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一個名垂青史、家喻戶曉的皇帝，一個與秦皇漢武齊名、有文韜武略的皇帝，一個曾經被封為法家代表人物的皇帝，一個因執行所謂「讓步政策」而開創了「貞觀之治」的皇帝，一個因在各種電視劇中熱播、在通俗作品中細說或戲說而被老百姓街談巷議的皇帝，一個唯獨歷史家已經無話可說的皇帝！
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淵的第二個兒子，在「玄武門之變」中取得帝位，難免獲屠兄奪位之譏，其情形大體與隋煬帝楊廣得位相類。唐太宗當皇帝不過23年，比他享祚久長的皇帝大有人在;貞觀時期的全國人口不過300萬戶，遠遠不及隋煬帝和唐玄宗時期的900萬戶左右的規模，這個數字基本上反映出當時的經濟發展水平依然處在恢復期。那麼，唐太宗憑什麼被推為千古一帝呢？
從馬背取天下
識時務者為俊傑。唐太宗就是一個識時務的俊傑！晉陽起兵前，老謀深算的李淵曾對提出起兵反隋建議的年輕小夥子李世民說：今化家為國，或破家滅族，都由汝而起。而後世和現在的史家大都認為起兵是唐高祖李淵蓄謀已久的心思，並非李世民首謀，李淵的話只是對自己的掩飾和對後生的勉勵之辭。做這個翻案文章的關鍵證據出自溫大雅的《大唐創業起居注》，該書封筆於李淵在位之時。論者咸謂此乃第一手資料，未經太宗時的史官篡改。但是，誰又能保證當時人記當時事，不是取悅高祖的附會之辭呢？不管如何，18歲的李世民已經察覺到天下可為，並堅定了其父起兵的決心，這一點應是無可置疑的。
無論是進軍長安途中清除河西肘腋之患，還是在平定山東、河北勁敵的戰爭中，李世民不僅身先士卒，作風勇猛頑強，而且運籌帷幄，指揮若定，以善用騎兵、善於集中優勢兵力等戰術，經常出其不意地打敗強敵，表現出傑出的軍事才能。在後來的敉平突厥與征服高昌的戰爭中，他都表現出雄才大略和遠見卓識。
但是，有一件事令這位梟雄心情難平，那就是他平定山東不久，河北地區在竇建德舊部劉黑闥的領導下再次舉兵，山東舊地，大體皆叛。倒是李建成採納魏徵的以招撫為主的懷柔政策，穩定了山東地區。這件事幾乎是當年隋朝平定江南的重演。隋朝滅陳之後不久，出現反覆，「陳之故境，大體皆反」。後來楊廣恩威並用，才穩定了對南方的控制。
本朝的經驗和前朝的教訓對於年輕氣盛的李世民轉變觀念影響很大，那就是不能完全靠武力征服天下！唐太宗即位後就宣布說：「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文武之道，各隨其時。」(《舊唐書·音樂志》)這確是很識時務的看法！
經歷從馬背到龍庭的轉變，唐太宗開始改變統治策略。他廣納賢才，表現得比任何一個前代帝王都重視文士。他在藩邸就招集了大批文人學士，設立文學館，館中著名的十八學士如房玄齡、杜如晦、於志寧、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虞世南等都是一代英才。或以政治韜略見長，或以才學蓋世見用。同時，他還有天策上將府，安置隨己征戰的武將們。文臣武將，各得其所，對於貞觀年間的政治和文教事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太宗即位之初有一次關於治國方略的大討論:大亂之後，究竟是用重典懲治刁民，還是「撫民以靜」，與民休息？在關鍵時刻，這個縱橫疆場十餘年的統帥做出了英明決策，他說：「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貞觀政要》，下引此書皆不出注)因此，他推行以民為本的政策，輕徭薄賦，使民以時;關心民瘼，澄清吏治，為恢復瘡痍滿目的唐初社會與經濟奠定了正確的治國之策。
治國與用人
唐太宗治國，有許多過人之處。其中尤以善於用人為世人稱道。他曾經與大臣討論隋文帝施政得失。有大臣認為隋文帝是一個兢兢業業的君主，而太宗恰恰認為隋文帝之失在於不懂得放權，不信任臣下，有大事小事一把抓的毛病。他說：「以天下之廣，四海之眾，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劃，於事穩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獨斷一人之慮也。且日斷十事，五條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
敢於用曾經反對過自己的人，反映了唐太宗的膽識。其典型事例是重用魏徵。魏徵在隋末詭為道士，初投瓦崗軍，曾效力於李密帳下，後歸依竇建德。所投皆為李世民平定山東時的敵對勢力。及竇為唐軍所破，又在太子李建成東宮效力，官至太子洗馬。他雖職位不高，卻自稱曾經勸諫李建成在與李世民的爭鬥中先下手為強。這樣一個幾乎處處與己為敵的人，李世民卻能愛惜其才而摒棄前嫌，委以重任。又如，範陽盧承慶父、祖皆隋官。貞觀中，太宗任其為民部侍郎和兵部侍郎並兼選舉，盧承慶自辭「越局」。太宗不允：「朕今信卿，卿何不自信也。」能夠團結曾經是自己敵對陣營的人才，這對於唐太宗穩定唐朝初年的政治局面，籠絡人心，減少反對派，具有重要作用。
用人如器，各取所長，不求全責備，反映了唐太宗的明智。他對於自己大臣的所長所短，瞭如指掌。如評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對敏速……而總兵攻佔，非所長也。」評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悟，臨難既不改節，為官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規諫耳。」評房玄齡、杜如晦，不善於理獄，不擅長處理雜務瑣事，長處是多謀善斷。說戴冑的短處是「無學術」，但敢於犯顏執法。說博陵崔敦禮，「深悉蕃情，凡所奏請，事多允會。」總之，唐太宗懂得「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資治通鑒》卷198貞觀二十一年)
克己與納諫
如果只是以上這些，唐太宗還只是眾多帝王當中的傑出者之一，還談不上超邁古今！
宋朝史家範祖禹評價唐太宗說，唐太宗本來是一個彪悍勇武之人，可是他能夠畏義好賢、屈己從諫，「刻厲矯揉，力於為善」。這幾個用詞值得深加玩味，用現代的話說就是要對道義保持敬畏，對賢者保持尊敬，不要固執己見，要聽從臣下的諫諍，努力改過遷善。其總的意思其實就是朱見深總結的「克己」二字，即對自己的慾望、偏見保持克制的態度。「克己」才是評點太宗的點睛之筆！
最能體現唐太宗治國思想的文獻，首推吳兢所撰《貞觀政要》一書。這是一部帝王的教科書！該書的重心，無論是處理君臣關係，還是闡明帝王之道，其要害都是「克己」：
——「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對人民的力量表示敬畏，所以要約束自己的行為。「天子有道則人退而為主，無道則棄之。可不畏哉！」敬畏方能克己。
——「每商量處置，或有乖疏，得人諫諍，方始覺悟。若無忠諫者為說，何由行得好事！」忠言逆耳，有自知之明，方能接受諫諍，約束自己。
「克己」當然包括克制自己的物質享受慾望。唐太宗自己就說：「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有嗜欲以成其禍。若耽嗜滋味，玩閱聲色，所欲既多，所損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民……朕每思此，不敢縱逸。」從社稷蒼生的角度考慮，不敢放縱自己的口腹之欲、聲色之欲，這就是克己！這值得每一個位高權重者引為鑒戒。
一個皇帝要做到「克己」，前提是有自知之明。貞觀初，太宗曾經用自己親身經歷的例子說：「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猶不得其理，況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為理之意固未及於弓。弓猶失之，而況於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唐太宗從自己對於弓箭的認識誤區體悟到自己對於治理天下缺乏經驗與才識，因而需要訪問群臣對於治理天下百姓的意見，豐富自己的見識。為此，太宗對臣下說：「人欲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藉忠臣。……公等每看事有不利於人，必須極言規諫。」
魏徵可謂貞觀時期之奇才，魏徵之奇主要表現在他敢於向皇帝說真話——諫諍。進諫是中國古代政治生活中很特別的一項制度。國家設置了一批諫臣，其職責是給皇帝提意見，號稱「言官」。朝廷作出決策，必須先聽他們的意見，其他官員如果先諫官而言事，被視為舉事不當。魏徵向太宗進諫，前後200多條。魏徵不僅在唐朝以休養生息、注重教化的基本國策的辯論上，在廢除分封制度、完善郡縣制度的政治方針的施行上，提出正確的見解，而且在許多生活細節上，也給太宗以很好的規諫。特別要提到的是魏徵諫太宗十思疏：
「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
這十條幾乎條條都是針對人性的弱點，告誡太宗在方方面面要約束自己。魏徵總是言人之所難言，即使太宗不能一下子全部接受，事後總能做出妥協，克制自己的脾氣與慾望，從而成就了求諫納諫的佳話。太宗說：「(魏徵的)隨時諫正，多中朕失，如明鏡鑒形，美惡必見。」太宗還總結了「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的千古名言。
克己與「帝範」
中國從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以來，就實行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在近代以前，廣袤的區域之間，各地經濟聯繫有限，而施行統治的通訊手段和技術工具都相當落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中央集權的皇帝專制制度，對於維護中華民族的統一和發展有其歷史作用。但是，這一制度有與生俱來的內在缺陷，那就是缺乏制度化的權力約束機制。到唐朝始逐漸完善的諫官制度，對此可以說是一個補救措施。但是，諫官拿什麼來說服皇帝呢？由商周時代的「天命」思想演變而來的「天意」有一定作用;孟子以來特別強調的「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民意)也有一定作用;東漢以來大行其道的讖緯及其流衍祥瑞與災異，也成為警示帝王行為的一種約束力量;宋代以後，祖宗之法又成為限制守成君王的一種規範工具。
但是，所有這些都不是制度化的約束手段。在皇帝制度下，本來就沒有一個制度化的對最高權力的約束手段。於是，皇帝的行為只能靠皇帝自己來約束。這就是皇帝制度中強調「克己」的重要性。範祖禹提出：「人主之所行，其善惡是非在後世，當時不可得而辨也。」皇帝是至高無上的權威，皇帝行事的是非對錯，當時怎麼能夠辨別呢？由誰來判斷呢？集權制度下，傾聽諫官的意見能解決問題嗎？諫官的言論，皇帝不聽怎麼辦？因此，皇帝的準確判斷和自我約束就顯得尤其重要。唐太宗在《貞觀政要》中所表現得最充分的一點就是強調皇帝要有自知之明，要克制自己、約束自己！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時期，國祚綿延300年左右的統一皇朝並不多見，漢、唐、明、清而已矣(兩宋逾300年，但未統一全國)。而尤以漢唐為盛世。「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假如說秦始皇建立了第一個統一的郡縣制中央集權的國家，漢武帝獨尊儒術，確立了皇權時代的正統意識形態。那麼，唐太宗的貢獻在哪裡呢？這就是對於皇帝本人品德、作風的探討。他親自撰寫有《帝範》一書，凡《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共十二篇，篇篇都是討論皇帝的行為規範——「此十二條者，帝王之綱，安危興廢，咸在茲焉。」(《全唐文》卷十《帝範後序》)而其中的核心不是如何約束臣下，而是如何克制自己，警示自己：「戰戰兢兢，若臨淵而馭朽;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終。」(《全唐文》卷十《帝範序》)
唐宋以後的皇帝制度儘管仍然在繼續發展，但遺憾的是，它的發展和完善都是注重於如何控制臣下的方面，不是如何約束皇帝的一面！從宋太祖到明太祖，乃至清朝的康雍乾諸帝，無不在駕馭之術上處心積慮，而不願在皇帝自我約束上動心思。相反，一部《貞觀政要》的君臣論治，重心不是如何駕馭臣下，而是如何約束皇帝，如何進諫納諫！
這正是唐太宗高明之處，是唐太宗超邁古今帝王成為千古一帝的原因所在，也正是唐太宗留給後人的一份政治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