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夏「骨簡」
2008年春天，張家場出土了一些「骨簡」（骨頭上刻著類似漢簡的文字，被坊內人士稱為骨簡），區內媒體以大篇幅給予報導，號稱這是一個重要的考古發現。2008年5月6日，《光明日報》刊登了長篇報導《寧夏「骨簡」真偽期待權威鑑定》，幾十家新聞網站和多家報刊做了轉載，全國各地讀者都很關注。但對「骨簡」的真假沒有一個肯定的結論，至今仍眾說紛紜。「骨簡」是真的嗎？2009年4月中旬，在接到銀川大學人文學院賀福教授的署名文章《千萬別忽悠》，對這些「骨簡」等漢代文物提出質疑後，記者親身探訪，再次聚焦寧夏「骨簡」。
張家場，目句衍縣遺址？
隸屬於寧夏鹽池縣的張家場，地處寧、陝、內蒙古三省區交界處，完全可以用偏僻和荒涼來形容。這個只有20戶人家的村莊，因一旁那座西漢後就廢棄的古城平添了一種神秘之氣。上世紀90年代初期，隨著盜墓賊頻頻「光顧」，大批文物經文物販子之手從這裡流入市場。幾年前，記者就曾走進張家場，已經近2000年的漢代古城，已經看不見任何昔日的輝煌，廢址上依稀可見頹廢的牆基、破損的遺存，灰陶、磚瓦、獸骨殘片比比皆是。古城遺址東西長1200米、南北寬800米，總面積約96萬平方米。古城外還有大量民居遺址和難以說清的古墓葬群。那時，村民就告訴記者，春天的一場大風過後，或者秋雨大的季節裡，地裡偶爾就會有古代的東西暴露出來。
大批具有極高價值的文物從這裡出土，這裡就是史籍中記載的寧夏北部最早的目句衍縣的遺址嗎？這裡出土的文物真是漢代的嗎？專家們圍繞著這些說法爭論不已。2006年，張家場升格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個神秘古城的身價上增的同時，這裡出土的文物更是披上了越來越多神秘的面紗。
此次，記者就這些張家場出土的「骨簡」，求證一些本土專家、資深媒體記者時，發現對它們的真偽，仍然存在著很大的分歧。
一些學者經過考證後認為，這個被漫漫黃沙覆蓋、連城郭遺蹟都很難尋覓的遺址，西漢時期卻是相當繁榮的城鎮，甚至一度成為我國西部地區的軍事中心。寧夏考古學者許成經過實地考察後認為：這塊廢墟，是目前地處河套地區的規模最大、同時出土文物也最為豐富的一處秦漢時期的古城遺址。他初步推斷，這就是秦漢時期設在寧夏北部的目句衍縣古城遺址。我區地方志專家吳忠禮經過實地考證後認為：西漢王朝曾經想把張家場進一步升格為我國西北地區政治、軍事中心，只是由於當時的皇帝更換才作罷。
「出土文物」，熱點過後是激辯張家場吸引人的當然是它的出土文物。《光明日報》駐寧夏記者站站長莊電一在今年1月6日的《光明日報》上發表的《尋訪寧夏「骨簡」出處》裡這樣寫道：「在略顯簡陋的張家場文物陳列室裡，記者既看到了骨簪、骨帶鉤、銅帶鉤、玉珮、陶罐、鐵鼎、秤砣等大量生活用品，也看到了鐵劍、銅戈、弩機、箭鏃、鈴鐺、護心鏡等軍事用品。古幣則有五銖、半兩、刀幣等種類，此外還有許多印章。尤其令人驚嘆的是，這裡居然有一套大小不等的秤砣，據說用它們稱重可以精確到克。這些文物無不顯示著張家場曾經的輝煌歷史。」而許成早在1984年2月的《固原師專學報》上就撰文指出：張家場從1954年出土貨幣約100公斤以來，1960年出土貨幣200多公斤，1979年4月出土的一個鐵釜，裡面置放漢代銅錢35公斤。上述三次出土的貨幣為「貨布」、「貨泉」、「大泉五十」和「大布黃千」。1966年和1979年，這裡還兩次出土過銅齒輪，這是西漢之物。近年來，又出土過兩枚漢代印章、銅器和箭鏃、磚瓦……說明張家場古城是在秦漢時期建置的。
這麼多的文物出土，自然引起了考古學界的關注。然而，當大批流入市場的「骨簡」都被稱之為出自張家場時，問題便和爭論一併出現。
趙培祥就是一個寧夏骨簡的收藏者，他向記者表態：他所收藏的「骨簡」，全部來自於寧夏鹽池縣柳楊堡鎮的張家場村。莊電一為此開始留意類似骨簡的物件，他在張家場的文物陳列室裡看到，一堆雜亂堆放著的細小文物中有兩片看起來像骨簡的殘片。這兩片殘片，與此前在骨簡收藏者趙培祥那裡看到的幾乎一樣。他特意記下了上面殘缺的題刻：「運食鹽軍馬車解長……」、「……安軍民食鹽之備用矣……」「千餘至西路經郡縣以備運至長安。」這些疑似骨簡所刻文字、內容，也與此前所見基本一致。而在張家場的農戶家中，也有疑似骨簡殘片。他還看到，較小的一片只有三四厘米長、一厘米寬，上面只有三個字：「之用矣」。較大的一片也不過四五厘米長、二三厘米寬。留在上面的文字，共有四行。因為中間斷開了，只能看見「開渠屯田」、「遷移民五千二百」、「於河西郡開渠屯田」等字樣。
從十幾年前發現這些「骨簡」開始，到2007年，趙培祥已收藏了1000多枚。張家場的「骨簡」總數估計有3000枚左右，散佈在寧夏的一些收藏者、文物販子手中，一些專家指出：這些「市場化的骨簡」是假的！辯論由此產生。
「骨簡」
古簡
觀點輯要：千萬別忽悠
賀福（銀川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寧夏文化市場漢代牙錢骨簡等物品的真假之辯已到了白熱化的程度，真假之辨尚未展開。《光明日報》、《收藏界》、《亞洲錢幣》《盛世文苑》等報刊雜誌都競相登載，著名記者、博物館專業人員、想藉此做大文化產業的政府工作人員、古玩行業的從業者、淘寶者、好奇者都心懷異志，各執一詞。我認為在沒有掌握大量真憑實據的情況下，政府部門先別張揚，以免忽悠了世界視聽，搞不好將來道歉賠不是，貽笑大方，貽害無窮。因為對待文物不能等同於藝術品，而報刊是黨的喉舌，以事實為依據是最基本的要求。
第一是出處，文物遺蹟的命名必須有史料為證，或者必須是田野考古發掘後依據地點、出土物品上的名稱命名，這批骨製品是張家場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出土的？誰在張家場挖掘的？不解決這些實實在在的問題，隨便命名，研究就缺乏科學依據，打上歷史上目句衍古城出土的名號，忽悠人的成分就存在。
按照持有人的說法：「當時，骨簡就是盛在這些陶罐裡的。陶罐的底部盛有銅錢，所以有的骨簡便有了銅綠的顏色。」我們看到，這兩個陶罐形狀有所區別，而且，其中的一個陶罐外面還有墨寫的幾個字：「上郡都尉府」。這是「骨簡」持有者和媒體作者筆下「骨簡」的出處。從銀川收藏者手中現存的「骨簡」和錢幣以及綠色的骨頭看，這些東西足以裝一個小的集裝箱，遠遠不是一兩個陶罐所能裝得下的。值得懷疑的是漢代上郡是指今天榆林地區，具體地點在今榆林南部無定河沿岸，此地西漢時期屬上郡，東漢時期屬於上郡與西河郡的交界處，軍事管理屬并州刺史部。張家場所處的目句衍城屬於北地郡，東漢時張家場所處的目句衍城同樣屬於北地郡，軍事管理屬涼州刺史部，是誰把郡府的治所搬家的？這就成了一個待花大力氣考證的問題了。
第二是對時代的懷疑。據持有這批物品的人士聲稱：「這些骨簡所記之事，其年代跨度自西漢至東漢幾達300年，共出現10個皇帝的數十個年號，涉及的地域大都在西北，包括北地郡、朔方郡、上郡、平涼郡、天水郡、蕭關、朝那、神郡、龜茲等。不少骨簡的文字中都提到了吳忠市境內的古地名，如神泉障、富平縣、三水、靈州……」那麼這些珍貴史料是前人刻寫的，還是後人刻寫的？如果是西漢人刻寫的，那麼東漢的內容就是杜撰；是後人刻寫的，那麼西漢的內容就有臆想的成分（這一點可能牽強了些）。因為骨簡書體風格大致一致，字體篆隸楷雜陳，西漢、東漢、前秦不同時代的地名同時出現，試想，哪一個史學家對待歷史這麼不嚴謹？字體這麼不遵循時代規範？
第三是錢幣。筆者見到的實物中有前涼張軌鑄造的「涼造新泉」，兩種實物之間時間跨度超過1000年，誰能說它們是漢代的歷史遺物？骨質錢幣由前涼以前時代的人彫刻是絕對不可能的，如果按持有者的觀點，錢幣是後人彫刻的玩賞錢，那麼這個後人至少是東晉以後的一個錢幣大玩家。
「骨簡」
第四是部分「骨簡」內容錯訛令人費解，違背起碼的歷史真實。其中一片「骨簡」的編號是「一十」，其釋文是：「元鼎二年，北地郡太守令上郡都尉府運牛五百餘頭，羊五千餘只於朔方郡；令神郡牧丞備運牛二千餘頭，羊三千五百餘只於富平縣；令龜茲牧丞運牛五千餘頭、羊三千餘只於靈州縣次，備郡縣軍食糧之用。」分析內容會發現無論是北地郡（郡治在甘肅慶陽馬嶺鎮）還是上郡（郡治在陝西榆林市南部永定河邊）離當時的朔方郡（郡治在今內蒙古黃河拐彎處烏拉特前旗附近）都有千里之遙，而朔方郡、上郡本身就是牧區，為什麼要舍近求遠去運牛羊？區區五百頭牛、五千隻羊要穿越毛烏素沙漠、烏蘭布和沙漠、庫布奇沙漠才能到達北地郡，中間還要渡過黃河，請問該怎麼運？「骨簡」內容荒謬！
其二，即使是漢代有「神郡」「平涼郡」這個建制（也許《漢書地理志》有誤？），也不可能各郡的郡守互相給對方下命令，甚至命令到了對方下屬部門，跨郡下命令簡直是開了一個中國歷史的大玩笑！而跨郡命令的是讓牛羊等軍需物資在上郡、北地郡、朔方郡之間轉圈圈，這在這批「骨簡」裡常常出現。
其三，仔細思考上述「骨簡」中的內容就會發現，同是處於牧區飼養牛馬羊的幾個郡縣，為什麼要把自己就有的東西運來運去呢？
其四，漢代地方行政部門沒有調配軍用物資的權力，只負責行政事務，而軍事大事歸刺史府管理。而「骨簡」內容表明，這些郡守們手眼通天，不僅可以命令別郡的縣令，還可以督辦別的刺史府的軍事事務，豈不怪哉？
其五，紀年的方法不符合時代文獻裡的記載。這批骨簡裡常出現「元鼎XX年」的紀年方法。翻開同時代的著作《史記》，這種現象都很少見。《史記》卷一百二《張釋之馮唐列傳》裡有這樣的記載：「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這裡的紀年方式與「骨簡」裡的內容明顯不同。
「元鼎XX年」這種紀年方式歷史上也曾出現過，只不過在宋代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裡常常出現，且只出現在每一個皇帝初次出現的時候，以後再出現時只是寫「X年」，這種方式幾乎成定例。
其六，骨質印章鈕制的懸疑。與錢幣、「骨簡」同時出現的還有骨質印章，這些印章最大的有直徑2.7厘米的偏將軍印章，尺寸與漢代印章大致相符。問題是這批印章裡出現的龍鈕、螭鈕印鈕令人生疑。大家知道龍是中華民族的圖騰，龍這個能上天入海、行雲布雨的神秘動物到秦漢時代已被皇家所壟斷。在戰國的帛畫裡神龍還擔任由人駕馭驅使而助墓主升天的任務，到了秦漢時代，為了鞏固封建制度，龍已被賦予「君權神授」、「真龍天子」等宗法觀念，代表帝德和天威的龍便不准民間亂用。只是到了宋代，龍紋的運用才廣泛起來，但也有宮廷用龍紋與民間用龍紋的區別。遍觀漢代印章，用龍鈕和螭鈕的寥寥無幾，只發現漢代獨立王國南越王用龍鈕金印，著名的漢代玉質的「皇后之璽」是螭鈕印章。而這批骨製品中的印章裡，偏將軍、伏波將軍、龜茲丞（漢代上郡裡的一個縣，在現今榆林的北邊）卻可以用龍鈕印章，一個平昌丞（在漢代平原郡內的一個縣，今山東德州境內）卻可以用螭鈕印章，骨製品持有者手中龍鈕、螭鈕印章不在少數，這都讓人無法理解！在封建社會，僭越是要被誅滅九族的，這些個漢代「廳、處級幹部」真是膽大包天啊！其七，對骨製品「望、聞、問、切」後的認識。觀察這批「骨簡」，外表與內部翠綠瑩潤。它們是怎麼變綠的？一個陶罐裡的幾枚銅錢就能使現在還屢屢出現的骨頭變綠嗎？個別的牙質錢有被人玩熟了的光滑感，出土痕跡不明顯，用鑒別出土器常用的「哈口氣，聞之」的方法，骨製品沒有土香味（不信，到靈武窯找塊千年瓷片一聞便知），是否是出土品就令人懷疑。個別的「骨簡」暴露出骨質本身的密度結構——斑斑駁駁的空洞，很有滄桑感，幾年前這樣的骨頭就在吳忠成批出現過。現在隨便磨幾下任何一塊骨頭，骨內部的空洞狀結構都十分明顯，骨頭本身的結構能作為鑒別是否是漢代骨頭的依據嗎？觀察骨質錢幣，外表酷似漢代銅幣範式，但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這些骨質錢幣，絕大多數厚度在0.6厘米以上，有些錢幣極其薄，厚度只有0.1厘米左右，厚薄與漢代錢幣有十分明顯的差異，部分牙質錢無廓，與漢代幣制不符，顯然只能像持有者說的那樣，玩錢而已。
我區著名考古學者（不願意透露姓名）：從文物考古的角度來說，這些「骨簡」可以肯定是假的！那些東西我們見過，按照我們從事考古工作幾十年的經驗來判斷，結合張家場出土文物的特徵，對比這些「骨簡」，完全可以說明它們是假的。
是真是假還需有關部門嚴謹的科學斷定李進增（寧夏博物館館長）：不能簡單地給這些「骨簡」下結論，但要確認它的真偽並不難，我們完全可以通過兩個途徑來證實其真偽，一是在張家場做個試掘，並不需要花太大功夫，在地層裡如果能發現類似的東西，就能證明這些骨簡是從那裡出土的；二是對這些「骨簡」做個碳14鑑定，然後再和張家場出土文物做的碳14鑑定一比較，兩者如果沒有共同點，那麼可以說這些「骨簡」就是假的。
莊電一（《光明日報》寧夏記者站站長）我對張家場的這批「骨簡」的關注已經一年多了，開始我也是抱著懷疑的態度，結合我對張家場出土文物這些年的報導、實地考證以及對收藏者本人的採訪、實物的考證，我認為這些「骨簡」還不能斷定是真的，在嚴謹的科學斷定結果出來前，也不能說它們是假的，但絕對要引起有關方面的重視。那麼多的「骨簡」，刻的內容和手法不同，如果是造假，顯然不是一個人所為；不管所記述的內容、刻寫的手法還是採用的材料，加上我實地考察後，在老鄉家裡發現的實物，張家場文物博物館裡陳列文物的骨簡，使我更看重這些「骨簡」的價值：記述的歷史內容豐富，時間跨度大，如果是造假者，那麼這些造假者具備的歷史知識讓人驚嘆，這些造假者的知識完全相當於教授，能有那麼多的教授一起去造假麼？另外，如此龐大數量的「骨簡」在張家場甚至寧夏此前並沒有出土過，也沒市場證明它們的文物價值和經濟價值，如果這些「骨簡」是假的，他們造假的理由又是什麼？如果「骨簡」為假，就應找出造假原因，揭露造假手段，防止更多人被矇蔽；如果「骨簡」為真，它們所具有的歷史文化價值就應得到重新估量並對其進行深入研究。嚴謹的科學斷定之前，不要輕易下結論。
記者採訪手記：對於寧夏這樣的小省區來說，一個重要的考古發現自然是文博事業甚至地方政府極為關注的。這次「骨簡」事件，業內已經形成了如寧夏博物館館長李進增先生所說的「分歧很大，爭論很大」，甚至如賀福先生所說的「一些地方政府」對寧夏市場的骨製品出現大喜過望可以理解，但把它與歷史上龍山文化的骨簡和殷商甲骨文相提並論的情形。
對於這些「骨簡」業內討論、爭論、分歧得很熱鬧，已經持續一年了，其真假之辯已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在採訪中，無論是走訪現場，還是走訪專家，至今，記者也仍是一頭霧水。一些專家並不希望署名發表，個中說法仍撲朔迷離。
謎底的揭開需要一個過程，如果這些「骨簡」是真的，那麼，我們為自己的歷史文化增添了這麼一筆資源表示可喜可賀；如果不是真的，那麼，我們向那些捍衛學術尊嚴的專家們，投去深深的敬意。但，令記人擔心的是，至今結果沒出來，卻早已出現一邊倒的大肆宣傳。學術問題需要有個嚴謹的態度，「骨簡」真假之辨迫在眉睫。我們需要的是，必要的謹慎和科學態度，我們害怕的是，別變成又一個「華南虎」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