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元前206年劉邦建國，到公元後220年漢獻帝被曹操的兒子曹丕所取代，前後共427年，這就是歷史上所說的「漢代」。漢帝國政權的統一與強大是夏、商、周以來前所未有的，它與當時歐洲的古羅馬東西並立，創建了令後世嘆為觀止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並對整個世界歷史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漢帝國之所以能形成這種局面，關鍵是在於西漢武帝時代的大力經營。武帝在他父親平定吳、楚七國之亂的基礎上，進一步打擊、削弱國內的割據勢力，同時反擊北方匈奴族的入侵，並著手經營東南、南方、西南、西北、東北各方的邊境，大大擴展了舊日華夏的版圖，真正建立了以漢族為中心的多民族友好相處的統一國家。這是一個宏闊豪邁、人材輩出、大有作為的時代，生活在這個時代的士人們似乎誰都想為國家一試身手，而且充滿自豪地相信一定能獲得成功。
我們先看漢武帝的一篇《求賢詔》吧，他說，「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踢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這是何等的氣度！班固曾在《漢書·公孫弘傳》裡表述這個時代的人材之盛說：「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落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其餘不可勝記。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為了與更遠的其他國家進行交流，他多次派人通使西域，從而使中國文化變得更為絢麗多姿。
漢武帝總結秦朝失敗的教訓，重視思想教化，他大力興辦以儒術為中心，實則兼容並包以往各家各派思想理論的學術事業；他喜愛辭賦，搜採歌詩，加強中原理性文化與荊楚浪漫文化的融合，從而為漢代文學的蓬勃發展提供了主、客觀的良好條件，漢代兩位最傑出的文學家司馬相如與司馬遷都同時出現在武帝時代，絕不是偶然的。
司馬相如
一、司馬相如的辭賦創作
從今天的觀點看來，漢代真正被視為文學藝術而又風靡一時的無疑是辭賦，而這方面最傑出的作家是司馬相如。其作品有《子虛賦》《上林賦》《大人賦》《哀二世賦》，此外其《諭喻巴蜀》《難蜀父老》等雖然不稱作賦，，其實也完全是辭賦的寫法。
辭賦是從屈原《楚辭》沿襲下來的一種文體，進入漢代後分化為兩支：一支是直接沿襲屈原的《離騷》《九章》進行創作，其代表作有賈誼的《吊屈原賦》、董仲舒的《士不遇賦》、司馬遷的《悲士不遇賦》，以及後期張衡的《歸田賦》趙壹的《剌世疾邪賦》等，這一支在漢代聲息微弱，不成氣候；另一支則是在屈原《楚辭》的基礎上，吸收了《詩經》中《雅》《頌》一體的歌功頌德，戰國縱橫家與孟軻、莊周等的逞辭博辯；以及荀況賦的變抒情為敘事和宋玉諸賦的誇張鋪排等等。這是屈原《楚辭》的一個新變種，屈原作品是抒情的，到它這裡變成了敘事；屈原作品是詩，到它這裡基本變成了散文；屈原作品是批判現實黑暗的，到它這裡變成了歌功頌德；屈原作品儘管也有堆砌之處，但還基本上是一種出身本色的抒發，而到漢賦這裡則成了以逞辭博辯為追求目標，看誰的框架宏偉，看誰的鋪陳壯麗，以及看誰知道的事多、使用的字多等等。這支《楚辭》變種的新文體被後人稱之為「大賦」，是漢代辭賦的代表。漢代大賦的第一篇著名之作是枚乘的《七發》，而登峰造極的作家則是司馬相如，其代表作為《子虛賦》和《上林賦》。
《子虛賦》和《上林賦》其實是一篇作品，內容是說楚國的「子虛」出使齊國，齊王為向楚使誇耀齊國的廣大富強而為之舉行了狩獵。事後，「子虛」找到齊國的「烏有」，剛好這時來自首都的「無是公」也在場。「子虛」向「烏有」嘲笑齊王的沒有見過世面，而反過來盛誇了楚國的地域之廣大，物產之豐饒，以及楚王的狩獵之排場，這是《子虛賦》的主體部分；末後是「烏有」斥責「子虛」的「錯會」齊王之意，自己又將齊國的廣大富饒向「子虛」誇耀了一回，《子虛賦》到此結束。
《上林賦》是寫「無是公」聽罷「子虛」「烏有」的相互攻訐後，既嘲笑「子虛」，也嘲笑「烏有」，說他們都是「井蛙」之見，孤陋寡聞。接著他誇耀了皇家上林苑的廣大富饒，皇帝狩獵的壯現，以及獵後舉行盛大宴會、廣列音樂歌舞的豪華情景，這是《上林賦》的主體部分。而末後「無是公」偏又把話頭一轉說：「酒中樂酣，天子茫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太奢侈，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乃解酒罷獵。」並宣布今後要廣行仁政，不再搞這種勞民傷財的玩藝兒。整篇作品就是由「無是公」一個人的說話所構成，直說得「子虛」「烏有」失魂落魄，茫然不知自己之存在。
整個作品所展示的是漢帝國疆域的廣褒、物產的豐饒、山河的壯麗、生活的排場，字裡行間流淌的是作者對當時這種海內一統、成國來朝的前所未有的文治武功的讚頌與自豪。作品的宗旨即在於歌頌皇權、歌頌大漢帝國的氣勢與聲威。
《子虛賦》《上林賦》的藝術特點是：一、結構宏偉，富麗堂皇。講究場面的開闊，講究層次的分明；由外及裡，由下及上，由近及遠；有空間的轉移，有時間的流動；有多種生活、多種場面、多種氣氛構成的一種極其廣闊複雜而又極其統一和諧的藝術畫面。司馬相如曾說：「賦家之心要包括宇宙，總攬人物」，其作品就正是這種理論的絕好說明。二、講究繪聲繪形，有聲有色，而且聲音色彩的種類極多，變化極大，窮形極相，觸目驚心。三、它極大程度地發揮了中國方塊字構造上的突出特點，在文章的字形排列上給讀者以強烈的視覺剌激：一連串幾十個「山」字頭，一連串幾十個「水」字邊，接著幾十個「草」字頭，幾十個「木」字旁，如此等等，首先就給人一種迎面扑來的氣勢感。而且還往往壓韻，不光是排列起來好看，而且讀起來好聽。這種作法在枚乘的《七發》中就已經開始，到司馬相如更將其推向巔峰。
繼司馬相如之後，揚雄還寫過《甘泉賦》《羽獵賦》，班固還寫過《兩都賦》，張衡還寫過《兩京賦》，等等。這些作品的思想、藝術都各有其特點，在某些方面甚至也有其創造性；但就其總體而論，似乎都難以再超過司馬相如的水平。
漢賦在中國文學史上確實獨樹一幟，它以特有的藝術形式表現了兩漢那個強大、富足的時代，而這種篇幅巨大、格局莊嚴、氣勢宏偉、文采絢麗的作品出現在中古以前那種以詩歌、散文為主體的文壇上，的確是一種極為奇特的文化景觀。王國維就正是由此把「漢賦」與「唐詩」「宋詞」「元曲」並稱，而做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之文學」這一著名論斷的。不過，也正是由於漢大賦這種形式上的過於凝重，過於堆砌，過於艱澀難讀，從而注定了它的難以普及，難以延續。大賦似乎只能出現在漢代，它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司馬遷
二、司馬遷與其《史記》
從傳統的觀點說，漢代成就最高的文學門類是辭賦，但從今天的觀點來看，漢代文學成就最高而又對我國寫人藝術影響最大的應該是司馬遷的《史記》。
《史記》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字，包括「本紀」「世家」「列傳」「書」「表」五個部分，記事上起軒轅黃帝，中經唐、虞、夏、商、周、秦，下迄武帝太初年間（前104—前101），共寫了兩千多年的歷史。《史記》首先令我們感到驚奇而為之讚嘆的是它的包羅之廣泛，體大而思精；它不僅寫了遠古、近古，也寫了現代、當代；不僅寫了中原、華夏，也寫了邊疆、外國；不僅寫了政治、軍理，也寫了經濟、文化；不僅寫了帝王將相、英雄豪傑，也寫了廣大下層的各色人等。這種囊括古今各類知識、各家各派文化於一爐而加以融會貫通的氣魄，是前無古人的；司馬遷自述其寫作此書的目的是「究天下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種打通一切領域，自立學術章程，總結一切規律以求為現實政治服務的宏偉目標，也是前無古人的。
《史記》中最激動人心的思想在今天看來有四點：其一是它所表現的進步的民族觀。司馬遷吸收了戰國以來有關中國境內各民族以及周邊國家發展來源的說法，在《史記》中把春秋、戰國時代的中原、荊楚、吳越、秦隴、兩廣、雲貴、塞北、東北各地區的國家與民族都寫成是黃帝的子孫，這對於兩千年來我國這個多民族的友好大家庭的形成與穩定，起了難以估量的作用。不僅如此，司馬遷在寫到漢王朝對周邊國家、周邊民族用兵的時候，又總是站在反對窮兵黷武，反對擴張、掠奪的立場，他所追求的是各民族間平等友好地和睦相處。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司馬遷是當時漢族被壓迫人民與周邊各少數民族的共同的朋友。
其二是它所表現的進步和經濟思想。這包括強調發展經濟，認為經濟是國家強大的基礎；反對單一的「重本抑末」，而提倡「工」「農」「商」「虞」四者並重；反對從政治上對工商業者的岐視，而歌頌他們的本領、才幹，並專門為他們樹碑立傳等等。
其三是它所表現的強烈的民主性與批判性。《史記》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司馬遷是先秦士大夫優秀思想人格的繼承者與發揚者。他之所以寫《史記》不是單純地為了記載歷史陳蹟，而是明確地為了成一家之言，因而《史記》中突出地顯示了一種作者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理論社會的光芒，和對現實政治、現實社會的種種批判。其中有些是相當深刻，相當準確的，有些甚至是兩千年來常讀常新的。
其四是貫徹全書的那種豪邁的人生觀、生死觀、價值觀。司馬遷在《史記》中所歌頌的幾乎都是一些勇於進取、勇於建功立業的英雄，他們有理想、有抱負、有追求：他們為了某種信念、其種原則可以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他們都有一種百折不撓、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精神。司馬遷曾在《報任安書》中寫道：「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當他遭受宮刑，痛不欲生的時候，為了完成《史記》的寫作他才頑強地硬挺著活了下來。他視為榜樣的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史記》是我國第一部以人物為中心的偉大的歷史著作，也是我國古代第一部以人物為中心的偉大的文學著作，從歷史的角度講，它開了我國古代兩千多年曆朝「正史」的先河；從文學的角度講，它第一次運用豐富多彩的藝術手法，給人們展示了一道栩栩如生的人物畫廊。《史記》人物與先秦人物的顯著差異是在於它們的鮮明的個性化。由於作者十分注意設身處地揣摩每個情節、每個場面的具體情景，並力求逼真地表達出每個人物的心理個性，因此《史記》的描寫語言和他為作品人物所設計的對話都是異常精彩的。試回想其中的的劉邦、項羽、張良、韓信，以及毛遂、藺相如等，哪一個不生動得令人為之讚唷呢？《史記》這種超前成熟的寫人藝術，對我國後代傳記文學以及小說、戲劇的創作產生了巨大影響，《史記》中的諸多主題，，《史記》人物的諸多範型，以及《史記》故事的許多情節場面，都為後世的小說、戲劇開出了無數法門。當代的美國漢學家安迪（Andrew．H．Plakes）把《史記》稱作中國古代的「史詩」，說它對中國後代文學的影響就如古代希臘的《伊利亞特》《奧得塞》之影響後代的歐洲文化一樣。
《史記》做為第一部傳記文學的確立，是具有世界意義的。過去歐洲人以歐洲為中心，他們稱古希臘的普魯塔克為「世界傳記之王」。普魯塔克大約生於公元46年，死於公元120年，著有《列傳》（今本譯作《希臘羅馬名人傳》）50篇，是歐洲傳記文學的開端。如果比較一下，可以發現，普魯塔克比班固（32—92）還要晚生14年，若和司馬遷相比，則要晚生177年了。司馬遷的《史記》要比普魯塔克的《列傳》早產生幾乎兩個世紀。
繼《史記》之後，班固還寫有《漢書》。《漢書》的寫人成就及其語言水平，在我國的歷朝「正史」中僅次於《史記》，所以這裡就不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