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美國出版的《華盛頓郵報》和英國的《金融時報》等都以顯著篇幅報導了重慶民企老闆李俊的遭遇，正值北京兩會召開和王立軍叛逃事件餘波未平之時，海外主流媒體的介入，不僅有助於進一步釐清李俊案的真相，而且，對身陷打黑「黑打」醜聞的薄熙來，是一次沈重的打擊。筆者認為，儘管官方能夠暫時把王立軍強行「休假式治療」，但是，重慶打黑枉法追訴的涉案人員很多，國內有北京律師李莊，馬曉軍，海外有民企老闆李俊；上個世紀在大連有陳德惠案，天天漁港案；本世紀在重慶又有彭治民和曾志強案，黎強案等數百起冤假錯案，既使中南海高層「刑不上大夫」，薄熙來也逃不出倒臺的命運，因為他明顯地違背了歷史潮流。
自從去年7月，本人大膽地圖文並茂地披露了李俊案以來，海外有關薄熙來和王立軍打黑「黑打」的報導越來越多，雖然，我寫的文章佔據了較多的媒體版面，但似乎是勢單力薄，僅為一家之說，故有讀者出於各種原因提出了質疑：你是不是個人恩怨，有所偏見？彷彿我批評薄熙來之舉是在出獄之後，這顯然不符合事實，早在1998年，筆者就在香港《前哨》和《開放》雜誌發表多篇文章，對其貪腐和枉法進行了揭露和批評，所以，2000年12月4日，薄熙來在下令拘捕我的同時，給中共大連市委常委會制定的近期工作重點是：嚴厲打擊海外敵對勢力的滲透和攻擊，這正如2007年，薄書記下重慶「唱紅打黑」，把工作重點轉移到排斥異己方面一樣，不論變換多少花樣，都是為了爭權奪利，都是以己劃線，順我者「紅」，逆我者「黑」，由於王立軍的「窩裡反」，造成了巨大的轟動效應，也旁證了本人的觀點。現在，以前存在疑慮的讀者，特別是海外媒體的記者，也不再懷疑我所指出的薄熙來的問題。目前，《華盛頓郵報》和《金融時報》等多家媒體對他的採訪和報導，就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
實際上，我並不贊成流亡海外的李俊在困境中過於高調，他郵寄給我的證據材料只發表了一部分，我是基於兩方面的考慮，一是他目前人身安全問題，二是我對中共高層政改的期待，如同我的「文字獄」材料從未向聯合國等提交相關證據一樣，我主張中國人的難題最好在自家解決，故對溫家寶的政改方案寄於善意的期待，但是，就王立軍事件出現之後，薄熙來的起死回生看，中共自身的糾偏機制正在逐漸地喪失，像他這樣既貪腐又枉法，還仕途一路高調，由我親身經歷所見，實在嘆為觀止。試問：如果不是胡耀邦平反了數以萬計的冤假錯案，如果不是華國鋒粉碎了搞極左的「四人幫」，如果不是鄧小平，趙紫陽引導人們主抓經濟，改變了貧窮面貌，中共能維持統治至今嗎？那麼，為什麼胡溫習李，不能夠立即抓捕薄熙來等人呢？既然領導核心失去了糾偏的機制，難道中共的垮臺還會遠嗎？所以，薄熙來繼續表演下去，也未必是一件壞事。
就李俊案的來龍去脈看，它以鐵的證據說明瞭薄熙來的反動本質，何謂反動？逆歷史潮流而動就是「反動」，原本李俊是一個普通的悶聲發大財的民企老闆，20多年來一直在做生意，他的億萬家產來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只要他上繳了稅收，又解決了一些員工的就業問題，政府對他就不應當有什麼苛求，他會反對執政黨嗎，他用得著成立一個黑社會組織和中共對抗嗎？黃奇帆在北大信誓旦旦講得黑社會「四條標準」，他一條也不夠，現有的一批新的證據進一步證明了，重慶沙坪壩法院指控他的罪行，除了治安糾紛，就是民事案件，一條也不成立，但這並不影響薄熙來一句話，王立軍「釣魚執法」，編個故事，把他家親友31口全部打成黑社會，為了什麼？為了搶班奪權，為了取悅於張海洋，這種栽贓陷害，指鹿為馬的把戲在文革中常見，所以，李俊案和李莊案一樣，都有力地說明瞭，雖然文革結束了，但階級鬥爭的幽靈還藏在薄熙來之流的心裏，隨時會跑出來吃人。這正是我20年來鍥而不舍地與之抗爭的主要原因。
我當然對中國社會諸多現象十分不滿，但誰願意走回頭路呢？搞「二次文革」能解決兩極分化的問題嗎？能解決官員貪污腐敗的問題嗎？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薄熙來的「唱紅打黑」搞亂了人們的思想，藉助於社會上普遍存在的「仇富仇官」的心理，誤導群眾通過殺人的方式造勢，為自己的權力上升服務，他先把自己包裝成廉潔之士，再把對立派官員打成保護傘，把不順從他的民企老闆打成黑老大，把富有的民企打成黑社會，達到罰沒追繳巨額財產的目的。而政府有了錢呢，他再賄賂李嵐清之類的官員，收買海內外媒體，以滿足自己的權利慾。他自身就是一個數以億計的大貪官，怎麼會公正地為老百姓服務呢？這一套權術早被毛澤東玩臭了，王立軍成了林彪，謝富治的翻版，也就不足為奇了。
但李俊案的出現，還有更深的社會啟迪的意義：民企老闆有了錢就安全了嗎？顯然，在一個極權統治的社會裏，保住財富比創造財富要艱難得多，並非人人運氣好，能不斷轉向找到不垮的保護傘，何況還有經營風險的問題呢，所以，朝不保夕的民企老闆，在2008年王立軍受到薄熙來重用之後，開始了預防性的大逃亡，表面上老闆講得是為了孩子的教育，實際上是在轉移財產，如同「裸官」不信任標榜的優越制度，把下一代安排在歐美一樣，越來越多的富豪，把錢存在海外，把老婆孩子安置在歐美等國。因此，薄熙來「唱紅」把自己唱紅了，王立軍的「打黑」把富裕的社會階層的心理安全打垮了，他們一唱一合，毀掉了鄧小平改革開放30年的經濟成果，用老百姓創造的巨額財富養活了外國人，試問：遍佈世界各地的中國人購置的房產，難道不年復一年地給它國上繳稅收嗎？難道這不是最大的賣國主義嗎？
記得我在最初撰寫李俊案時，接到很多人的奉勸：他有四十五億的巨額財產，肯定為富不仁，有了錢就猖狂橫行，肯定有刑事案件在身，你為他講話，風險太大了。我不這樣認為，實際上，「共富」是一個假命題，人與人智力運氣不一樣，怎麼會共同致富呢？所以，要搞好稅收，富豪繳了稅，政府沒搞好「二次分配」，不能怪有錢人太富，政治體制沒有給官員合理分配稅收創造條件，關鍵的問題就在這裡。重慶法院指控李俊十幾條罪，唯一沒有偷漏稅罪，這說明作為民企，他已經盡了義務，歷年繳稅數以億計，難道不是事實嗎？拿重慶來說，如果「唱紅」花費的2700億節約下來，就能改變許多人貧困的命運，但誰能制約薄熙來的權利呢？他和王立軍能在一個3200萬人口的城市，抓出600個「黑社會」，一個小小的忠縣竟有61個追逃小組，你說，還有「紅社會」嗎？這種大躍進式的大肆搶錢和高壓維穩，使國家的稅收打了水漂，用公民的血汗錢再來折磨自己的人民，這不是「二次文革」是什麼？要我說，它和文革最大的不同，就是六十年代挨「四人幫」整肅的薄熙來，鹹魚翻身，成了整肅別人的「薄澤東」。「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的本質一點沒變。
這正是西方主流媒體關注的焦點，王立軍叛逃了，「重慶模式」的牛皮吹破了，中共十八大臨近了，「習李配」將取代「胡溫配」，不論如何配，政治體制不變革，官員的個人品性就非常重要，假如薄熙來代表的極左勢力借屍還魂，不僅中國人民將蒙受巨大的災難，全世界都得跟著倒霉，試想，一個重慶有270個文革式的專案組，一個國家該搞多少個呢？600個「黑老大」，只跑出來一個，就披露了這麼多「黑打」的事實，可以推理一下，有多少觸目驚心的悲劇被隱藏啊，從法官烏小青死在看守所，到李莊慘遭誣陷坐牢；從樊奇航蒙冤屈死到文強案拒不「異地審理」；從馬曉軍被強迫失蹤，到抓捕方迪的王立軍成了「一坨屎」，在短短的四年裡，薄熙來鼓噪起來的個人崇拜和唱紅「唱傻」，打黑「黑打」運動，展示了文革回潮的微型景觀，從而把路線鬥爭的課題擺在中南海高層面前，何去何從，生死尤關，不能迴避。
在我看來，儘管薄熙來和王立軍強力地表演了一場，但畢竟與毛澤東時代比較，他們身後的背景截然不同了，毛一輩子沒看過的手機和電腦完全改變了世界，薄熙來絞盡腦汁也不會料到，在他拘捕我九年後的同一天，李俊也被其送進了看守所，後來他成功地脫身了，卻把證據材料郵寄給了我，隨後就在網際網路上傳開了，自從童之偉教授的調查報告出籠後，有關李俊案出口轉內銷的信息就難以摀住了，這有力地說明瞭，在一個網路罩著地球村的世界裡，靠欺騙的謊言和枉法追訴是維持不了統治的，我相信只要習近平能記住劉志丹，劉源能記住劉少奇，就沒有人能步薄熙來的「二次文革」的後塵，太子黨也不是鐵板一塊。李俊不必流淚，回家的路是越來越近了！
2012年3月5日於多倫多。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