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1952年，37歲的顧准被撤去上海市財政局局長職務。
關於這次撤職，沒有檔案材料，只有一份當年2月29日新華社電訊稿的幾句話：「顧准一貫存在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自以為是，目無組織……屢經教育，毫無改進，決定予以撤職處分。」
人人穿黃布軍裝的年代，一個穿揹帶褲，戴玳瑁眼鏡，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這個評語不奇怪。
他不是出身望族，12歲在上海會計師事務所當學徒養活一大家子人，15歲已經寫出中國會計業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認：「整個大華東地區找不出他這樣有才幹的人」。
但是這個人「不服用」。
撤職當天，他一句話不說在辦公室坐了一個晚上，他的秘書陪著他坐了整整一個通宵，沒有暖氣，腳都凍痛了……天亮之後，他「使勁推開了門，走了出去」。
1個月之後，他找了幾本初等幾何，代數，微積分……開始學習數學，覺得在階級鬥爭和政治動向之外別有天地，他試圖沉浸在與人世無關的理性裡，一直到1955年進中央黨校為止，全部業餘時間都用在數學上。
他受過西方經濟學的訓練，很容易上手，為數理中的邏輯感到狂喜，以至於沉醉其中，深夜受寒，得了急性肺炎。
不過他很快跨越對三角尺和圓規的單純迷戀，他說「邏輯只是工具，研究經濟一定要研究歷史。」
他開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國史，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他依靠這個工具大步跳出了當時紮在知識份子頭腦中的籬笆，正好又趕上中央黨校在學術上的黃金時期，書儘管有限，但他已經可以直接閱讀到凱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動手改譯資本論。
歷史學家朱學勤說，後來那一代知識份子未能達到顧准的成就，是因為「知識大限以及邏輯乏力拖住了他們的腳步」。
知識讓人求實，邏輯讓人求是。
貳
當一個人知道自己什麼都幹不了，也不存什麼經世致用的念頭時，功利也就自然消失，他只是以「不顧死活」的方式讀書，作筆記，下蠻力，用笨功夫，來解開思想上的迷惑。
1956年4月，他開始思考凱恩斯為資本主義開出的藥方是否會失效？
「我作過一個摘記，認為不會。」他說，「可是，（蘇共）二十次大會的報告不是這樣說法。這是說，我與他們（美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是一致的了……」
他被自己的想法嚇了一跳，喃喃自語「這糟糕不糟糕？」
但他無論如何在邏輯上不可能認同計畫經濟體制：「目前這一套規律，是獨斷的，缺乏繼承性的，沒有邏輯上的嚴整性的」，他譴責斯大林「以道德規範式的規律吹噓、粉飾太平的理論來描寫社會主義經濟……」
1964年，他翻譯熊彼得的名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裡面有一句話「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環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覺方法突然消失……是我們面對誰都知道、可是誰都不願正視的各種毛骨悚然的事實……」
他精確地預言：「中國的政治空氣的大改變將從一年以後開始」。
「在屋檐底下躲暴風雨，一定要躲過去。」他寫道。
叁
「觀察，而不是憤慨，可觀察與記錄的就多。」他在日記裡寫道。
他在河南商城勞動改造，他腰不好，拿的又是短鋤，有時只能雙膝跪在泥裡，靠雙臂支撐著爬行，雙膝破損，臂膀全部紅腫了，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難拿筆。但他寫道：「也只是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才有機會學習我國的農村經濟這門課。」
早已經沒有了在上海時穿揹帶褲的習慣，他的新工作是撿糞。因為飢餓，糞越來越少了，他需要站在別人邊上，等著人家拉完。衣服上全是糞，他可以不再用工具，「直接用手撿起來」。
這樣每天十五六個小時的高強度勞動之後，他在日記裡對自己有抱臂旁觀的總結「充裕建設中的勞力來源，這是一個很好的辦法，凡是這樣的隊伍，軍事化程度高，效率遠高於民工……政治挂帥就是用政治手段來實行經濟目的。」
1959年秋冬的河南，勞動隊三餐只吃紅薯葉子，但在他眼裡「已經是天堂」，大量的篇幅都在記錄他每天能找到的吃的，甚至偷的東西。他難以掩飾自己的卑微之感：「人變得下流了」。
「哀鴻遍野」的飢荒中，他已經沒有餘心再像1956年那樣為自己的命運感到激憤了，連感喟都沒有。他在日記裡寫下所見的浮腫、死亡和人相食的慘劇。
他為哀鴻遍野時卻努力求飽感到羞愧，但是，他說他要保存自己，「至少應該記下一個時代的歷史，給後代一個經驗教訓。」
「大聲說話，理應有此機會。」他寫道。
肆
1960年之後，到他第二次被劃為右派為止，將近10年，他沒有日記留世。
所以，紅衛兵讓寫罪行交代時，他在自己的大字報上只寫了兩個字「讀史」，貼在牆上。
事後他對朋友張純音說：「這是一個非常的歷史時期，冷眼旁觀這一切，只當是在讀史，看中國向何處去。」
他始終有自己的底線，「文革」初期，在河南明城，外調人員要他寫材料說明某人過去和國民黨有瓜葛。顧准說，從來不知道這件事。對方當即打了他一個耳光。他乾脆把臉送過去。對方一連打了十幾個耳光之後，終於打不下去了。
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他從改造地回到家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就是反三面紅旗，我不反誰反？」
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潑污。
他從小就極倔強，老師在他作文上寫「貓屎狗屎，臭不可聞」，他當眾撕碎——「既然臭不可聞，留它作什麼？」
顧有一本中英文對照的《聖經》，有一天他看的時候，被軍宣隊的一位參謀發現了，便訓斥他，「馬克思早就說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你怎麼能看這樣的書？」
過了幾天，顧准拿著一本《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去問這位參謀：「列寧說修正主義者為了一碗紅豆湯出賣了長子權，是什麼意思啊？」
這位參謀答不上來，顧准說：「這個典故出自《聖經》。你不讀《聖經》，就根本讀不懂列寧。」軍宣隊的人從此有意識地避開顧准，即使看見他在看書，也繞著走，以免尷尬。
(本文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