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第一篇講了鄭莊公費盡心機，採取「溫水煮青蛙」的方式除掉自己的政敵、弟弟共叔段的歷史故事。它在講述這個故事時沿用了《春秋》中的題目《鄭伯克段於鄢》，實際上是包含了臧否之意的。既批評了弟弟不像弟弟的樣子，公然反叛兄長；也譏諷了莊公對弟弟失教在先，並藉機趕走了弟弟。
故事比較短，卻意味深長。
共叔段的反叛之心是在哥哥的有意縱容之下慢慢擴大蔓延，並最終釀成家族內亂的。在共叔段剛剛懷上自大之心，慫恿母親索要大邑，並逐步擴充實力的時候，他不僅不予制止，更毋庸說提前善意提醒，相反，他從不拂逆弟弟的要求，對其作為視若無睹，並暗地準備，在其身邊埋伏臥底，只待他計畫扯起反旗，就立即動員軍隊扑滅了他，並組織和煽動城裡的百姓背叛共叔段。弟弟逃離了自己的城邑，哥哥卻還不肯放過，一直追到鄢城，在他逃到共國才罷手。
講述這個歷史上的真實故事，別無他意，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重慶的薄、王或許跟這個故事風馬牛不相及，但其處境卻與共叔段大有相似之處。我們當然希望現代政治中再也不會出現如此骯髒險惡的一幕，但回過頭來看看，薄、王在重慶的作為並非始自今日，他們走到今日這一步，其實早已有跡可循。
當他們在重慶大搞唱紅打黑，並屢受外界廣泛質疑搞運動復辟文革的時候；當他們大肆宣揚重慶模式，在遭遇反對之後，又借學術之名繼續吹捧它的時候；當他們知法犯法違規辦案，將重慶文化變成紅色海洋，甚至取消了電視所有的盈利性娛樂和廣告節目的時候；當薄、王以人民公僕的身份卻像個帝王般行事，一手遮天，我行我素的時候，我想從上到下，像他們這樣高調、張揚，可謂無人不知，但是，我們很善於從源頭上做工作、將一切矛盾和問題扼殺在萌芽狀態的高手們，為何卻在此問題上如此遲鈍？
重慶的李莊案全國聞名，破綻百出，但就是無人揭出真相，任由其惡性發展。非止一人聲稱受到重慶警方非法拘押，也無人過問。王立軍的作風霸道強悍，一聲令下就讓人進學習班，甚至坐監，更是惡名昭著。
親歷者說，他參加局裡的宴會，所有人都要身穿制服，提前到場，畢恭畢敬迎接他，他每次必是最後一個到場者，來了後，從門口開始就驕傲得像只公雞一樣昂首而進，所有人都得起立敬禮，王大人威風八面將標誌性的大衣一掀，從不擔心它會掉到地上，因為立即會有秘書或者官員從後接住、挂好，待他坐定，大家才敢坐下來，大氣不敢喘，他不動筷，無人敢動。能夠有幸觀瞻如此場景者，肯定如過江之鯽，但外界只知道打黑成果，卻很難想像打黑的主將卻是個虛榮心強到極致的暴發戶，一個貪圖享受的市儈主義者。
薄、王兩人有一個共同的癖性，就是受不得外界的一點批評，前者將批評者視為「敵對勢力」興風作浪，後者提出了著名的「雙起論」。然而，我們從今天的結局可以看出他們並非毫無瑕疵，反而劣跡斑斑，甚至罪名昭彰。就是這樣的貨色，卻容不得公眾的懷疑，容不得輿論的批評，容不得法律界的追本溯源。
然而，自上而下，沒有人試圖遏制重慶市這隻脫韁的野馬，薄也無意對王這隻野馬進行必要的限制，直到在某個時刻突然欲將它推入絕境，並導致其孤注一擲。那麼，在薄和王的周圍，有沒有人，有沒有這麼一支力量能夠對他們起到起碼的制約作用？
從結果就知，要麼根本沒有制約，要麼制約的東西純屬形式。
當他們這麼做的時候，無冕之王們在幹什麼？有沒有人諷喻或者指責他們越軌的行為？有，而且大有人在。但反過來，為之叫好者也不絕於縷。有關收買傳聞坊間不脛而走，本地新聞一統江山自不必說，在全國也有不少擁躉者，一些人甚至組織起來為之抬轎鼓吹。
理論上重慶市人大具有地方立法權、行政監督權，審批地方預決算案和人事任免案，可以對他們進行監督和制約，但實際運行結果是從市一級政府層面，薄說了算，在薄的一元化領導下，王直接受其指揮，而且眾所周知，王是薄千里迢迢帶來的，是薄的人，無人敢動。薄是重慶市委書記的同時，還是政治局委員，像他這樣強勢的人，從地方黨委、人大、政府乃至地方軍警，皆在其節制之下，雖然從法律制度層面來說，薄即使是政治局委員，也當受到地方監督機構如人大的監督和制約，更不用說王了。
而我們的政治現實是，一切都在超然機構的領導之下，雖然它奉行委員會制，但既然它可以超然，從實踐角度說，這個超然機構的首腦，自然也可以超然，凌駕於所有成員之上。這樣使得委員會如同虛設，還是一把手說了算。
在重慶這個案例中，上對下、平級以及內部的監督機制全部失效，一人獨攬大權，無人可以對之進行有力的制衡，因此他到任後，按照個人風格治理重慶，攪得雞犬不寧，讓重慶的地方政壇帶上了濃重的薄氏色彩。王某作風和他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無論是從強行推動自己的政治意圖的方面來說，還是從獨斷專行，為所欲為的施政派頭來說。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作為執法者，王在自身面臨危機時，根本不相信法律，不相信制度的約束，不相信地方當局，因此才會鋌而走險，走進美國駐成都總領館，欲將自己置於死地而後生。這也是中國正在運行的法律制度、權力框架結構和權力運行機制不科學、不到位的絕妙註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