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帶隊拍攝大躍進·大飢荒系列記錄片時，主持人問我：「是什麼原因，讓你能夠長期堅持對大躍進·大飢荒重災區歷史進行全國性大規模史料收集和研究？」
我的回答是：幾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恆地堅持進行大躍進·大飢荒史和「文革」史的史料收集和歷史研究，於我而言，是一個由親身經歷的感性認識，經過長期研究的理性認識，進而升華為將其作為自我價值實現的人生目標的過程，也是一個自覺選擇的過程。
從心理學言，家庭是認識發生和人生啟蒙的起點。我家因大飢荒家破人亡，妻離子散。
大飢荒中，在老家的爺爺因長期吃樹皮、草根和秸稈芯、玉米芯磨成的「代食品」，終至胃穿孔大出血。他留下一句：「餓得實在受不了啊，想吃一頓飽飯再死」的遺言後，上吊自殺身亡。
父親得知爺爺的死，愧疚難當，天天喊要調回老家照顧老娘。終於，夫妻離異，他調回邢臺。
而我是外公一脈祖傳三代的獨苗苗，鐵板命定要繼續母親一脈香火。外婆生了11個孩子，最後只留下我母親一個人。出生剛半歲，外婆趕到廣州，不顧一切把我帶回了澧縣。從此，他們帶著我，跌跌撞撞，艱難萬分地闖過了那個餓殍載道的世道。
外公是方圓幾十里有名的老實人和大好人，公私合營前他經營一個小商鋪，一生沒有和人紅過臉。
打我記事起，印象中就是外公外婆手中那綠慘慘的野菜飯，和專給我蒸飯的小缸子，還有不絕於門的乞討者。
到1961年，小鎮隔三差五就倒下幾個餓死的「路屍」，兩老也渾身浮腫，指拇一捅一個深坑。外公要外婆帶我逃到廣州去，「為余家留一條做種的根」。我們走後，他買了條粗繩子，掛在樑上上吊。結果繩結沒打好，掉到地上被人發覺救起來。他唉聲嘆氣不好意思地對鄰居說：「我這個人沒用一輩子，連個上吊的繩結都弄不好，驚擾你們了！」
童年所處環境，構成人生初始的社會認知。對故鄉的童年記憶，筑構了我人生積澱的初始圖式。
我的故鄉在澧水之濱，那是一個青山環繞，綠水過村，祖輩靈寢，安息於斯的小鎮：王家場。
兩側青山夾峙，一灣綠水繞流，八方寶塔巍巍，兩排青瓦綿綿，層層梯田稻香，曳曳垂柳拂岸的王家場，毀於那個人神共憤的大躍進年代，如今已是水庫中龍宮水族盤踞嬉戲的家園。
在1958年舉國癲狂的大躍進中，興修水利成為噱頭的熱點。澧縣縣委把修建王家場水庫，當做「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偉大創舉」。
屋茅掀下「放衛星」熬草肥，板壁拆去燒土爐煉土鋼，家家戶戶，刀、鍋、鋤、鐮、錘、鏟，床、櫃、桌、椅、案，一掃而空。有個鄰居姨爹（方言，發dia音，爺爺）看到家毀人散，哭天搶地想搶出點東西，被他當民兵排長的侄兒，一鋤挖在腦殼上，當場倒地喪命。
半個多月，美麗古樸的山鄉邊鎮，變成一片廢墟。
水庫合閘後，我家世代居住的5間青瓦頂木板壁房，和上百家鄉親的房屋一起，永久葬身於水庫底！從此，我一家就四處飄泊，借屋寄居。寄人籬下的羞恥和憤懣，刻骨銘心。
入夜，跟著外公上茶館，是我童年最急迫而又最害怕的時刻，也是我認識社會的啟蒙歲月：茶館裡，漁鼓道情，說不盡的帝王將相千古傳奇，啟蒙我一生難舍難分的古今歷史感；茶桌上，飲茶擺場，道不完的家破人亡人間悲劇，種下我一生堅守不移的悲天憫人情。
茶館裡聽到的兩件慘案，最使我心驚肉跳，永生難忘：
寶塔灣大隊的整風整社運動，揭發「社、隊幹部比日本鬼子還要兇惡毒狠」。隊長天天堵在食堂門口「日娘搗妹」地罵過癮了，才讓社員進去吃飯；幹部打社員「花樣翻新」，捆綁吊打是家常便飯，抄家、活埋、剁手指、割耳朵、冬天脫光了丟進堰塘凍死、吊「半邊豬」；一碗米就搞「黃花姑娘」，不讓搞就餓死人全家；隊長一扁擔砍死偷青吃豌豆尖的姑娘家（方言，發ga音，年輕女人，也指已婚婦女）；餓死的人「像放排」……
如東公社劉家遠餓極了，把自己一歲多的兒子，拿刀砍成幾大塊，用甊鍋燉了吃。被人發現報案後，縣上捉了去槍斃了。從此，我整個童年都為恐怖所籠罩：天一黑，只要看見個子大的成年人，扭頭就往家跑，生怕被人煮了吃！
6歲那年，外公自殺，斷了我的茶館情。
剛剛走出大飢荒的人們，被毛澤東「階級鬥爭」鞭子和「整五風乾部」的「整風整社」、「新三反」、「新五反」、「民主革命補課」，一步一步趕進了「社教」和「四清」運動。
運動一來，茶館裡的人都被趕進了批鬥會場，人人要發言，個個搞揭發，否則就是「包庇罪」。有鄉親告訴我：你外公是個「見人都不敢放屁」的老實人，一輩子沒有和人紅過臉的大好人。工作組要他發言揭發「壞幹部」，他天天提心吊膽，嚇得要死，開會好比過鬼門關。
這天，幹部點名要他明天必須髮言，揭發壞幹部。正好外婆到縣上去找我媽了，家裡只有我和他。晚上，老人家用墨筆寫下一個紙條：「我死了以後，一定要問閻王，為什麼人家開會能發言，我就發不好言。」我睡下後，外公躲到我的床下，用家裡那把渡過大煉鋼鐵劫難留下的破菜刀，一刀一刀把自己肚子切開破腹自殺！
第二天沒見外公，到晚上，我哭著到姨外婆家找外公，人們開始到處幫我找人。等我哭著趕到家，門口已經被公安人員封了。聽說人找到，已經自殺死在我的床下！我鑽進去，只看到拖開踏腳板的床下，滿地是血！
給外公收斂的表舅說：肚子上割了三刀，腸子、心、肝都被他自己用手掏出來，要不然人不會死得那麼快。
最讓我永生不忘的是：公安稱，運動中自殺，屬於「自絕於黨」，家有「關、管、殺」，子女親屬都要受影響。我媽從廣州剛調回澧縣人委會。這一說，在場親戚嚇壞了。姨外婆想了個說法：「習廣前幾打架，把人家頭打破了，他外公是怕人找麻煩嚇死的。」公安當場拍板：「這個說法好，那就是他外孫打架嚇死的！」我聞言如五雷轟頂！6歲多的小孩，墜入「害死」最親外公的萬丈深淵，也漸漸萌發了「這是什麼世道」的初念！
長大後我時常在想：在中國，有著和我一樣經歷的家庭，決不在少數！這是舉國慘烈之恨，也是萬家殺祖滅門之仇！
這句話，在我青年時代的心中，不知念誦過多少遍！
自古以來，澧縣是富甲洞庭的魚米之鄉，也是大躍進·大飢荒的重災區。從小學到中學，經常請來「苦大仇深」的老貧農給我們「憶苦思甜」。講著講著，就會聽到「吃食堂家家戶戶都有人得浮腫病，餓死的人攤在家裡沒人埋」。領導嚇得臉色慘白，學生笑得前仰後合。
青年時代是形成人生世界觀的重要階段。1975年，我上山下鄉到桃源縣雙舖公社莊家舖大隊當知青，耳聞目睹了中國農民苦難悲慘的現實：幹部魚肉鄉里，欺男霸女；社員終年勞苦，食不果腹；冬荒春荒，老人四處乞討，睹之淚下……
四年中走鄉串戶，前後有20多個老農民對我說到大躍進的荒誕，大飢荒的慘烈。雇農羅大榜爹私下告訴我：「舊社會比新社會好萬倍！農民只要種得兩三畝田，一畝田做二三十個工，打下千多斤谷，一家人逍遙自在，吃喝不愁。我給富人打長工，吃住他家的，工錢一月得一擔谷，一年十二擔谷，一擔一百二十斤，年終得千把斤米，你羅家大娘（他老婆——筆者）紡點紗織點布，養雞養豬，年終殺豬。插秧割谷東家要請我們吃東道（宴席——筆者），總打攏共，農忙就是二三十天。農閑我就推個雞公車，你羅家大娘坐在小車上，我們東鄉趕場，西鄉聽戲。哪像現在公社，社員要一年忙到頭，臘月三十還要學大寨、修水庫！」
還記得他神色嚴峻地大發感慨：「一個統治者，大躍進搞得瘋瘋癲癲，苦日子餓死人民千千萬，還要搞文化大革命，還要農業學大寨，人民公社，只管完成國家徵購、不顧人民死活，農民比奴隸還不如，公社社員就是國家奴隸！你說這是為什麼？歷史怎麼寫這一章？！」在當時，這樣的發聲，足夠押上斷頭臺！而這就是銘刻在我心中的民聲！
人民活得日益艱難，中國社會不能長此以往，要為國家找一條出路，這就是青年時代我的心聲。毛澤東死後，感到必將大變的我，甚至設想：如果天下大亂，我就拿起槍來上山打游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