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烏魯木齊的航班上，我身邊坐了一位公務員模樣的人。閒聊之間，說起了王立軍事件。他問我，你是如何評價王立軍的？我說我沒有資格評價王立軍，因為我們的新聞從來就缺少真相，一會兒把王立軍捧到天上，一會兒又把王立軍貶到地下。
他說，我給你講講王立軍的小故事，讓你從另一個方面瞭解這個王立軍。
有一次王立軍主持召開重慶市公安干警會議，講話時話筒出了故障，辦公室主任立即換上了一個新的。故障排除了，但王立軍很不滿意，他說你連話筒的正常使用都不能保障，怎麼還有資格當辦公室主任？他立即召秘書過來，讓他安排人起草文件，免去辦公室主任的職務，並保證在散會時把免去辦公室主任的文件發下去。
還有一次召開重慶公安系統高層會議，王立軍批評刑偵總隊的隊長，說以刑偵技術大樓名義建的樓房進度太慢，刑偵總隊隊長說沒有錢。王立軍說你多抓幾個老闆不就有錢了嗎？只要人弄進來了，還怕他不拿錢來嗎？批評過幾個部下之後，王立軍語氣一轉又說你們都要感謝共產黨，要是在封建社會，我現在就可以把你們拉出去砍頭。
我說，王立軍也太過霸道了，這誰能保證麥克風永遠不出故障，對這個辦公室主任的免職，也不通過組織程序，說免就免了，也不容人家申辯？再說那有錢的老闆能想抓就抓？也太不講法律了。
那人說，王立軍幹的就是這黑吃黑的活兒。你聽說過「雙起」事件吧，就是王立軍說的，今後，凡是報紙歪曲事實真相攻擊我市公安機關和民警的，就以單位起訴當事記者和撰稿人，公安機關起訴報社，民警起訴記者，這就叫「雙起」。其實在這個事件背後，還掩蓋著另外一個人的辛酸眼淚。那人原是《人民公安》的一個記者，曾寫過為王立軍歌功頌德的三篇內參，由此，王立軍受到了中央領導的重視。王立軍當了重慶市的公安局長之後，就想請這個人到重慶市公安局工作。這個人答應了。但他身邊的人卻勸他說：「你雖然寫過王立軍，但你並沒與他真正共過事，王立軍那麼強勢，你萬一與他發生矛盾，你後悔都來不及。」可他不聽，執意到了重慶。王立軍讓他擔任重慶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他也真正地為王立軍鞍前馬後地忙乎。但「雙起」事件發生後，王立軍認為他的這個政治部副主任沒能處理好與媒體的關係，一下子把他貶到下面一個區裡當公安局副局長去了。這個人見自己的前途暗淡，便又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調回了北京。
那人講完王立軍的故事，見我沉默不語，就問：「這會兒你對王立軍應該有一個淺顯的認識了吧！」
我說：「王立軍是好人還是壞人，這個很不好評判，但有一點我是相信的，那就是王立軍這個人像個‘彪子’。這是網上的評價，如果我理解不錯的話，這個‘彪’就是我們常說的‘二’！」
那人一聽，哈哈笑道：「你說的對，王立軍就是一個二桿子，他不僅讓別人給他當槍使，他還很不幸地給別人當了槍使。」
我說，重慶被一些人稱為中國第二次「文革」的發源地，「紅歌」像星星之火，在幾個月內就燒遍全國。可這個發起唱紅歌的地方，竟出現了這樣的事，我們還能說什麼呢？如果說重慶上演了一幕紅歌下的黑色幽默，那也太文雅了點兒；有人說是遺笑萬年的的鬧劇，似乎又太誇張了些。只是我不知道你剛才所講的王立軍故事裡有多少真實的成份。
那人說：「請別問我身份，我只能告訴你，我所講的故事是絕對真實的，沒有一點兒誇張。」
我望著窗外變幻無窮的白雲，心裏想道：別人似乎沒有必要去編造這樣微不足道的小故事去誹謗王立軍的，這故事也許有些誇張，但基本事實還應該是有的。這也許才是王立軍最真實的一面。當王立軍被四名戴著墨鏡的彪形大漢護衛著出入各種場合，以共和國衛士的身份擺出‘黑社會老大’之譜的時候，他當時是否想到過，有一天他會躲進美國領事館尋求「政治避難」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