺，不知「全面發展」到哪裡去了？
縣革委會竟然下發文件，動員人們去收集腐敗的水果來造酒。
文革中去照一張相，總要說過一個月來取。現在照相，立即可取。照相人說，不單是技術，也有想法，文革時吃「大鍋飯」，多干又沒有多得，何必去多干。有時還會被斥為「以生產壓革命」。（下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