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提示：中國對於世界的衝擊，這個世界有一個恐怖的畫面就已經足夠震撼人心，這種震撼效果即使在22年之後的卡扎菲心中仍然足夠強烈。每一個具體的人，尤其是握有武器的那些人或許都從那些無情中領悟到了什麼，良知和人性遠比坦克、機槍、屠殺更為可貴、更為強大。就如同1957年那些社會主義國家的頭頭們在面對毛澤東時所感受到徹骨寒意後的反思。正是良知和人性的覺醒，生死關頭、歷史瞬間，美麗的花兒得以綻放。
2002年4月13日，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到訪利比亞。江澤民說，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是親密朋友。(資料圖片/看中國配圖)
蘇軾曾經在自己的詞中間研究過牆內牆外的關係，得出結論說牆內無情，牆外多情，多情的牆外想起無情的牆內只有唉聲嘆氣的份。很多年之後，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成了牆內牆外，牆內種花花不開，牆外聞花香卻把花開，歷史和現實反覆書寫著同一種奇怪的境遇迥異，難免會讓人唏噓感慨。
1957年11月，毛澤東率中國代表團訪問蘇聯，參加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的莫斯科會議。當時斯大林已死，蘇聯經歷了宮廷政變、蘇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和1957年6月反黨集團事件之後，蘇共的影響力急劇下降，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力相對上升。毛澤東在這個會議上出盡風頭，以顯示自己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按瀋志華的說法：當時赫魯曉夫雖然貴為蘇共一把手，毛澤東只是礙於中國的實力，才沒有完全表明自己相當世界革命領袖的野心，表面上堅持稱要「以蘇聯為首」，實際上是想垂簾聽政。所以毛說：「是以蘇聯為首，但是中國還有一句話，叫一個好漢三個幫，一個籬笆三個樁，赫魯曉夫這個紅花再好，也得靠我這個綠葉扶持啊。」然而毛澤東在會上的一番有關核戰爭的發言，卻讓自己的妄想化上了休止符。
毛在11月18號的即席演說中，對著所有盟友說：既然我們力量這麼強大，我們還跟他談什麼，打就完了，敵人不打是不倒的，掃帚不到灰塵照樣不會自己跑掉。大不了就是核戰爭，核戰爭有什麼了不起，全世界27億人，死一半還剩一半，中國6億人，死一半還剩3億。毛以為社會主義既有核彈又把人造衛星搞上天就能為所欲為，面對如此一個戰爭狂人，台下都炸開了鍋，捷克斯洛伐克總書記諾沃提尼拿著咖啡直哆嗦，事後他說中國6億人，我們才2000萬啊，叫我們怎麼個死法？波蘭的總書記哥穆爾卡也表示不解。赫魯曉夫更是大失所望，在其回憶錄裡，說毛是「厚黑權謀家，就像一個瘋子」。關於核戰爭的這個說法嚇倒了一片人。
儘管暴力社會主義革命以死人為目的，社會主義國家歷來不重視人的生命，但誰也不敢像毛這般喪心病狂，因為大家還有一點基本的理性，人頭不是菜苗說割就割、說長就長。正是有了毛的冷酷無情最大化，東歐國家從此以後不願再跟著中國走，轉而認同蘇聯堅持與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和平競賽的外交方針。通過第三次世界大戰、核戰爭實現世界大同的想法只能悶在高牆之內的中國。
關於對待生命的態度，只有在經歷過比較之後，你才會有所察覺，原來瘋子之間還是有三六九等的。在實實在在的個體生命與國家、民族、政權等抽象概念之間，選擇善待生命在任何時候都會更加崇高，而中國留給世界最大的印象恰恰就是：為了所謂的空洞概念可以絲毫不顧及生命的價值。
1989年12月，波蘭修改憲法，將國名由波蘭人民共和國改為波蘭共和國，恢復紅底戴王冠的白鷹為國徽。波蘭的國家性質發生根本改變，成為一個實行西方議會民主和市場經濟的國家。後來這一劇變擴展到東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前華沙條約組織國家，最後以蘇聯解體告終。除了羅馬尼亞是流血革命外，其他國家的變革都是用自由選舉和平地實現和平過渡。
事後看來，這些國家都幾乎沒有經過大規模的暴力衝突就實現了天鵝絨革命的成功，成功改變了國家政治體制。然而，當我們回顧每一個細節的時候，都深感慶幸，很多血腥的場面發生與否也許就在一剎那間。比如說柏林牆倒塌的當晚，美國人曾做出了最悲觀的預計：東德的年輕人，一旦做出過激反應，試圖硬闖邊檢站，東德的部隊可能會開槍。因為逃亡者一旦接近牆的東部一側探照燈嚴密控制的地帶，邊防軍將在沒有任何警告的情況下開槍，東德的邊防軍因此曾經槍殺過200多名試圖闖關的民眾。而當成百上千的東德人在1989年11月9號晚上湧到了柏林牆的邊上的時候，儘管東德政府已經寫好了「開放邊境，允許自由出入」的草案，但是邊防軍的士兵當時並沒有接到任何開放的命令，他們必須決定自己應該做什麼，在混亂中，東德的士兵自己決定開放邊境，就這樣柏林牆在和平中倒塌。
1991年蘇聯的亞納耶夫等人企圖阻擋蘇聯的民主進程，發動了「8．19」事件。軍隊開進了莫斯科，隨時都可能出現流血事件。緊急狀態委員會曾多次催促時任蘇聯國防部長亞佐夫下令採取行動，驅散白宮前的人群，但亞佐夫一直憂慮行動可能引起的流血事件。如果導致大量流血，軍隊永遠無法洗清掉這個罪責。敵人在哪裡？是那些說著俄語、喝著伏特加的同胞嗎？當時所有出席國防部部長會議的軍官一致認為，應該把軍隊從莫斯科撤出去。於是，軍隊不再參與這種暴力遊戲。蘇聯的社會基礎已發生改變，舊體制沒有能力去調動整個軍隊參與其中。
狂人卡扎菲曾說: 1989年天安門鎮壓有利國家統一(資料圖片/看中國配圖)
我們不能否認蘇東和平轉變的民意基礎和社會基礎，一黨專權已經走到盡頭是眾所周知；同時也要肯定到戈爾巴喬夫主導的政治變革思潮對人們的深刻影響。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的是就在蘇東變革之前，中國對於世界的衝擊，這個世界有一個恐怖的畫面就已經足夠震撼人心，這種震撼效果即使在22年之後的卡扎菲心中仍然足夠強烈。每一個具體的人，尤其是握有武器的那些人或許都從那些無情中領悟到了什麼，良知和人性遠比坦克、機槍、屠殺更為可貴、更為強大。就如同1957年那些社會主義國家的頭頭們在面對毛澤東時所感受到徹骨寒意後的反思。正是良知和人性的覺醒，生死關頭、歷史瞬間，美麗的花兒得以綻放。
中國每次都種下了希望之花，由於沒有人性之水的灌溉，始終不曾開花。中國為世界提供了一個樣本，所有緻力自己國家現代化和民主化的人們，都可以在中國這裡學習到慘痛教訓，只要你避免重複中國的錯誤，就很有可能摘下那一朵美麗的茉莉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