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原中紀委副書記劉錫榮10日在浙江代表團會議上公開批評中國「官滿為患」等諸多現狀，建議人大加強「管錢」「管人」職能，限制或分解國務院的部分權能。他指出，中國的公務員數量從四年前的600萬人增加到1000萬人，「老百姓再勤勞，也養不起這麼多官啊！」
劉錫榮的建議之一是將審計署從國務院轉交給人大直接負責，「自己人審自己人是審不出名堂的」，並對貪污、挪用資金之人追究刑事責任。他還強力支持國務院及政府系統放權，做到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分開，劉錫榮認為目前「四不分」是中國諸多問題的根本來源。
不過，既然「自己人審自己人是審不出名堂的」，那麼為何不把中紀委監察部也劃歸人大直管，或者乾脆讓民主黨派來「審」共產黨的幹部，把審計署、反貪局、監察部、中紀委一併交給政協直管，劉錫榮代表似乎沒想過。
據美國之音報導，中國政協委員、國務院參事任玉嶺2005年3月在兩會期間曾說中國的官民比達到26比1，比西漢時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改革開放初期為67比1。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斗2010年12月撰文指出，中國黨政公務以及行政事業2009年的開支佔當年全部政府實際支出的一半以上。他同時列出其他國家在2000年的同項支出佔政府財政支出的比例分別為：德國2.7%，日本為2.8%，英國4.2%，韓國5.1%，印度6.3%，加拿大7.1%，俄羅斯7.5%，美國9.9%。胡星斗認為，公權力的不受監督與約束、利益集團的自肥以及日益嚴峻的官民矛盾都造成了中國政府的高行政成本。
有網友發微博支持劉錫榮提案，稱「這才像個為民辦事的提案。我們老百姓需要的就是這樣的代表。」原中央電視臺體育評論主持人黃健翔發微博調侃回應：「官再多一些，讓人民都變成官或官屬，大家都跟官沾邊兒，就和諧了。」同時也有網友發問：「劉錫榮的話有用嗎？」「為什麼說話的都是‘原’？」
與中國經濟網、中國日報網、正義網、法制網以及齊魯晚報、都市快報等各種傳媒相比，大河網最為全面地介紹了劉錫榮10日下午在人大浙江代表團會議上的發言。下面內容即以大河網為主，其它傳媒為輔，綜合而成。
【人大要「管‘錢’」】
關於「管‘錢’」，劉錫榮說的是「預演算法」。他發言時，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委原主任高強就坐在他旁邊。高強曾主持了「預演算法」修訂前期的主要工作。
劉錫榮說，大家唿吁「預演算法」已經很多年，這次已經過了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一審。
劉錫榮表示，他認為這部法律要體現「四性原則」。首先，要有完整性，財政收入要全部納入預算。其次，是要有真實性，國家的預算要和全國各地的、中央各部的預算相吻合，真實是預算的生命。再者就是科學性。「科學發展觀，首先要科學地分配，搞建設要多少錢，吃飯要多少錢，大家都清楚怎麼分的，公平分配，科學分配。」最後是嚴肅性，主要防止年底突擊花錢等亂象。
A.3.1萬億土地出讓金是預算外收入
劉錫榮說，現在的財政收入並沒有全部納入預算，去年全國3萬多億土地出讓收入就是預算外收入，國有資產經營性收入等也沒有納入。
「還有社會保障收入。養老保險、醫療保險是養命錢、活命錢，這幾萬億元鈔票如果監督不好、搞沒了，人大也是有責任的。」
劉錫榮說，在財政管理方面，存在四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完整性不夠；二是真實性不夠，中央統計的數據和地方統計的數據出入很大；三是科學性不夠，拍腦袋的決策很多，會哭的孩子有奶吃，一年10萬億收入，怎麼分配，不科學不透明。四是隨意性很大，財政紀律不嚴肅，轉移支付佔了中央財政支出的很大比例。
B.錢隨意花致各地「跑部錢進」
由於很多財政資金未受到人大監督，造成財政資金分配使用「不科學」，「會叫的孩子多吃奶」，全國各地各部門設駐京辦「跑部前進」，造成腐敗。
「那個專項轉移支付，你不跑，國家就不給，搞得處長以上級別的人都在跑這個。要錢的時候，財政部附近賓館都住不下，客房價格都特別高。」劉錫榮說，「什麼時候在北京的這些駐京辦沒了，就說明人大把‘錢’管好了。」
「我建議，國民收入‘分配法’早就該出臺了。我們的‘蛋糕’不小了，幾十萬億元。這個蛋糕怎麼分，人大要管起來，要讓全國人民看得清楚。」
C.政府花錢「先斬後奏」民脂民膏全花光
劉錫榮還提到，「財政資金就像是一塊豆腐，政府說用就用了，先斬後奏，到時候人大也只好認賬」。
他還批評「年底突擊花錢」現象，「財政紀律不嚴肅，民脂民膏都花光了。」
D.為讓人大管好錢，劉錫榮說，他有兩條建議已考慮很久，並且多次提過。
一是把審計署從國務院劃出來，給人大直管。他認為，審計署和財政部都在國務院，很多時候就是自己審自己。而自己人審自己人是審不出名堂的。「地方也有這種情況，一審計，市長說算了，一句話就完了。」劉錫榮說，審計署應該對人大直接負責，並且對大的違法違紀問題要提出處理意見。
「審計署還要跟中紀委合署辦公。」劉錫榮說，黨管幹部是中國的一個重要制度，很多人什麼都不怕，就怕黨委和紀委。他以中紀委和監察部合署為例，說明合署辦公效率比原來高得多。
劉錫榮還說，世界有個加拿大,中國有個大家拿,一些地方預算外資金管理非常混亂,賬外賬現象非常嚴重,拿公家的錢就像從左口袋拿到右口袋那樣方便。江西一縣政府部門科員,居然拿了公家5千多萬元錢跑到了國外。
「老鼠倉」給反腐敗工作帶來很大壓力,應該出臺《反集體腐敗法》遏制這一現象。
「再搞小金庫、老鼠倉，要追究刑事責任」。不採取嚴厲措施，貪污、挪用財政資金還是像「左手拿到右手」這樣方便，紀委人再多也查不過來。
【人大要管「人」】
劉錫榮指出，管「人」也得靠立法，中國應該出臺《編製法》。
他說新中國成立至今，都還沒有制定過「編製法」。因為沒有《編製法》，目前「二亂二超」現象非常嚴重，二亂即亂設機構，亂定級別；二超就是領導人數超編，公務員隊伍超編。
劉錫榮指出，這帶來了4個問題：
一是缺少了《編製法》，給買官賣官帶了無限空間。二是增加了百姓的負擔。
劉錫榮說，因為沒有「編製法」，有些地方就亂設機構，亂定級別，領導職數和公務員人數超標，給「買官」、「賣官」留下了無限的空間。
「要是只有一個崗位，那還買什麼呢？有的地方秘書長就有十幾個，這怎麼可以啊，官滿為患啊！」他說，「過去一個縣委，百把人以上就是大縣委。現在我到鄉鎮去看，一個鄉鎮有三四百名幹部，小汽車停了好幾排。」
「老百姓再勤勞，也養不起這麼多官啊！」劉錫榮說，4年前全國公務員是600萬人，現在已經增加到1000萬人，一年多100萬人，「如果600萬大學畢業生都去考公務員，這是歷史的倒退。」
他結合在中央紀委的工作經歷說，官多了不好管，供養成本、教育成本、監管成本和違法違紀查處成本都很高。
三是給反腐倡廉工作帶來巨大壓力。這位中紀委原副書記首先說，「我們確實感到我們的反腐倡廉沒做好，沒話說。」他隨即表示，這是因為監督力量也是有限的，要監督的官員一旦多了就很難辦，「監督10萬人和監督1000人是不一樣的」。
他說，對於中國每年要處理10萬多名幹部，其中省級以上幹部10多人，有些外國人不理解，覺得人數太多，「我跟他們說，因為中國的官員人數多，大象身上洗下來的泥巴總比小豬身上洗下來的泥巴多。外國人也就理解了。」
四是給今後的精兵簡政帶來了困難。劉錫榮說，中國的幹部只進不出，沒有流動體制，「你看國外，一發生經濟困難，第一件事情就是減少官員。我們減過誰啊？誰敢減啊？都是上下級關係，面子拉不開啊！」
【政府要改革 國務院要放權】
劉錫榮說，十七屆四中全會工作報告中提出，推進反腐倡廉要制度創新，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加快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府管理公共事務的職能要與政府作為國有資產出資者的職能分開）、政事（事業單位）分開、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分開。
「當前改革最重要的是做到‘四分開’，即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府與市場和中介機構分開。」
他認為，「四不分」造成行業壟斷、地方保護，市場機制對生產要素起不到基礎性配置作用，相反，權力和利益配置力度大。「四不分」把一個13億人口的世界最大市場條塊分割。「有些行業長期收入比其他行業高5倍、高10倍，這在健康的市場經濟中是不可想像的」，曾在溫州擔任主要領導的劉錫榮說，「有些溫州企業家說，到國內有些地方投資，比到國外投資還麻煩。一定要打破籬笆，填平鴻溝」。
「如果一個國家把企業分成等級，必然也會把人分成等級，這樣就為以後階層的衝突、矛盾的激化埋下了伏筆。」
劉錫榮說，「四不分」問題解決了，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和公平公正公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才能真正建立起來，壟斷、權錢交易、分配不公等問題也就能得到有效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