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禍國殃民的「抗美援朝」，農民的負擔甚至比以前更沈重，生活更艱苦，境況更悲慘。(資料圖片/看中國配圖)
毛澤東和農民所謂的「感情」唯一表現在他的「秋收起義」上。他以「打土豪、分田地」、「貧雇農打天下、坐天下」的口號煽動沒有土地的赤貧戶——流氓無產者起來造反（被當世之人稱之為‘痞子運動’），使得鄉村間的窮光蛋們奮起殺人、搶東西。最後，由於受到政府的鎮壓與富人的報復，90%的赤貧戶都沒有活到「勝利」的那一天。剩下極少極少的赤貧戶當了「將軍」或「國家幹部」，仍然沒有一個人能夠逃脫「文化大革命」，小自安徽的於得水，大到中央的彭德懷，他們都是鮮活的人證。就連做到頂級人物的朱德總司令，在「文革」中同樣未能倖免，被批判，被鬥爭，被罵成「老混蛋」。
「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解放區」的農民得以鬥地主、殺地主、分田地，看起來揚眉吐氣，但是，「公糧」一定要交納，「公物」一定要徵收，兒子、丈夫一定要送往前線。46年前，老樵在定遠縣農校上學，那裡的農民家庭一半以上都挂「烈屬光榮」的牌子，有的家庭是「犧牲」了父子幾個或兄弟幾個。
「解放」以後，為了禍國殃民的「抗美援朝」，農民的負擔甚至比以前更沈重，生活更艱苦，境況更悲慘。學者梁漱溟是唯一挺身而出為農民執言者，他說：「過去20年的革命全在於發動農民、依靠農民。依靠農民革命所以成功在此……今建設重點在工業，精神所注更在此。生活之差，工人九天，農民九地。農民往城裡跑，不許他跑……當初革命時農民……與共產黨親切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勢。」
這些言論踢到毛澤東的病根，他沒有為此深思是否應該改善農民的待遇，而在公開的會議場合親自對梁漱溟展開了攻擊：「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要求照顧農民」成為梁漱溟的罪狀，被毛澤東以嘲諷的口氣指為「孔孟之徒行仁政的意思」，被指為「班門弄斧」。
一個愛國愛民的優秀學者從此被打入地獄！
接下來就是舉世震驚的「三年自然災害」。除了那些喪盡天良的毛蛆別有用心地矢口否認這場災難以外，所有親歷過這場災難的中國人都確認災難的真實存在：3000餘萬人活活餓死，其中99%是農民！
1968年到1970年，老樵「下放」偏僻鄉村，親眼看到那裡農民的糧食有15%被強征「公糧」——沒有一分錢補償，少繳一斤就抓人；45%被賣「忠字糧」——低於市場價一半，給多少「指標」，必須完成。當時原始勞動，生產力極低，這樣一搞，農民只好「糠菜半年糧」了。那時候中國城市人口很少，根本要不了這麼多糧食，大量的糧食都被毛澤東「支援亞非拉革命」了。
最初，毛澤東說是要建立「工農政權」，要以「農村包圍城市」與國民黨搶奪天下。奪取政權成功以後，農民便成了「人民公社」的農奴，被戶籍死死管住，不得離開土地一步。就連遇上災荒，都不許外出討飯。一直到80年代，各地城市還設有那時候的「收容所」，專門關押、遣送外出掙生活的農民，把他們斥之為所謂「盲流」，隨便抓捕、隨便處置，就像對待盜賊土匪一樣。
「文革」期間，毛澤東宣布「工人階級領導一切」，農民的地位依然是被「領導」。實質上，「文革」的時候是林副統帥的「解放大軍」領導一切，毛澤東的所謂「工農政權」其實與工人無關，與農民更加無關！
毛澤東出身於地主家庭，有資產，有雇工，他不能代表無產階級。他沒有當過工人，因此他也不能代表工人階級，基於他對中國農民的一貫政策和態度，他也絕對不夠資格充作農民領袖。中國現代史上的農民領袖是朱德、彭德懷他們，農民領袖遠遠不是政治流氓的對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