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紐約時報》獲得的一份初步報告顯示，前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確實意圖尋求美國的政治庇護。這份初步調查報告目前正流傳於中國政府官員之間，並且出現在中國的網際網路上。《紐約時報》獲得第三者證實，報告真確無訛。
報告指出，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是因為企圖干預當局對他一家人進行貪污調查，而撤去王立軍的職務。報告首次證實，王立軍為了逃避薄熙來而跑進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企圖尋求政治庇護。
報導說，在當局宣布撤去薄熙來的職務之後一天，中共中央委員會向黨內和政府高層官員發出這份報告。《紐約時報》指記者取得的這份報告的內容，已獲中國部級單位一個官員以及重慶市府一個官員證實乃真確無訛。
報導又指，薄熙來更可能面臨刑事罪名的檢控，對如此高階層的中國官員而言，是罕見地。前北京和上海市委書記陳希同和陳良宇，分別在1995年和2006年在下臺之後，因貪腐控罪而入獄，他們兩人像薄熙來一樣，都是25人組成的中共政治局委員會的成員。
但薄熙來的個桉又顯然與陳希同和陳良宇不一樣，因為薄熙來還涉及中國的改革。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表示，薄熙來的失勢跟政治鬥爭關係不大，但卻關乎中國「到底要不要改革」。
此外，根據《紐約書評》博客ianjohnson強生的文章猜測，薄熙來晉身政治局常委的希望不但破滅，他的政治局委員身份，亦將在今秋舉行的中共十八大被褫奪。強生認為，薄熙來的隕落其實在王立軍事件之前早已埋下伏線。他認為，在一個凡事講求集體領導的國家，領導人個性模煳，但誠如中國充滿生命力的網際網路的網民取向，卻亟需一個富有魅力和個人風格的領導人，薄熙來正好就是這個典範，因此如果一旦薄熙來成為九個政治局常委之一，他的鋒芒將肯定蓋過習近平和李克強，這對新的領導班子而言，並非是好事。
日前，有相關人士通過對重慶經濟增長的分析，得出「政府的所得遠遠高於民眾所得」的結論，有此證明了重慶所宣稱的共富、民生不過是空話。
按照重慶市市長黃奇帆所作的工作報告，據初步統計，重慶市2011年生產總值接近1萬億元，比2010年增長16.5%，增幅躍居全國第一。這篇題為「從財政收入看重慶經濟的秘密」的文章說，這一增速不可謂不高，可是重慶既無天然資源優勢，也沒有地理位置的優勢，為何能創造出全國第一的增幅呢？
黃奇帆說，重慶市採取了綜合舉措調控經濟運行。當地加強了資金融通、能源保障、土地配置、稅費減免、物價運行「五個調控」，打造了低融資成本、低要素成本、低土地房產成本、低稅費成本、低物流成本的「五低」發展環境，把握了服務經濟和保障民生的主動權。在銀根抽緊情況下，重慶通過銀行信貸、非銀行金融機構融資、外資利用、央企信託等渠道，新增社會融資4,000多億元，保障了資金供需平衡。
文章說，這意味著，重慶市為了促進經濟發展，壓低了要素成本，包括資金、土地、勞動力、稅費，並且通過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提供融資，從而確保了重慶市固定資產投資完成7600億元，增長29.5%。然而，即使如此計算，經濟增長只有16.5，而且是依靠壓低要素價格，但政府財政收入卻增長51%，這說明在收入分配中，政府的所得遠遠高於民眾所得。其所宣稱的共富、民生不過是空話，即使在轉移支付環節有再多的惠及民生的工程。而且，其壓低要素價格的做法，與整個改革方向格格不入，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要轉變，必須實現要素價格的市場化，包括資金、土地等等。重慶正在壓低要素價格，政府斂聚財富的路上狂奔。
重慶市2011年度預算執行披露的情況主要包括兩塊，一部分是一般預算收入，另一部分為政府性基金收入，前者增幅40%以上，後者則超過60%。這個增長數據的奧秘何在？
第一部分收入為一般預算收入部分。比2010年下降的有三種，一是增值稅，二是印花稅，三是國有資本經營收入。對其原因的分析是汽摩行業產銷大幅下降、惠普公司進入保稅區，無增值稅收入。筆電企業銷售訂單下降。國有企業產權轉讓收入減少。
增值稅是對銷售貨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勞務以及進口貨物的單位和個人就其實現的增值額徵收的一個稅種。增值稅已經成為中國最主要的稅種之一，增值稅的收入佔中國全部稅收的60%以上，是最大的稅種。增值稅下降，意味著經濟其實並無起色，甚至是下滑，尤其是汽摩行業產銷大幅下降。
文章指出，重慶在經濟下滑的背景下，為何財政收入還能巨額增長呢？其他方面給出了答案。在增長項中，可以分為三類：一是稅收大幅增長，如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和房產稅增收，這三項兩項超過50%，一項超過40%。對其原因的解釋是，營業稅增長42%以上是因為建築業、房地產業和金融業增收，企業所得稅主要是房地產行業稅務查補，房產稅主要是將地價計入了房產原值徵收房產稅帶來的政策性增收。
文章說，這意味著，領跑重慶稅收增長的行業主要是房地產，其次是金融。然而，去年一年，中央對房地產採取了高壓的調控政策，說明這個產業並未有大發展，那麼為何還會增長。這只能說明，即使高壓，但同時政府加大了抽取資源的力度。假設重慶市沒有地產行業和金融行業的增收，重慶市政府靠什麼收入呢？真是令人憂慮！
第二類增收包括個人所得稅、城市維護建設稅、專項收入、行政性收費收入等。預算執行說明同樣對應了分析，如個人所得稅增收主要是加強了申報征管力度，行政性收費增長超過50%主要是城市建設配套費、征地管理費與及耕地開墾費增收，罰沒收入增長13%以上主要是交通罰沒和工商罰沒增長較多，專項收入增長超過82%主要是將財政專戶管理收入納入了預算內管理，並且新征了地方教育附加費。這類增長意味著，收入增加也並非經濟發展，而是在於加大了徵收力度，過去有偷稅漏稅的行為，而現在加大了稽查的力度。
第三類為國有資源有償使用及其他收入，收入29.9億元，增長3倍。原因是將預算外收入納入了預算內管理。但對於預算外收入項目無法知曉，因此無法具體分析。
第二部分收入主要是基金預算收入，增長了66.8%，這其中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金收入增長71%，為最主要收入。原因是兩江新區建設提速，工業用地出讓大幅增加，城市化進程提速提升土地價格，而且主城規劃區範圍內的劃撥土地收入由區縣調入市級。這意味著重慶市不僅沒有試圖擺脫土地財政，而是通過建設兩江新區，繼續製造新的土地財政，並且將區縣土地財政上手，因此才能保持土地收入高速增長。
如此說來，重慶在黃奇帆所帶領的經濟模式其實並無新意，不過是在把玩土地和金融，繼續在老的經濟發展模式和土地財政上狂飈突進，沒有絲毫的創新和改革，而且可能導致未來十分危險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