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時候看到一篇報導，大意是卡扎菲利比亞的「免費醫療」是假象？因為該國的公立醫療機構嚴重不足，某大城市居然只有一所公立醫院？醫院長年人滿為患。在利比亞只有特權階層尤其是政府官員生病時才能順利住進公立醫院，無權無勢的普通民眾就是得了重病也難住進公立醫院裡去……
利比亞雖然理論上規定任何公民在公立醫療機構都可享受「免費醫療」，病人在公立醫院診療不用花一分錢。但因公立醫療機構遠遠供不應求，平民病患者要麼住不進醫院要麼得不到急需的診治，所以「免費醫療」對多數利比亞普通平民來說也就成了一句難以實現的「空洞福利」。這就和中國的憲法第三十五條一樣，所有中國公民都享有遊行示威的自由？可事實上多數人享受不到；少數人也只享有「擁護支持」政府的遊行「自由」。
卡扎菲利比亞的「免費醫療」現狀讓我想起了毛中國的「低價醫療」真相。
毛中國的公眾醫療雖然沒有像卡扎菲利比亞一樣實行「全免費」，但病人看病住院確然只需花很少的錢，絕大多數普通平民都能承擔得起，不存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改革開放中國弱勢平民「看不起病」、「住不起院」的「特色怪狀」。
毛中國的多數城鎮公民享受「公費醫療」；廣大農村則納入「合作醫療」體系。二者的診療付費都是象徵性的，我在文中用「低價醫療」來定位。
當今中國的多數普通平民在醫療、教育、住房新三座大山壓迫下日益陷入基本生存危機是社會真相；但如果因此認為毛中國的人民享有上述三大公共福利一樣不是事實。
毛中國的城鎮居民住房主要實行「配給制」，住房不用花錢或只需付點象徵性的費用。
住房不用花錢是一回事；有無必需的房子可住則是另外一回事。
毛中國一線城市的居民住房條件不是用「蝸居」這一現代詞彙能夠形容的，人均住房面積才0.4平方米？完全超乎當今中國年輕人的想像力。連溫總理一家9口人也只擁有區區11平方米的住房，就更不用說多數普通城市平民了。
各位比較一下：是毛中國的「免費住房」痛苦指數大？還是當今中國的「天價樓盤」痛苦指數大？
二者的痛苦指數都遠遠超過國民的極限承受力，但人均0.4平米住房的痛苦指數似乎更難忍受一些。
當今中國城鎮的「天價住房」確然難以容忍，但不能因此認為毛中國就解決了城鎮住房問題，不能企求倒退回毛中國的「人均0.4平米免費配給」老路。解決城鎮居民住房問題只能借鑒民主法治國家的「公平福利」政策。
毛中國的「低價醫療」本質上和城鎮「免費住房」很相似。
病人看病住院只需花很少的錢是一回事；但病患者能否得到必需的診治則是另外一回事。
毛中國的廣大基層醫療機構，治療藥品的短缺匱乏程度遠超今人的想像。
上世紀七十年代，像青黴素注射劑這樣的普通抗生素，就是黑非洲的野人芝麻國也能敞開供應，可在中國廣大基層醫療機構卻成了難得的奢侈品。
那時的基層衛生院，不但青黴素注射劑遠遠供不應求，連四環素片、土黴素片等毒性大西方國家早就淘汰掉的廣譜抗菌口服製劑，也成了必須通過關係後門才能買到的緊俏藥品。
那年月每逢盛夏，農村小孩長「膿包」的特別多，本人頭上每逢夏天就要長好幾個大膿包，疼痛難忍徹夜號哭。此類皮下組織的「膿瘍」只要注射一兩支青黴素就能止痛消腫，可那年月青黴素對普通農民來說就像今天北京市平民青年眼中的商品套房，能得到的概率幾乎等於零。結果無數長膿包的農家小孩只好連續十來天忍痛號哭，直到膿包成熟自動破潰流出膿血為止。
有一天我那受過中等教育的媽媽通過同學關係在衛生院買到了八粒四環素片，像中了大彩似的興沖沖跑回家，當即讓徹夜號哭的我服了兩片，第二天早上就開始消腫了，續服兩片後劇痛就消失了……
我記憶中的基層衛生院能敞開供應的藥品好像只有「阿斯匹林片」和治療瘧疾的藥片。
那時大別山區每個萬人左右的小公社有一個「衛生所」，每個千人左右的大隊有一個「土藥室」。公社衛生所和大隊土藥室主要的藥品供應是當地自產的草藥，從野外採挖回來用切藥刀鍘成小段，不經必要的炮製就直接供藥用。這些自產草藥的「療效」多是「想像」的，對患者只能起「安慰」作用，實質療效多數等於零。
大隊醫務室之所以稱為「土藥室」，顧名思義就是只有土產草藥。
因為治療藥品極度匱乏，醫生用於治療普通疾病的藥械主要是「銀針」和「草藥」，稱為「一根銀針治百病」；「一把草藥走千家」。
那時的醫生經常出診，出診箱裡通常只備有阿斯匹林片和銀針，無論患者得了什麼病，首先就是給對方扎銀針，關係好的則給幾粒能退燒的阿斯匹林片。如果需要開處方去衛生所取藥，基本上都是開的地產草藥。
因為治療藥品的極端匱乏，除了官員以外的絕大多數普通平民患病後都得不到必需的醫治，所以醫院死人的概率特別高。今天醫院死了病人患者家屬多要去醫院「鬧事」，毛中國的鄉鎮衛生院差不多每隔幾天就要抬出一個死人？
毛中國病死率最高的是兒童，新生兒夭折則是普遍現象。在藥品奇缺的廣大農村，差不多有半數左右的家庭都發生過新生兒夭折或兒童病死慘劇。我童年的村莊有二十戶人家，有幾個小孩的家庭基本上都要病死一個或夭折一兩個。
毛中國的廣大農村公共衛生極端落後，多數農家兒童只進行了「天花」的預防接種，麻疹和腮腺炎則任其自生自癒。所以絕大多數兒童都要經歷「出麻疹」和「腮腺炎」的劫難，不少兒童因此喪生或毀容致殘。
因為公共衛生投入很少，千奇百怪的致病菌在農莊批量孳生，癩痢頭、紅眼病、粗脖子成為廣大農村的普遍景觀。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華國鋒上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黨、政、軍的「偉大領袖」後，曾經作過一篇「最高指示」，我依稀還記得部分內容：
「國務院有位同志到先念同志的家鄉去了一下，說那裡粗脖子多，紅眼病多，二十多歲的大姑娘也是癩痢頭……我不是醫生也知道，粗脖子是缺碘所致，紅眼病是煙薰的，癩痢頭是不講衛生……粗脖子吃點碘鹽，紅眼病把窗子開大點，癩痢頭講講衛生、消消毒也好辦」。
除了粗脖子、紅眼病和癩痢頭等普遍景觀外，呆、傻、克汀病的患病率也特別高。我們大隊有兩千多人九個生產隊近30個村莊，除了我們村外，其餘各村都有呆傻，三隊一個不到一百人的村莊有呆傻十多人，每天齊刷刷地站在村頭過道兩邊對過往的行人傻笑，構成一道特別滑稽的風景線。因為我們村沒有呆傻，所以大姑娘都喜歡嫁到我們村來，光棍漢比例比鄰村低得多。
當今中國的「天價住院費」，醫療資源分配的極端不公，老幹部長年泡病號的驚人浪費，近40萬特權幹部消耗了80%的公共醫療資源……所有這些制度性的「醫療腐敗」 已經遠遠超出了平民大眾的極限承受力，必須大刀闊斧進行醫療改革。但醫療改革不能倒退回毛中國的老路上去，那樣只會越改問題越嚴重。民主憲政國家的大眾「公平福利醫療」制度才能一勞永逸從根本上解決公眾「看病難」、「看病貴」、「浪費大」和「醫療資源分配極端不公平」的中國醫療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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