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大多數人認為中國是堅不可摧的。中國擺脫了別處越陷越深的危機，實力看來似乎不斷壯大，不論面對什麼阻力它驚人的增長都能繼續。看來，中國超越深陷債務和紛爭的美國，成為世界上不可缺少的經濟體系是必然的事。展望未來的商人和決策者相信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可能是一個經濟組織在處理現代全球經濟挑戰的更好形式。
對所有這些論點，我的回應是：再想一想。
說到中國會成為一個主要的超級經濟大國，並且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對於這點，我一秒鐘也沒有懷疑。在許多方面，它已經是一個超級大國。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它沒有經濟問題，其中相當數量的問題正是那個美國和歐洲的專家眾口交譽的中央集權制度造成的。我認為，如果中國不大幅度改變航向的話，這個國家將經歷經濟危機。
我思考中國經濟的未來，以及它面臨某種可怕的崩潰的可能性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但我一直不願意這樣強烈地說出我的看法，直到現在。因為要說明中國經濟到底怎麼了是很困難的。數據不是少見就是不可靠。而中國在經濟方面而言是有某些獨特之處的——規模這麼大的巨頭在全球經濟中崛起得這樣急速，歷史上有過嗎？有效的先例很難找到，而且還有時機的問題。要說中國將有一場危機並不難，但要說出可能發生的時間卻幾乎是不可能的。下個月？明年？未來十年？事實是，中國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還能夠繼續它現在的方式。所以，換句話說，假如你也做了我剛剛示範的那種預測的話，很可能你會錯得徹底。
但我在中國呆的時間越長，我就越確信它目前的經濟系統是不可持續的。誠然，專門研究中國的經濟學家可以列出各種原因，說明為什麼它就是與眾不同，亦因此一般的經濟學原則不一定適用。但有關經濟學，我時常說的很簡單一點是，數學是無法逃避的。如果數字加起來不對，那麼不論經濟規模多大、增長速度多快、又或是國家介入的程度有多深，都沒多少意義。而中國有很多數字加起來就是不對。
那些加起來不對的數字有很大的一部分是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造成的。中國施行的是亞洲發展模式的一個形式，這模式由日本發明，而許多東亞的快速增長國家在不同程度上也依循它運作。很粗略的說一下，該模式這樣運作：1）利用低工資通過出口及巨額投資達致迅速工業化來刺激增長，2）以國家的有形之手引領整個過程，3）運用產業政策和國家直接融資向更先進的行業進軍。此系統在一段時日裡會產生夢幻一般的經濟增長水平，但最終，它會崩潰。日本的崩潰在1990年開始（二十年後也沒能走出來）；複製日本模式最徹底的國家——韓國在1997-98年度，經歷過它自己的危機。
發生了什麼事？該模型建基於愛麗絲阿姆斯登(Alice Amsden)對韓國經濟研究所得的"價格錯位"手法。為了刺激快速增長所需的鉅額投資，該模式依賴國家直接補貼，使某些產業或界別對投資者而言吸引力更大和風險更小。國家為工業提供廉價信貸，或是直接下令把錢投資到某些心儀的項目。實行匯率控制，以鼓勵出口商。推出了能源、出口等的各種補貼。銀行並不以商業為導向，它們很大程度是政府發展政策的工具。所有這些方法把私人的和公有的錢都導向工業化，產生我們一次又一次在亞洲看到的天文數字增長率。
這裡的問題是，要無限期地讓價格錯位並不可能。古典經濟學家那麼關注讓市場找到正確的價格水平有著很好的理由。因為這樣一來，市場會給潛在投資者發送適當的信號，讓他們知道應該把金錢投入到什麼地方。如果這些價格指標扭曲了，資源的流向也一樣。左右價格的亞洲模式，最終創造了巨大的扭曲，導致資金虛擲、產能過剩。受資助的公司不用像沒有補貼的企業那樣產生回報，這使得他們的投資決策失誤，建立不必要的、無利可圖的工廠和建築物。因此，貸款變成壞帳，銀行界受累。這就是在日本和韓國都發生了的事。雖然兩國危機的爆發方式非常不同—在日本是資產泡沫破滅，韓國則是受到外部衝擊—它們倒塌的原因是相同的：脆弱的銀行、負債的企業、愚蠢的投資。
中國和日本韓國一樣沉浸於產能過剩，還有別的。中國的投資佔國內生產總值近50％的，即使以亞洲的標準來說也是高的。為這種天文數字的固定資產投資辯護的通常說法是，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它需要所有正在建設的建築物和道路。那個很聰明的匯豐銀行中國首席經濟師屈宏斌在最近一項研究中提出的就是這一論點：
市場上的流行觀點認為中國投資過度，因此可以不再依靠投資來維持增長。我們不同意。中國的投資佔GDP的比重確實是非常高（46％）......[但是]中國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進程完全了只有一半。它仍然需要更多的投資來應付日益增加的鐵路、醫院和工業廠房需求。最近的基建熱潮提升了該國的運輸能力，但中國的鐵路網路仍然比1880年的美國短...在經濟方面，我們估計中國工人的人均資本存量大約只有美國的8％和韓國的15％。換句話說，中國的資本積累仍遠未達到收益遞減的階段，我們認為國家需要加大投入，而非減少。
我完全同意。然而，問題不在於中國是否需要更多的投資。問題是中國是否得到它所需的那些投資種類。事實上，投資水平如此之高，而經濟在某些關鍵方面卻如此不足，使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持續受產能過剩的問題困擾，一眾企業從國有銀行借款，然後發瘋似的建設太多某些行業的工廠。比如，這情況在鋼鐵和太陽能電池板業就發生過。國家向高鐵投資數以百億計的美元，但高鐵的門票價格超出了大多數中國人的負擔範圍，與此同時，中國許多大城市卻沒有地鐵。
這種方向錯誤的投資的一大部分似乎進入了房地產行業。房地產開發已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從理論上講，中國的快速都市化使這些建設成為必需品—但那取決於正在興建的是什麼。在溫州，一個房地產經紀人最近向任何購買高檔公寓的人提供免費的寶馬車—一個過度建設的明證—然而大多數中國人負擔得起的住房卻顯然短缺。我的北京公寓大樓兩側的三個大商場，全都難得看到真正的購物者。現在北京最優質的寫字樓租金比在紐約市的還高—儘管事實上，中國的首都只是一個巨型的建築地盤。拔地而起的大廈當中，有許多質量並不適合大型企業。
更糟的是，中國的許多投資都由債務支持。中國經濟中的債務水平一直以驚人的速度上升。評級機構惠譽Fitch估計，2011年的銀行信貸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185％—僅僅三年便增加了56個百分點。債務的增幅雖然尚未對中國的銀行構成顯著的負面影響，許多分析師卻擔心銀行最終會遇到不良貸款上升的問題。作為一個會發生什麼事情的預示，《金融時報》近日報導，政府已下令銀行滾存地方政府所欠的1.7萬億美元貸款。如果報導屬實，這告訴我們兩件關鍵的事情：1）這些地方政府用從銀行借來的資金投資的項目並不能產生足夠它們償還貸款所需的收益；而 2）銀行賬簿上的貸款質量比官方統計數字所示的更可疑。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積累這麼多債務的事實顯示了中國的金融業全然缺乏規範。從技術上講，地方政府是完全不可以借錢的。同時，政府實體耗用他們無法償付的貸款，而許多小公司，尤其是私人企業卻無法籌集足夠的資金，並持續受資本短缺困擾。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引發危機的條件一一出現：過量的錯誤投資，包括一個由政府官員決策和債務支持巨大的房地產熱潮。聽起來很熟悉嗎？危機，當然，並非不可避免—只要中國領導人採取行動，重新定位經濟方向就行。令人寛心的是，至少有一些高層決策者明白有改變的需要。政府在一場接一揚的政策公報中，承諾改革。問題是，中國政府不採納自己的意見。中國經濟需要從投資和出口重新平衡到由消費驅動的增長模式，並把主要焦點放在經濟增長的質量上，而不是不計代價的追求高增長。那沒有發生，或者說發生的速度不夠快。誠然，中國消費者對全球影響力增加了，中國的儲蓄仍舊過高，消費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則依然嚴重偏低。要引發那必要的重新平衡，政府可以採取的步驟—比如減免許多進口貨品高昂的賦稅—至今全無蹤影。更重要的是，政府對糾正價格無所作為。貨幣仍然受到牢牢控制，利率也沒有變動。於是，中國境內投資者仍在依據錯誤的價格信號行事。
中國的決策者為什麼不追求更加根本性的改革？他們害怕增幅可能會減少。當然，最新的五年計畫把全年GDP增長目標設定為7％，但在我看來，每一次增長率落在兩位數字之下，領導人就恐慌了，然後又再次加快經濟運轉了。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在2011年第四季度上升了8.9％，但是這對中國領導人來說並不夠快。他們已經開始放寛信貸—把更多的債務批量注入經濟體繫了。
當我和中國問題觀察家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通常都會挨罵—北京的政策官吏把一切都想好了，他們說。誠然，近年來中國決策者在瞬息萬變的經濟管理上表現卓越。但是，任何股票投資者都非常清楚知道，過去的表現並不保證未來業績。在1970、80年代時，西方分析師也認為日本的官僚能幹得近乎超人。而現在日本的平庸官僚被視為經濟復甦的主要障礙之一。中國官僚今天面對的問題和使日本官僚誤入歧途的那個是一樣的—他們相信可以用政令來管理經濟。古典經濟學的工具—弄對價格—都是次要的。當可以直接命令銀行做什麼的時候，為什麼要用抽象的措施，例如利率來引導經濟？
終結了日本經濟奇蹟的就是這種態度，現在我看到中國正走向同樣的厄運。日本擺脫不了基本數學的力量。中國也一樣，不論它的決策者有多麼能幹，就是不能。危機何時會發生？玩味一下歷史是有趣的。日本和韓國都在實行亞洲發展模式後的35年左右遭遇各自的危機—1950年代早期實行那模式的日本在1989年出事，1962年始行亞洲模式的韓國則在1997年出現危機。把中國代入，那危機爆發的年份便大約是2014至2015年之間。我可不是在預測危機的確切日期。我想說的是，中國可以解決其經濟問題的時間已經無多了。
更新：對於那些不同意我分析的人，請看：世界銀行今天發表的一份報告警告說，中國不改革的話，可能會面臨經濟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