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共極權擴張的謀略概要
——屬於惡魔的理性
一、引言
極權制度下，整個國家的命運成為獨裁者展示個人意志的舞臺，而民眾的意志是國家命運可有可無的註解。當代中國，胡錦濤的雙重人格，決定了中國政治的風格。對外，胡錦濤可以展現永遠不變的微笑，而且笑得溫柔甚至艷美；內心深處，胡錦濤可以在微笑的同時，作出殘酷屠殺藏人或維人的鐵血決策。中國的政治風格也是如此——一方面，中共用比演雜耍的小丑更花哨的方式，試圖讓世界相信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另一方面，在重重極權政治鐵幕的遮蔽下，中共二十一世紀全球擴張戰略已經進入具體規劃和實施階段。
根據胡錦濤指示，由中共中央書記處領銜，組成一個國防部、外交部、國家安全部以及中共宣傳部、統戰部均派員參加的課題組。課題組由令計畫任組長，劉雲山、梁光烈、李肇星、王兆國等中共要員任顧問，國防大學防務學院院長朱成虎任秘書長。這個課題組的任務，是按照《中國共產黨二十一世紀的歷史地位和歷史使命》的精神，起草一份文件，標題叫作《中國二十一世紀全球外交國防戰略實施綱要（草案）》。課題組於二零零七年底高效率完成了文件撰寫任務。
這份《綱要（草案）》的主要內容是，以美國為戰略敵人，中共在全球政治、經濟、外交、文化、軍事布局的具體步驟和策略。文件中提出一個新的概念，即「積極國防」概念，聲稱：「胡主席關於以‘和平演變’對‘和平演變’，以進攻對進攻的戰略思想，是‘積極國防’理論的基礎」。按照該文件的表述，‘積極國防’的涵義在於，用‘韜光養晦’的精神實質為總的策略原則，在‘和平崛起’口號的掩護下，依據‘超限戰’的理論，以非軍事手段為主，以強大的軍事能力為後盾，在全球範圍展開反「和平演變」的進攻。該文件認為，只有採取進攻的態勢，才能抵禦美國的「和平演變」式的進攻，真正保衛國家安全。
上述《綱要（草案）》雖然標以「草案」，卻已經由中共政治局批准實行，從而同「超限戰」理論一起，成為中共二十一世紀全球戰略的策略指導。標以「草案」，只是為了讓這份文件的規定更具靈活性，便於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及時作出修改和調整。
《綱要（草案）》最值得關注的要點有四項：第一，中共全球擴張的具體思路，以及臺灣問題、西藏問題對中共的極端重要性；第二，中共擴張的具體領域的選擇和主要策略手段；第三，中共對國際恐怖主義的培育與運用；第四，中共的所有策略和手段，都始終圍繞一個戰略中心目標，即削弱美國國家實力，以及美國主導世界局勢的能力，以便時機成熟後取而代之。
《綱要（草案）》思路之清晰，邏輯之嚴密，猶如一部精密的機器在運行；其為達成目標而無視一切良知與理性的實用主義哲學冷血而凶殘，令人不寒而慄。面對這樣一份文件，很少有人會相信它源於人類的智慧，當然也不會相信它來自上帝的智慧——它是屬於惡魔的理性。
這是一個荒謬的時代：小政客歐巴馬以最強大的自由國家總統的名義，深情脈脈地吹奏全球無核化的浪漫曲，那或許可以感動隨時準備用沒有必要的尖叫引入注目的小女孩，卻難以感動由貪婪的物慾主導的時代精神；眾多綠色人士正為氣溫的上升和自然環境的惡化向人類發出末日的警報，他們呼籲人類關注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是澳大利亞和美國牧場上的牛放屁的事件，而且他們還希望所有的人都像和尚一樣吃素；好萊塢的導演們則熱衷於不厭其煩地製作一部又一部關於外星人的大片，似乎人類內部的全部問題都已得到最終解決，而人類同外星人的關係成為時代的主題。
從歐巴馬到綠色人士，再到好萊塢導演，他們的神經興奮點或許都有某種合理性，但是，如果他們忽視或者沒有能力發現，極權鐵幕以及遮天蔽日的謊言與假象後面，中共正用惡魔的理性，悄悄推動人類的命運之輪，向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劫難轉動，那麼，他們的所作所為就是在表述時代的荒謬。現在，唯一的問題只在於，人類是否還有智慧走出荒謬的時代。
二、中共擴張中的臺灣問題和西藏問題
——命運釘入一個鐵血強權眼睛中的兩根鐵釘
《中國二十一世紀全球外交國防戰略實施綱要（草案）》首先對世界各地區的滲透和控制，作出總體布局性的規劃。在對世界不同地區的政治、經濟特點詳細論證之後，該《綱要（草案）》提出如下要求：
對東南亞各國實施政治控制為主，軍事和經濟控制為輔的方針，要強化對緬甸、寮國、柬埔寨的政治控制，並以這三國為基礎，逐步實現東南亞的中共政治意志化；在解決臺灣和西藏問題之後，必要時可以對越南實施懲戒性軍事打擊，迫使其改變敵視中國的國家意志。
對非洲的滲透和控制以經濟手段為主，以軍事援助和武器銷售為輔；要充分認識非洲作為部分戰略資源的來源地的重要性，條件成熟時，可在非洲設立軍事基地。
對南美洲的滲透和控制的主要目標，在於分化南美諸國同美國的傳統聯繫。要同南美國家逐步建立起密切的經濟關係，以經濟為紐帶，影響其國家政治意志；進一步加強同古巴傳統的政治同盟關係，在發生經濟危機的情況下，注意運用切·格瓦拉遺留的政治思想遺產，採用慎重穩妥的方法措施，重振共產主義在南美的影響力。
對歐洲和日本的滲透現階段應當堅持文化交流為主，輔之以經濟交流。同時，必須通過外交和國際政治的運作，有效分化美歐和美日的戰略盟友關係。在分化歐美關係時，注意運用法國傳統的反美心理，以及德國的因二次大戰而極端仇視美國的新國家社會主義思潮。在分化日美關係時，既要注意運用日本人心底裡因遭受核轟炸而產生的對美國的仇恨，又要注意運用日本人試圖擺脫美國控制的民族自尊心，適時向日本提出建立以中日為核心的東亞經濟與安全體系的構想，取代日本與美國的同盟。
對澳大利亞的滲透與控制實施經濟與文化並重的方針。要逐步使中國成為澳大利亞礦物出口的最大市場，從而以經濟利益促使澳大利亞在中共同美國發生對抗時，保持國際政治意義上的中立。
在朝鮮半島，要牢牢保持同北韓的「戰友」關係，通過經濟、軍事援助，確保對北韓的政治控制，並通過北韓的核武能力，威懾韓國與日本。
對於中亞諸國，要利用它們擔憂再次被俄國兼倂的心理，強化其依靠中共維持國際政治平衡的政策，並採取必要的經濟措施，使中亞諸國成為中共事實上的衛星國；面對美國和西歐軍事力量終將被迫撤出阿富汗的形勢，要作好一切準備，獲得左右阿富汗的國際政治趨向的能力——控制阿富汗，就控制了中亞的戰略制高點。
要全面加強同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關係，充分借諸阿拉伯世界普遍而深刻的反美情緒，採用隱蔽而又效果明顯的策略手段，不斷削弱美國的國家實力。要把同伊朗建立和發展實質上的盟友關係，作為一項外交的主要戰略安排來對待。
《綱要（草案）》對中共全球擴張戰略的實施規劃最後指出：解決臺灣問題和西藏問題是中共的當務之急；不解決這兩個問題，中共推進二十一世紀國家戰略就有後顧之憂。事實上，從胡錦濤到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在談到中美關係時，都會不斷重複同一個話題，即中美兩國關係的良性發展必須以互相照顧對方的核心國家利益為條件，而臺灣問題和西藏問題就是中共的核心國家利益之所在。中共當局不厭其煩地釋放此類信息，無非是告訴美國，當中共「解決」臺灣和西藏問題時，美國不要干預；如果美國不干預，中共也會在美國的「核心國家利益」問題上對美國投桃報李，否則，兩國之間必有一戰，因為，事關「核心國家利益」，退無可退。
中共為什麼把臺灣與西藏問題當作「眼中釘」，必欲拔除？根本原因在於，這兩個問題構成對中共極權專制的致命政治威脅。凡威脅極權政治生存的問題，當然被中共視為心腹之患。其原因很明顯：極端的獨裁之權是中共官僚集團政治經濟特權的最終依托：失去權力，中共狗官便失去一切，並將由於其滔天的反人類罪行接受末日審判；相反，擁有權力，中共官僚集團便擁有奴役中國，進而操縱人類命運的能量。
臺灣問題被中共確定為「核心國家利益」，只是基於臺灣民主化和自由化對中國人的政治示範作用，已形成對中共的一項致命的政治威脅。「臺灣民主了，自由了，中國為什麼不能自由民主？」；「臺灣人可以選舉總統，中國人為什麼不可以？」；「臺灣，官員討好民眾；中國，狗官任意欺壓百姓。中國人為什麼不可以把這種顛倒的關係顛倒過來？」——這一系列在中國十五億政治奴隸心底裡迴盪的問題，正在逐步凝成時代對中共的政治逼問。中共回答這個逼問的方式，便是控制，進而滅絕臺灣的民主與自由，並以此告訴中國人：「逆我者必亡，臺灣就是榜樣；你們永遠只能作我的政治奴隸。」
西藏問題之所以引起中共當局的極度重視，在於藏人的反抗運動已經成為中國境內少數民族反抗暴政的典範與精神象徵。
中共統治六十餘年，追求的基本政治目標之一，就是把中國變成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和文化的殖民地。中共不僅摧殘中國文化，而且對各少數民族實行文化性的種族滅絕政策。為此，中共對少數民族實施一次又一次血腥的大屠殺。魔鬼相信屠殺可以摧毀鐵鑄的意志。
一九六八年，中共對蒙古人實施大迫害。軍事管制之下，絕大部分蒙古人被關進臨時設置的監獄；獸性的酷刑之下，十餘萬蒙古文化政治精英摧殘殆盡。從此之後，蒙古文化之魂湮滅，蒙古宗教信仰隱入荒草大漠，蒙古人的人格神韻黯然消失。中國境內，蒙古人作為一種文化存在已被滅絕。
從建政起直至今日，中共當局對維人的屠殺從沒有停止過；維人對暴政的抗爭也慘烈而悲壯。不過，二零零九年七月對維人的最近一次大屠殺過後，中共已作出加速向新疆移民的決策。中共相信，大規模移民政策的效應，加上鐵血鎮壓，會自然解決新疆問題。更何況，中共還可以通過指控維人的反抗具有恐怖主義性質，壓迫維人爭取自由運動的國際活動空間。所以，中共雖然重視新疆問題，但是，卻沒有從二十一世紀全球戰略的角度，將其視為致命的政治威脅。
藏人使中共文化性種族滅絕政策遭遇歷史性挫敗。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藏人為維護民族尊嚴與文化精神的生存權，舉行全民大起義，反抗中共暴政。起義被中共幾十萬大軍淹沒在血泊中；達賴喇嘛尊者率十萬藏人，翻越喜馬拉雅雪峰，走上流亡之路。五十年如白駒過隙，今日凡到過印度的藏人流亡地的人，無論其政治立場如何，都會確認一個事實：藏人已在流亡中重建民族的文化命運；以藏傳佛教為中心的藏族文化生機蓬勃，非暴政可以滅絕。
與之同時，西藏境內藏人的反抗也從未停止，藏人的宗教信仰比頑石還要堅硬。中共又難於像在內蒙古和新疆那樣，通過大規模移民使原住民少數化、邊緣化。因為，西藏地勢高亢，藏人則是「高原的選民」——藏人有一顆比低地的人更大，所以更堅強的心；西藏大部分地區對於低地的漢人，只能暫時居住，而無法常期適應，漢人在此生活數年之後，一般必患心臟疾病。這或許是上蒼垂愛藏人。
藏人的流亡之路是白骨血淚之路，艱苦卓絕之路，同時也是藏傳佛教走向世界之路。正所謂「艱難困苦，玉汝於成」。藏傳佛教在流亡中迎來從未有過的世界性影響；在心靈腐爛於物慾的時代，人類正在把藏傳佛教當作拯救心靈的精神價值之一。
藏人的宗教頑強，藏人與西藏高原的天人合一，人類對藏傳佛教命運和藏人心靈苦難的強烈關注，這一切合乎邏輯地使中共暴政恐慌，並將西藏問題當作心腹之患。
《中國二十一世紀全球外交國防戰略實施綱要（草案）》明確把臺灣問題和西藏問題並列為必須限期解決的重大問題。根據該《綱要（草案）》的精神，中共決策機構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制定了《解決臺灣問題的政治戰略》，要在二零一二年之前，用「一國兩制」的政治方式，完成控制臺灣的戰略任務。對此，我在《臺灣大劫難》一書中已作過介紹，這裡不再贅述。
《綱要（草案）》中具體規定瞭解決臺灣問題和西藏問題的順序，即先臺灣後西藏；要求在解決臺灣問題之後，於二零一六年啟動解決西藏問題的戰略步驟。根據該《綱要（草案）》所載，中共將一方面迫使印度改變國策，驅逐西藏流亡政府和流亡藏人社區，另一方面在印度建立中共能夠操縱的政府，從而把中共在南亞次大陸的擴張同解決西藏問題這個心腹之患聯繫一起，一箭而雙鵰。該《綱要（草案）》還指明，制定為解決西藏問題而對印作戰的方案，應參照中共「超限戰」理論的相關部分。如前所述，「超限戰」理論第三部分內容為：「對於和各主要潛在敵國處於全面軍事對抗態勢下的超限戰預案」 ；該預案中已經列出的潛在敵國包括美、日、印。
對印度的超限戰預案首先對印度的戰爭能力作出極其輕蔑的評價。該預案稱，印度是一個社會組織化程度相當低的國家，且貧富懸殊，人民散漫，因此，戰爭動員能力很低，作戰意志薄弱，作戰能力不強；惟近兩萬人的藏軍具有一定戰鬥力。不過，由於人數不多，不能起到戰略作用。
該預案就針對印度的超限戰作出下列戰略安排：第一，通過軍售和軍援，以及對高級軍官的經濟收買，加強同巴基斯坦的政治關係；預案列出至二零一六年可能掌握重權的一百名巴基斯坦軍官的名字，要求中共有關部門進行經濟收買。第二，加強對尼泊爾毛主義政治力量的全面支持，使其成長壯大，逐步控制尼泊爾的政治局面，確保對印作戰啟動時，尼泊爾成為中共的盟軍。第三，全力支助印度毛主義共產黨，使之盡快發展成為一支能執行戰役任務的、戰力強大的游擊隊，準備配合中共對印作戰。第四，通過經濟活動全面滲透印度社會各領域，形成以具有中共軍方背景的華為公司等經濟機構為中心的滲透網路。
該預案關於對印超限戰開戰後的戰法問題，提出下述指導性意見：
（一），在巴基斯坦軍隊協同下，中共軍隊之一部將經克什米爾，有可能的話通過巴基斯坦邊境，進入印度，前出德裡平原，迅速佔領德裡。
（二），中共軍隊一部，經尼泊爾，對東線印軍合圍，並殲滅之。
（三），在中共軍隊開始上述兩項全面進攻作戰之前，中共將派出不少於五萬人的特種作戰小分隊，分頭經陸路、空中、海上滲入印度，在印共游擊隊和華為公司建立的各社會網路的配合下，實施以下作戰任務——A，突襲印度核武基地，使之喪失核戰力；B，突襲印軍戰略性的作戰指揮部門，使印軍戰略上處於無指揮狀態；C，摧毀水壩、糧庫、機場、交通樞紐、電力設施、公共交通系統、通訊系統等具有戰略價值的民用目標，以造成民眾普遍恐慌；D，對於印度政界軍界的強硬派人物實施突襲，並消滅之。
（四），在軍事作戰任務基本完成後，應迫使印度政府簽訂停戰書，並聲明驅逐西藏流亡政府。同時，迅速在阿魯納恰尓邦、阿薩姆邦、不丹和錫金，成立印共執政的東印度政府，讓印度在今後一個歷史時期中，處於分裂狀態。
（五），在作戰的全過程中，要注重對西藏流亡政府和其它重要藏獨組織以及重要人物的打擊，力爭徹底摧毀藏獨的政治和人員基礎，一勞永逸解決西藏問題。
二零零一年，凝視電視屏幕上雙子星樓的廢墟，我難於相信，這個必須由清晰的理性邏輯導演的恐怖主義悲劇，是人的智慧的結果。當時，從廢墟間湧向蒼穹的滾滾黑煙似乎在預言，二十一世紀將是仇恨主導的世界。近年來，當我從多種途徑獲得互相驗證的中共「超限戰」理論信息時，我相信那種理論只能來自魔鬼的理性，而中共對極端權力的貪慾將在全球擴張中演化成人類大劫難。現在，人類已經認識到恐怖主義的危險，因為，屬於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千年仇恨畢竟裸露在陽光下。但是，對於中共極權的嗜血貪慾的危險，卻甚少有人認知，因為，那種征服全球才能得滿足的貪慾，是深藏在重重偽善的語言和政治騙局之下。似乎連太陽都被欺騙了，難道世紀的黑暗真得無可避免了嗎？
三、收買並腐蝕全世界
——人類正上演道德的悲劇
根據前述胡錦濤撰寫的《地位和使命》，以及中共決策層制定的《綱要（草案）》，中共二十一世紀全球外交國防戰略第一階段的任務有兩項，一是解決臺灣問題，然後在二零一六年以啟動對印作戰來解決西藏問題；二是為高科技非核武軍力全面超越美國奠定基礎。第一階段的時限在二零二零年，即在此之前，除繼續堅持經濟發展為中心的方針，積蓄更大的經濟能量之外，中共的全部內政外交活動，都圍繞上述兩項階段性戰略任務進行。
二零零八年十月，分管軍隊政治工作的中共軍委副主席徐才厚，曾應邀到中共中央黨校，就中共全球戰略問題給省部級以上官員的培訓班作專題講座。徐才厚授課時講：「… … 這次全球性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再次證明，二十一世紀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世紀，是共產主義運動全面復興的世紀，已經變成必然的歷史趨勢。黨中央深謀遠慮，正確決策，為完成我黨二十一世紀的崇高使命，要求首先限期解決臺灣問題和西藏問題。… … 這兩個問題關係到我黨執政地位的生死存亡，關係到我國政治制度的生死存亡，是我們的心腹之患。不解決這兩個問題，我們推進全球戰略時就有後顧之憂。… … 同志們應該認識到，解決這兩個問題和我們的全球戰略發展也是相一致的。解決了臺灣問題，我軍就直接面對太平洋。用劉亞洲的話講，‘我海軍戰艦的航跡就可以在遼闊的太平洋上耕耘，收穫巨大的海洋利益。’更重要的是，解決臺灣問題，可以一舉解決我軍在太平洋上的被動態勢，美國的力量將從此在太平洋上被迫後退千里。… … 解決西藏問題，實際就是解決南亞次大陸的問題。軍事上擊潰印度之後，不僅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徹底消除了西藏問題的威脅，而且也必定使印度國家意志衰退，長期處於失敗的陰影中。更何況，我們將幫助印度共產黨建立東印度共和國。有的同志認為應當把阿魯納恰尓邦收歸中國。這種看法是短視的，缺乏戰略眼光。其實，那個地區由印度共產黨來管理，本質上就是由我們管理。而且我們也不可能把長期居住在那裡的印度人全部趕走。建立東印度共和國而不是收回阿魯納恰尓邦，一方面可以使印度在分裂中長期處於弱勢，另一方面又有利於促使國際社會接受我們擊潰印度的國際政治後果，何樂而不為呢？」
此次專題講座，徐才厚還涉及中共全球戰略第一階段的第二項任務，即為中共在高科技非核武軍力上全面超越美國奠定基礎。他講到：「… … 我們不會同美國進行核軍備競賽。前蘇聯的國力就是在那種愚蠢的競賽中被拖垮的。理論研究和事實都證明，超過有效實施第二次核打擊能力的核武備，完全沒有必要，是勞民傷財之舉。我軍核武備的原則，一開始就十分明確。我們只保持為有效實施核報復所必須的最低限度的核力量。這個原則是效費比最佳的原則。聶帥在幾十年前就講過，‘我們可以允許美國用核彈把我國毀滅幾十次。我們只滿足於保持徹底摧毀美國一次的核能力’。聶帥的這句話，說出了關於核武備的最高真理。現在我們已經擁有可靠頂用的二次核打擊能力。… … 我們確定的戰略任務是，為高科技非核武軍力全面超越美國奠定基礎。這裡有兩個概念需要解釋。第一，我們為什麼不使用‘常規軍力’的概念，而使用‘非核武軍力’的概念？原因很簡單。我們現在研究發展的高科技武器和‘超限戰’理論的戰法，都超過了傳統‘常規軍力’的概念所能容納的範圍。第二，所謂‘全面’超越美國，並不是指在每一個武器系統或者軍事領域都同美國競爭，而是依據‘超限戰’理論，發展不對稱戰力，從綜合戰力的角度，即從鄧小平同志提出的‘打贏’，這個作戰的最基本要求的角度，全面超越美國… … 。」
內政外交都要為完成全球戰略第一階段的兩項任務服務——這已成中共的國策。前述《綱要（草案）》為實施這一國策規定了策略原則。據此，中共現階段在全球的滲透主要沿下列方向進行：
（一），全力發展對國際輿論產生重大影響，甚至在最重要問題上左右國際輿論的能力。控制國際輿論要達到兩個具體目的。首先，儘可能掩蓋中共的兩項戰略任務，要「有示之以無」，並通過強大而多樣化的宣傳手段，讓國際社會相信中共會由於經濟發展而逐步民主化的幻想；其次，中共一旦展開解決臺灣問題和西藏問題的決定性步驟之時，力爭國際輿論傾向於中共。
（二），全力發展影響美、日、英、法、德、澳等國擁有政治、軍事權力的個人或者集團的能力，使中共的意志能作用於這些主要國家的國家意志和國策制定，以減少中共實現其兩項戰略任務的國際阻力。該《綱要（草案）》中特別強調，在解決臺灣問題過程中，以及在為解決西藏問題而展開對印作戰過程中，通過同上述主要國家，特別是美國，達成「國家核心利益」的交換，以使其實質上置身事外，乃是最高的策略目標。
（三），全力發展同擁有巨大經濟能量的金融集團和其它跨國公司的經濟聯繫，使這些經濟動物同中共形成經濟利益上的一損俱損，「誰也離不開誰」的關係。當中共展開解決臺灣問題和西藏問題的決定性步驟時，要讓這種世界範圍內的緊密而廣泛的經濟關係，發揮有利於中共的國際政治作用。
中共在上述三個領域內的滲透活動其實早已分頭展開。現在只是通過《綱要（草案）》，為分頭實施的滲透活動提供了統一的協調機制和共同的具體目標。這標誌著中共的全球擴張進入一個計畫周密、目標明確、有機協調的新的歷史時期。
為迅速強化上述三個領域內全球滲透的能量，《綱要（草案）》提出一個簡明而有效的方法，即要求同所有的「滲透對象」——中共的政治術語中稱為「工作對象」，根據具體的不同情況，建立各種實際而密切的利益關係。如果用更直接的語言表述，那就是中共要用金錢、美色或者其它利益，收買腐蝕全世界。令計畫對此解釋道：「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人的社會存在決定人的社會意識——這是顛扑不破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真理，也是我們推行全球外交國防戰略必須遵循的理論指導。經驗表明，只要切實同‘工作對象’建立起密切的利益關係，那麽，這種利益關係就構成他的社會存在，就會決定他的社會意識。」
一個時期以來，中共以上述利益哲理為策略原則，推行全球滲透戰略，可以說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凱歌入雲。歷史命運似乎正在論證一個中共信奉的唯物主義的真理：人本質上是物質的存在，而不是精神的存在。
在國際輿論的領域內，中共取得的進展最為明顯。「控制了知識界，就控制了輿論。」——這是「六.四」血案發生不久後，鄧小平對胡錦濤說的一句話。現在，這句話已經被中共運用於全球擴張戰略。為控制國際輿論，中共首先對各主要國家的知識界展開全面滲透，滲透的戰果可以略數如下：
近年，中共官僚階層以及依附權貴的奸商惡賈，把送子女、情人到國外留學當作轉移資金的主要方式之一。由於中共貪官數逾兩千萬，再加上奸商惡賈，中國留學生形成一個龐大的群體，而其學費則成為許多國家的大學重要的經濟支柱之一。在中共有意操作之下，各國大學很快便意識到，想得到中國的留學生，就必須聽命於中共。於是，各國許多大學都奏起向中共求愛的政治小夜曲，而幾乎所有大學的東亞研究所，均已淪為替中共吟唱讚美詩的學術奴僕。
另外，在中共利用豐厚的科研經費、學術著作出版經費、提供學術資料，甚至美色的誘惑之下，各國智庫或者研究機構的眾多「漢學家」、「中國問題專家」、「高級研究員」，紛紛爭先恐後為中共欺騙世界的宣傳作「學術」註解。他們正在把古先哲「知識就是美德」的箴言，改寫為「知識就是無恥」。其中美國布魯金斯學院外交政策專家李成可謂無恥者的一個典型。他關於中國還不具備實現民主的條件，以及中共終將自動走向民主的「理論」，是在中國的自由事業最艱難的時刻所表現出的中共思想「線人」的無恥。
控制世界各國的媒體，是中共控制國際輿論的重要安排之一。經過多年努力，以控制股權、操縱廣告費、收買主要編輯與記者等各種方式，全球絕大部分華文華語媒體都已經淪為中共的喉舌。同時，對美國之音、英國廣播公司、德國之聲、自由亞洲等西方主流媒體的滲透也令人驚心動魄。這些媒體對中共的批評越來越溫柔，對中共小罵大幫忙式的報導日益增多。這種現象性的變化後面，中共利益收買的陰謀鬼影幢幢。二零零八年德國之聲中文部負責人之一，張丹紅，公然為中共摧殘人權的行為張目，是中共滲透嚴重程度的指標性事件。
二零零四年，由當時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共常委胡錦濤主持，中共在全球推行「孔子學院」計畫。時至今日，中共已在近九十個國家，建立起近三百所孔子學院，遍佈五大洲。「砸碎孔家店」，徹底摧毀中國傳統文化，建立共產黨文化——這是中共建黨的文化原則之一。中共統治中國的六十年，也是中國淪為馬克思主義的精神文化殖民地的過程。中共毀滅中國文化精神之後，又利用世界各國對中國文化的好奇，以「孔子學院」之名，推行中共黨文化的全球滲透擴張戰略。「孔子學院」在世界各地收買眾多親中共的外國人，作職員或者教師；在東歐，原來共產政權養活的只懂馬克思主義教條的知識份子，在共產政權崩潰之後合乎邏輯地變成知識垃圾，現在，中共把這些知識垃圾收納入「孔子學院」，為中共二十一世紀領導共產主義運動復興，預作人才準備。前外交部長李肇星曾作出如下評價：「胡錦濤主持的‘孔子學院’計畫，是一項具有深遠意義的文化戰略。我們就是要用我們的‘和平演變’，反擊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們的‘和平演變’。遍佈全球的孔子學院，對於我們影響和改變所在國的意識形態和社會輿論，將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 。」
中共海外的文化滲透，在宗教領域也取得重大戰果。二零零九年末，中共統戰部向政治局提交的一份相關報告中稱，美國境內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華人基督教和天主教教會，均由中共官辦的「三自」教會實際控制；臺灣的佛教和道教的著名人士，百分之九十以上，同中共官辦的彿教協會和道教協會，建立起密切聯繫。
在全球進行全面文化滲透擴張的同時，中共也從來沒有放鬆對世界各國政客和大資產者——這兩個擁有最大社會能量的群體的收買工作。中共高層良知人士透露，二零零零年，中共決策層就指令相關部門列出兩份名單，一份是三十個重要國家的有影響力的政治活動家的名單，其中既有政府官員，也有議會議員，還包括重要的退休政客；另一份是全球五百名資產最大的經濟單位。這兩份名單每年修訂一次，作為外交、國安和軍隊情報部門利誘收買的參考對象。
中共對上述兩個群體的利誘，意在儘可能影響或者控制相關國家的政治權力意志和經濟能量的意志。由於相關活動的極端隱密性，人們只能發現一些蛛絲馬跡。前澳大利亞總理被重金延攬為有中共軍方背景的某研究所的研究員，以及歐巴馬訪華的隨行官員竟然拜謁中共暴君毛澤東的屍體，以向追求自由的中國人挑戰，可算中共利誘成功的例子；中共女商人收買澳大利亞國防部長曝光案，則是中共利誘戰略的失敗案例。但是，無論成功或者失敗，能為世人察覺的案例只可能是九牛一毛，就如同印度小客棧裡遊客能捉住的臭蟲，必是極少數。
對於中共極權的行為作定量分析，往往不如作定性分析準確。這不僅是因為極權的行為常在鐵幕之後運作，更是由於中共以製造虛假的數據作為保持生存的基本方式之一，所以，根據中共當局的數字作出定量分析，恰是對定量分析的侮辱。儘管我們缺乏定量分析的數據，不過從大量現象中，我們還是能對中共利誘戰略的規模和成果作出定性分析。
君不見，中共持續不斷封鎖網路，審判言論，關押思想犯，並一次又一次把藏人、維人維護文化生存權的抗議淹沒在血泊中，而各國的政客聲稱中共的人權狀況和社會自由度比以前有改善的大有人在；中共毀滅自然環境、冷血剝削數億中國奴工的經濟發展模式，已顯出可能造成人類災難的端倪，可是，國際資本卻仍然對中國趨之若鶩，並肉麻地把中國稱為全球經濟危機中的希望之星；中共連續以兩位數提高公布的軍費，而其實際軍費至少比公布軍費高兩倍，但各國政客稱中共正「和平崛起」者不乏其人；中共支持北韓等流氓國家用核武器恐嚇世界，暗中援助國際恐怖主義勢力，並擴散核武和導彈技術，各國政客與財閥卻稱讚中共已經變成「負責任的大國」——全世界都在同中共有關的問題上故意顛倒黑白，是非不分；所有這一切荒謬的現象，足以給我們信心，得出一個定性分析結論：中共利誘各國政客和資本集團成為其代言人的戰略在大規模進行中，並成果卓著。
中共成功地收買了全世界，國際輿論則完全違背事實，把中共，這個犯下重重反人類罪行的人類大劫難之源，描述為一個具有理性的政治存在。依照「超限戰」理論，中共運用非軍事方式展開的全球擴張已經如火如荼，人類卻在演出一幕時代性的道德悲劇——只為從一個鐵血強權那裡得到物慾和私利的滿足，人類便背叛了真實。那同把靈魂出賣給魔鬼沒什麼兩樣。
四、恐怖主義的策源地
——不僅僅是試圖用恐懼威嚇世界
運用大規模毀損不特定的多數人的生命和財產的方式，造成普遍的社會恐懼，以實現個人或者集團的政治意志——這是我對當代恐怖主義所作的定義。當然，這個定義只適用於狹義的恐怖主義，或者說美國人眼界中的恐怖主義。
在美國人看來，當代恐怖主義是一種主要針對美國的仇恨的結果，而仇恨源自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儘管主要針對美國，但是，這種宗教恐怖主義毫無疑問應該受到人類的共同譴責。這不僅是由於古老的宗教仇恨早應當隨過去千年的時間一起腐朽，更是由於當代宗教性恐怖主義的風格——對不特定的多數人，包括無辜的婦女與兒童進行陰謀式的襲擊，無法被有尊嚴感的人接受。因為，那種風格中蘊涵著無賴漢式的對生命的蔑視和流氓式的凶殘。
辨別當代宗教恐怖主義的是非，並不是一個複雜的道德難題。然而，恐怖主義似乎讓中國人發生了是非認知的障礙。二零零一年，雙子星樓事件發生後，中國人普遍處於幸災樂禍的亢奮之中，而且用種種方式盡情宣泄其亢奮。數千美國無辜者的死亡竟給至少數億中國人帶來血腥濃烈的歡悅——怎樣深刻的仇恨才能使人因無辜者的死亡而無恥地歡悅？歷史應當怎樣解讀這種人性骯髒的墮落？
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隸——對於當代中國人這個真實地位的認知，是正確解讀上述現象的前提。政治奴隸有兩個基本心理特徵。其一，在暴政的恐怖統治下形成的奴性人格，決定政治奴隸喪失反抗暴政的心理衝動，對於暴政下的非正義的，甚至罪惡的現實怯懦地視而不見。其二，在長期沈重地精神壓抑之下，產生強烈的情緒宣泄的心理衝動，但是，只有意識到暴政允許其宣泄時，政治奴隸才敢於讓那種心理衝動熾烈地表現出來。
中國人未必知道中共早已確立了中共的崛起「必然同美國的戰略利益發生根本衝突」的觀念，但卻能直覺到中共對美國的仇恨，所以，他們相信借恐怖主義災難宣泄對美國的仇恨，不僅不會受到中共暴政的迫害，反而會討得暴政的歡心。於是，暴政前怯懦如鼠的政治奴隸們一時之間勢如瘋虎，張牙舞爪，盡情享受情緒宣泄的快感。
對上述現象作出解讀是為說明下列兩個問題：第一，對於中共全面支持伊斯蘭恐怖主義這個判斷，中國十餘億政治奴隸的直覺，比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情報分析更準確無誤；第二，在中國，中共已經為其全面支持恐怖主義的政策，製造出屬於政治奴隸的病態而骯髒的人性基礎。
據曾慶紅的家族成員透露，早在「六.四」血案之後，鄧小平就訓導江澤民、李鵬等人說：「… … 要穩住陣腳，美國、歐洲制裁我們，這沒有什麼了不起，我們的國際空間廣闊的很。別的不說，美國越制裁我們，我們同阿拉伯世界的關係就越緊密。… … 要用聰明的辦法，利用阿拉伯國家的反美情緒，削弱美國，使美國陷於被動，讓美國自顧不暇… … 」。鄧小平的這個策略原則，不久就經王震指示，演化成「超限戰」理論的一個戰術領域，即全面支持並充分運用阿拉伯恐怖主義，削弱美國國力。而這個理論也成為中共實際執行的一項國策。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中共軍方便通過阿拉伯國家的一批關鍵性政治人物作代理人，同宗教恐怖主義組織建立了廣泛的聯繫通道，並為其提供資金、武器和尖端通訊設備。中共提供的武器和設備都標上俄文等外文字母，以混淆視聽。
二零零三年美國開始對伊拉克的反恐戰爭之後，中共即在河西走廊地區設立了數個秘密訓練基地，培訓恐怖主義游擊隊員。這些訓練有素的游擊隊員返回阿富汗、伊拉克、黎巴嫩後，成為對抗美軍和以色列軍隊的重要力量，多年來使美軍在人員和軍費兩方面都遭受重大損失。
另據尚未得到確鑿驗證只具相對可靠性的信息，中共曾至少兩次把本·拉登接入中國境內療養，為其治療腎病，並提供緊急時刻的隱蔽處所。二零零九年七月新疆維人抗議事件之後，到新疆執行任務的國安局十局一位副局長，在同接待他的當地國安局人員酒後閑談時曾說：「美國要想逮住本.拉登，還要先問一問我們同意不同意。」
中共「超限戰」理論對運用恐怖主義制定了兩種方略。第一，要為保持阿拉伯恐怖主義力量作為一個強大的國際政治要素的存在，提供足夠的政治、資金、武器和其它作戰設備等諸方面援助；要使其具備在全球範圍內打擊美國國家利益的能力。第二，在關係到中共二十一世紀全球戰略的最關鍵事件和最關鍵時期，特別是出現同美國進行全面戰爭的危險時，中共將派出精幹的秘密力量，以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名義和恐怖主義的方式，對瓦解美國國家意志有重大意義的戰略目標，例如核電站、大型水庫、大城市公共交通系統和自來水系統、通訊樞紐、民用機場、糧食和食品倉庫、大城市的大型市場和標誌性建築等，實施有效摧毀。
《解決臺灣問題的政治戰略》在高層秘密傳達後的兩個月，即二零零八年八月，為應對二零一二年中共最終解決臺灣問題時美國進行全面軍事干預，中共軍方制定了實施上述運用恐怖主義的第二項方略的計畫。根據這個計畫，中共開始組建一支秘密部隊；這支秘密部隊成員將分頭在二零一二年之前以各種合法身份進入美國，如果出現同美國全面開戰的局面，這支秘密部隊就冒用伊斯蘭恐怖主義組織的名義，對美國境內的民用戰略目標實施恐怖主義打擊，以迅速摧毀美國人民的作戰意志。
該計畫規定，這支秘密部隊的指揮、組織和訓練原則是：「統一指揮，垂直領導，分頭培訓，互不統屬，目標定點，專屬訓練。」依據上述原則，這隻秘密部隊共分成兩百個小隊，每個小隊五人；部隊直屬中央軍委垂直領導指揮，各小隊之間不得發生任何聯繫，且人員之間互不認識；這隻部隊的兩百個小隊分別由中共各軍兵種和各大軍區以及武警部隊的兩百個特種兵單位進行訓練；每個小隊都以美國的一個特定具體戰略目標作對象，制定襲擊方案，進行針對性訓練。這隻秘密部隊雖只一千人，卻屬軍級設置；所有成員都是軍官，軍銜最低為中尉。
綜上所述，運用伊斯蘭原教旨勢力的國際恐怖主義，已成中共二十一世紀全球擴張的具體國策之一。不過，我們作出中共是恐怖主義的策源地的判斷，卻是基於另外的重要理由。美國已經對宗教性國際恐怖主義宣戰，並將其視為最嚴重的安全威脅，然而，構成對人類命運致命威脅的，並非宗教性恐怖主義，而是以中共鐵血強權為政治根源的國家恐怖主義。
歷史證明，共產主義運動一旦獲得國家權力的政治形式，就迅速轉變為國家恐怖主義的政治存在；國家恐怖主義對內表現為政治「專政」，即實施人類歷史上最冷酷的警察統治和最嚴密的特務統治；大規模屠殺、逮捕、監禁、流放、思想整肅和政治迫害，則是國家恐怖主義的特徵表述。
中共國家恐怖主義的對外擴張必定表現為戰爭和大規模屠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共假北韓之名進行的軍事擴張引發韓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共假紅色高棉推行的共產主義政治擴張，構成近三分之一柬埔寨人被屠殺的原因。現在，當漫步於吳哥窟廢墟間的外國遊人同柬埔寨人對視時，從他們——無論男女老幼的眼睛裡，都能看到同一種荒涼的悲愁。時至今日，中共為掩蓋其作為國家恐怖之源應當承擔的反人類重罪，仍然用強權與利誘對阻止紅色高棉大屠殺的審判。然而，沒有公正的審判，就沒有正義的重建；被共產主義的國家恐怖主義屠殺的百萬柬埔寨人就無法安息。一個受到百萬冤魂詛咒的民族的眼睛，又怎能不荒涼而悲愁。需要問的是，人類凝注當代柬埔寨人荒涼而悲愁的眼睛時，是否還會有同情的良知和警覺的智慧？
「文化大革命」的失敗，以及「六.四」血案的發生，使中共處於歷史性被動之中，在一個時期內中共被迫停止了國家恐怖主義的擴張。現在，在全球性的綏靖主義縱容之下，中共又一次積聚起巨大的經濟和政治能量，開始實施全球擴張戰略。雖然按照「超限戰」理論，戰爭的概念超越單純的軍事範疇，中共此次全球擴張主要採用經濟、文化、政治的方式，但是，擴張的國家恐怖主義性質並沒有因此而改變。之所以作出這個論斷，並不只是因為中共把全力支持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恐怖主義作為國策之一，也不只是由於中共決意在解決西藏問題時對印實施軍事打擊，以及朱成虎等人奉命對美國作出的核戰威脅，更是因為中共把自己的崛起與共產主義運動的全球復興聯繫在一起——共產主義和國家權力的結合，便意味著國家恐怖主義；人類正面臨國家恐怖主義擴張的大劫難。中共極權鐵幕之後正在發生的事實，早已對人類敲響警示之鈡；只不過，人類似乎充耳不聞。
前述《地位和使命》一文被認為是中共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秘密宣戰書。在該文中，胡錦濤寫道：「中國的崛起一定要與共產主義的歷史性復興聯繫在一起。否則中國的崛起就沒有精神支柱，沒有精神支柱的崛起既可能失去正確的政治方向，也不會持久。全黨同志對此務必要有清醒的認識。」在該文的另一處，胡錦濤又寫道：「當年毛澤東同志高瞻遠矚，提出劃分三個世界的理論，把反對帝國主義霸權同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爭取自身解放的鬥爭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是毛澤東同志留給我們黨，留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寶貴精神遺產。現在這個精神遺產的國際政治意義再次越來越清楚地表現出來。」
為論證上述觀點，胡錦濤在《地位和使命》中指出，世界範圍內的「毛澤東主義共產黨」的組建和政治活動有重大發展；據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門統計，「毛澤東主義共產黨」組織總計達四十多個，遍佈印度次大陸、非洲、拉丁美洲和東南亞地區。胡錦濤據此斷言，以「毛澤東主義共產黨」的發展為特色之一的全球共產主義復興，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出現。
二零零八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令計畫在一次中央書記處的學習會上，對胡錦濤上述思想的意義作出進一步闡述，他說：「胡錦濤同志對於‘毛澤東主義共產黨’的發展前景和歷史地位的論斷是十分重要的，應當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 … 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源在壟斷資本主義根本的政治經濟制度。不從根本上改變壟斷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即便能暫時渡過這一次危機，下一次破壞性更大的危機很快又會到來。這說明，歷史開始進入壟斷資本主義的政治大危機時代。在這個時代背景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在全球的大發展是必然的歷史趨勢。在壟斷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危機進一步惡化的情況下，未來在印度、非洲、拉丁美洲，發生‘毛澤東主義共產黨’領導的社會革命具有現實的可能性。對於這種局勢的出現，我黨現在就應當有足夠的預見，並且作好充分準備… … 。」
根據令計畫的要求，關於政治、資金、組織、人員培訓等方面給予世界範圍內的‘毛澤東主義共產黨’充分支持的規劃，作為特別方案，補充進《二十一世紀外交國防戰略實施綱要（草案）》。
美國對宗教性國際恐怖主義宣戰，並組織起對付宗教恐怖主義的同盟。與之同時，以中共為策源地的國家恐怖主義已經開始了全球擴張。但是，卻很少有人意識到這種擴張的危險性。如果說伊斯蘭原教旨恐怖主義是要通過散佈恐懼情緒，威脅國際社會，以實現其具體的政治意志，那麽，中共的全球擴張的最終目的，是要用國家恐怖主義主導世界的未來。
一位中共高層良知人士聽過胡錦濤關於世界未來發展的講話後，作出這樣的評論：「我就像聽到從腐爛棺木中傳出的魔鬼的獨白。」這位良知人士說得沒有錯，胡錦濤這個不學無術的中共小政客的意識，確實活在時間的廢墟中，他就是以早就化為枯骨的馬克思和毛澤東的思想作他的靈魂。更荒謬的是，這樣一個腐朽的意識和靈魂竟成為支配十五億政治奴隸命運的強權的最高意志。而這個時代的荒謬中所蘊涵的，乃是屬於人類的失敗；這個時代的荒謬所預言的，乃是又一次人類大劫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