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作者於1965年高中畢業，因爺爺在臺灣這一「家庭歷史問題」而無資格上大學，被分配當中學教員。在北京師院附中實習一年期間文革爆發。她隨串聯大潮外出，跑遍了幾乎大半個中國。新疆是她的最後一站……
一、去新疆
1967年7月份回到北京，根本不再去學校。一想到學校，就伴以去年不堪回首的記憶，就想到那些令人討厭的人。
從6月份以後，全國的武鬥越演越烈，已經發展為內戰，聽說重慶的武鬥數萬人參加，每人都持有步槍手榴彈等，還使用了幾百門大炮。還聽說武漢為慶祝毛主席暢遊長江一週年組織了大規模的橫渡長江活動，被對立派潛在水中亂殺亂砍，死傷無數，江水都染紅了。
聽說新疆那邊鬧得凶，我心裏又活泛起來。新疆非常吸引我，一是因為那裡也爆發了大規模的武鬥。前兩個月在雲貴川雖說有武鬥，但是沒有真正看到武鬥的場面，沒有真正經歷過「腥風血雨」的「考驗」，新疆又讓我躍躍欲試。二是那裡有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等民族，他們不同於其他的少數民族，饒有異族風味，對他們我從很小的時候起就既感到神秘又感到浪漫。而最重要的是姐姐海燕在那裡。家裡人沒日沒夜地為她那沒心沒肺的拚命三郎般的性格擔憂。
和每次出行一樣，我去找外地上訪人員搞火車票。那時全國各大軍區和地方軍野戰軍都已經介入了文化革命，而且是支持保守派的為多，所以造反派都跑到京城來「告狀」。上京告狀的人多住在北京大專院校第三司令部的大本營地質學院。三司支持造反派不問青紅皂白的，凡是造反就支持，凡是打倒「走資派」的就是革命的。
我在地院找到了新疆人的住處，和他們商量去新疆的事情。那些人都是新疆紅二司的，屬於造反派。我告訴他們我是支持紅二司的，而且要去新疆支持他們（其實我根本不瞭解紅二司是什麼觀點）。他們當然十分感激，票很順利地就弄到手了。在地院我還認識了一個機械學院的學生大千，也在找路子去新疆，我們一起搞到了票。和他同去的還有一個男生，忘記叫什麼了，高高的，禿頂，有些像老頭。
三妹聽說我要去新疆，也要去。那時我們已經多時不說話了，因為她在中學生的「四三」派裡搞得很熱鬧，我覺得「四三」派過激，烏合之眾也多，常常和她發生爭執，兩人關係很緊張。這次她主動找到我，我也就替她弄了一張票。
我裝好了綠帆布挎包，每次串聯它都跟隨著我。裡面有一兩件衣服，和一些假證件。我搞到了一個假學生證，還有一些蓋了章的空白介紹信，《毛主席語錄》、撲克牌和地圖冊。臨走時，發現挎包不見了，到處找不到。原來是媽媽藏起來了，她擔心我的安危，堅決不讓我去。我氣得不得了，跟她大吵大鬧，她就是不把書包還給我。沒想到第二天爸爸把挎包拿來悄悄交給我，說他是從媽媽那裡偷來的。他說你們去吧，小心點，見到海燕把她帶回來。我不理解爸爸為什麼支持我去新疆，後來才知道就是為了姐姐海燕。
二、被炮轟
8月中旬，我們一行四人出發了。火車到烏魯木齊需要開五天四夜。第四天的黃昏時分火車到了蘭州。說前面有武裝襲擊，火車停開了。我們只好下了火車。
蘭州也已經變成了壁壘森嚴的戰場。整個城市呈現著好像被「三光」以後的景象。我們在火車站附近找了一所學校，好像是一個什麼技校。學校裡沒有一個人，所有的教室門大敞，裡面桌椅翻倒。燈泡玻璃幾乎都打碎了，牆上彈跡纍纍，焦痕斑斑，看來這裡曾經發生過慘烈的戰鬥。
我們在二樓找到一間有電燈的教室，把桌椅拼湊了一下，準備就在這裡過夜了。四個人為打發無聊時光玩起撲克牌，準備就這麼打一夜。我們打的是當時最流行的「四十分進貢」，大千和我打對家，我不會打，亂出牌，總是輸，向對方「進貢」。大千是那種特別聰明好勝的人，氣得他臉都白了，不過我們就是打打而已，不像後來輸了要貼紙條，最後發展成壓寶賭博。
深夜，我們還在打撲克，只聽見外面炮聲隆隆，一聲接一聲，發炮的地方不算太遠，閃著紅光，炮彈是朝我們這個方向打來的，震得玻璃嘩嘩響，樓板也在顫動。我跑到窗口張望，炮火是從對面的一個建築物發射出來的，目標正對我們這一間亮著燈的教室。我們立即明白了，這個學校已被勢力強大的一派控制著，他們趕跑了另一派，今晚見學校裡又有燈光和動靜，一定是以為另一派又跑回來在搞陰謀復辟活動，所以炮火猛擊。我們知道絕不可以久留，立即關上燈，貓腰溜出教室溜出學校，又回到火車站。
三、鎮定的聲音
明天才能想辦法去烏市。我們在火車站臺轉了一圈（經常爬火車，可以毫不費力地就鑽進火車站臺裡），看見一輛掛著開往烏魯木齊牌子的火車黑燈瞎火地停在那裡，就摸了上去，車上已經有很多人在睡覺，我們各自找了一個凳子躺下。
不知是幾點鐘，反正是漆黑的深夜，突然間一陣粗暴的吆喝聲把我驚醒：「都是幹什麼的，不許動，誰動就捅了誰！」睜開眼，明晃晃的手電筒光在臉上晃動，照得眼睛睜不開。藉著忽閃忽閃的手電筒光見一群粗大的漢子，面目猙獰，頭戴鋼盔，手端長矛。長矛和電筒一起在眼前比劃著。平生頭一次經歷這種陣勢，不知這些人什麼來頭，我感到巨大的危險包圍了我們，渾身不由自主地戰抖起來，三妹也嚇得哆哆嗦嗦。實際上車廂裡的人都嚇呆了，除了那群漢子的吆喝聲，沒有任何聲音。持長矛戴帽盔的人繼續吆喝，起來起來，都帶走。我聽說過，被那些殺紅了眼的人抓走，是連命也保不住的，難道真是要未曾出師先折戟？
正在上牙磕下牙地打顫，只聽見有一個鎮定的聲音：「大家誰也不要走，誰也不要動。」那些武裝漢子的頭頭被聲音牽過去：「你們是幹什麼的？」那鎮定的聲音道：「我們是首都三司聯絡站的記者，我們去新疆調查武鬥事件向中央匯報。」漢子問：「你們支持哪一派？」「我們支持新疆革命造反派紅二司。」
事情一下子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為首的那個頭頭說我們是甘肅的造反派組織，我們和新疆紅二司的觀點是一致的，咱們是同一個戰壕的戰友。說罷握手言和，下車之前表示要替我們站崗放哨，為我們提供安全保障。不知不覺地，人們都已經循著那個鎮定的聲音圍了過去，似乎找到了主心骨。我和三妹也擠到那個人的身邊。
那個人的鎮靜給了我極為深刻的印象，我知道跟著他這樣的人一起是沒錯的。第二天弄清了這幫人是中國科技大學的學生，都是一二年級的。夜間鎮定退兵的是他們的老師姓高，是那幫學生的領頭。我們和這幫人一同上了去烏市的火車。
火車過了嘉峪關，嘉峪關以後是滿目荒涼的景色，沒有綠樹草地，只有黃土地、黃土山、黃土建造的村落。人說一過嘉峪關，兩眼淚漣漣。海燕當時進疆時大概就是這樣的心情吧，我記得她在信中談過的。
四、下車伊始
到烏市已是黃昏時。一大幫人大概一百多一起下了車，其中有科大的十多人，我們四人，還有一些到新疆串聯的散兵游勇，更多的是新疆紅二司上京告狀返回來的人。一下火車全體人馬就到自治區革委會靜坐示威，提了什麼要求，大概是給紅二司平反之類。
新疆的兩派是以打倒還是保護新疆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軍區第一政委、兵團第一政委王恩茂來劃分的。當時的形勢是新疆的「老保」——「三促會」佔著上風。人數多聲勢大，有軍區支持，而且絕大多數少數民族都是保王的。
我們一行人坐在自治區委大院的台階上，久久不見人出來，已經過了下班的時間，大家索性就在院裡過夜等待明天早晨。那天是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見紅衛兵一週年紀念。街上的大喇叭喊得熱鬧。新疆的天氣是「早穿皮襖午穿紗，圍著火爐吃西瓜」，8月的新疆夜裡極冷。我們坐在大院的台階上，抱著自己的膝蓋盡量減少散熱面積。剛開始大家唱歌，「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大風浪裡煉紅心」；「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想念毛澤東」……一支又一支。最後還是冷得受不了了，遂兩人一伍排成長隊在大院裡跑起圈來。嘴裡高喊「打倒王恩茂！」「支持紅二司！」一類的口號。就這麼折騰了一夜，很是熱鬧，當時是覺得熱血沸騰的。
第二天等軍管會的人來上班，有人和他們交涉，大概是達成了一些協議，我們撤離了自治區委大院。
五、市容印象
烏魯木齊的街道擁擠喧鬧，不時地看見一卡車一卡車的武裝工人，飛馳而過，或者堵塞在某個小街小巷。車上架著機關鎗，工人頭戴柳條帽，手持長矛（他們叫苗子），雄赳赳氣昂昂地呼喊著口號或唱著歌。馬路邊上，市民照常活動，似乎是兩個世界，一部分人忙於打仗鬥毆，另一部分人就在他們的身邊照樣過自己的日子。烏市商業中心各族人來來往往，商店依然繁忙。街心花園孩子們追打嬉鬧，維族老漢懶洋洋地晒太陽。更妙的是在市中心廣場，高音大喇叭裡播送著美妙的南疆歌曲，我雖然聽不懂，但我知道那決不是革命歌曲。那曲調帶著古波斯的神秘，一波三折，委婉淒美，讓人心痛，讓人感傷，讓人百聽不厭。
六、稀裡糊塗
我們和科大的人駐紮新疆大學。新疆大學算是紅二司的大本營，也基本處於人去樓空的狀態。桌子和椅子堆砌在教學樓或宿舍樓樓道的中段，把樓分成兩個部分，那也已經是兩派鬥爭的遺蹟，現在學校裡只剩下了紅二司的人。每天早上學校的高音大喇叭就傳出維語廣播：「新疆紅衛兵英格拉維……」直到幾十年後，我躺在床上，一閉眼就看見被桌椅堵塞的樓道，聽見「新疆紅衛兵英格拉維」，不知道為什麼這個印象那麼深刻地印在腦子裡。
科大的學生十分聽從高老師的指揮，他們的工作無非就是收集一些情報，刻印小報，散發傳單。還經常開會，制定方針，我和三妹也被邀請參加。他們還給我搞了一個「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駐新疆記者」的證件。雖然就是薄薄的小紙片，但有三司的大印，非常有權威。可是開會我是插不上嘴的，因為覺得誰說的都對，也怕一開口就露出自己的無知。我常常為自己的「糊塗」而苦惱和自責。現在想起來，除了有一腔革命熱血，自己幹的什麼並不明確，簡直是稀裡糊塗，那時怎麼會想到文革整個就是一場愚民運動呢，糊塗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唯一的活動是和高老師一起去採訪了烏市紅二司的造反派頭目姜安安。一個女孩子，新疆人民廣播電臺的，當時已經大名鼎鼎，人人提起來都知道她的名字。我們去了廣播電臺找她，因為拿著首都三司的記者證，很容易進入。在電臺裡拐了好幾個彎，才到了姜安安藏身之地。這位名人對首都來的造反派非常熱情，和我們談形勢談任務，當然，都是高老師在談，我只是對這個威名四揚的造反派女頭目好奇才跟著來的。姜安安只是一個二十出頭的小姑娘，長相很一般，可衝勁十足，說話很有魄力，這又讓我很自慚形穢。
七、高老師
我只能做一些事務工作，自告奮勇寫小報，刻蠟版（我的蠟版字刻得很好，是漂亮的仿宋體），印傳單。一天碰到高老師，他與我打招呼，稱我老劉。我問他為什麼叫我老劉。他說你工作認真，我很敬重你。故稱老劉。
高老師是老八路出身，陝西人（那個鼻子實在是陝西人的）。他說他八歲時就和父親上戰場，父親們在前面打仗，他們小孩子趴在後面觀戰。
高老師是一個很有魄力和智慧的人，能上科大然後又能留校的人必不簡單。當然還必須是黨員。他也就二十七八歲，學生們都很聽他的，也愛和他開玩笑。他永遠穿著一身深藍色制服，料子叫尼龍華達呢之類，當年的時髦玩意。那種料子剛穿上很筆挺，沒多久就泄了，走了形，而且無限地拉長，他那件中山服就長得蓋過了屁股，褲子也踢勒特勒。學生們總拿他的衣服取笑，他自己也嘲弄自己的衣服，一坐下來就擼起褲腿和袖子。他的身材看上去很瘦，可是胳臂腿十分粗壯。他長得很奇怪，臉窄長，眼睛又大又黑又圓，鼻樑高高的，鷹鉤鼻，嘴不大。這幅搭配似乎應該構成一個英俊的面孔，可是在他那裡組合得很可笑，像一隻鳥。我和妹妹私下裡稱他為「高鳥」。有時坐在一起開會，越看他越像一隻鳥，我捅捅妹妹，兩個人忍不住笑起來，笑得最後收不住，誰也不知道我們笑什麼。
八、小霞
我通過新疆大學的一個朋友（她原是北京的，因為家庭出身不好，沒考上大學，但是1964年新疆大學到北京招了一批漢族學生學維語做翻譯，出身要求不嚴格，於是她總算上了大學。）找到了我的一個好朋友小霞的地址。
小霞是我的小學同學，上六年級時他們一家被發配到新疆的阿克蘇，因為反右時他爸爸作為群眾代表向黨反映了群眾的意見，受到組織的整肅。到了新疆她爸爸找不到工作，只有她媽媽一個人做體力活養活一家人，生活十分困難。小霞很聰明，考上了新疆工學院。
我立刻去工學院找小霞，還真的找到了。多少年沒見面了，我們興奮得大叫。當晚就住在了她那裡。小霞是新疆工學院紅二司兵團的廣播員，她的嗓音清脆悅耳，小學是北京少年宮友誼合唱團的小歌手，教我唱過《太陽落山了》、《深深的海洋》，去新疆前她還把心愛的《外國名歌二百首》送給我，封面已經翻爛，貼著蒙娜麗薩的畫片，我一直保留著。現在即使在播送《敦促保皇派投降書》時，她的聲音也照樣清脆悅耳。
廣播站設在圖書館，小霞也住在那裡，床夾在兩排書架中間，躺在床上看書左右逢源。她讓我睡在她的床上，想要什麼書拿走就是。我抽出一本書《紅字》看了一夜。我什麼書也沒拿走，那陣革命第一，帶上幾本外國小說看是很不合時宜的。
還是那年冬天，我在北京又見到了小霞，她來「上訪」，住在我家。小霞的眼睛直楞楞的，說：「孫濤被流彈打死了。」說得很平靜，讓人心寒。孫濤是小霞的男朋友。在新疆時我見過孫濤，他是工學院造反派的頭頭，一個年輕英俊的小夥子，個子不高，戴著眼鏡，文質彬彬的。1966年孫濤上京接受毛主席檢閱，代表西北紅衛兵到天安門城樓給毛主席戴上紅袖章。回疆後組織了一個戰鬥兵團，誓死捍衛毛主席。我離開新疆不久，孫濤在一次武鬥中被對立派槍殺。讓人驚悚的不止是孫濤的死，很快我就發現，小霞已經精神失常。
1980年小霞的爸爸平反，那時他已經去世多年。小霞遷回內地南方的一個城市。她的病時好時壞。
九、生活在炮轟中
紅二司的大本營新疆大學多次被對立派攻打，最終失守。為了安全，我們搬到了外貿局。外貿局地方不大，卻為紅二司佔領。接待我們的人叫小王，文文弱弱的。他的妻子，也是小巧玲瓏的。他們都是江蘇人。言談之間對文化革命很不理解，對武鬥十分厭倦，很想回老家呆一陣，只是因為孩子剛剛出生不便出行。他對我們的要求盡心盡力，替我們安排好了一切事情。
外貿局的人早都不上班了，辦公室空著，科大的學生住在一個大辦公室的外間，我和妹妹住在一個小間。常有炸彈落到外貿局的院子裡，玻璃老是震得轟轟作響。我們怕遭冷彈，輕易不敢在戶外活動。有一天傍晚去食堂打飯，穿過院子，一顆炮彈就落在身邊，震耳欲聾。奇怪的是置身於這個環境中，從來也沒有覺得害怕過。
十、差點被捅死
一天我在街上轉，我經常自己上街看情況，不覺走到火車站附近，見一大隊人排著隊喊著口號。我上前問個究竟，知道他們是剛剛下火車的上京告狀返回的紅二司派群眾，有幾百人。這些人在北京時間呆久了，不知新疆「老保」已經絕對地控制了局面，紅二司則早已轉入「地下」，一下火車就不知死活地開始了示威遊行，三五人一伍，拉成長隊。一路高喊口號「打倒王恩茂！」「打倒保皇派！」有的人拿著刀子匕首，有的人甚至敞開衣裳，亮出腰裡別著的一圈手榴彈。我知道這是極端危險的，他們一定要出事，就跟在隊伍旁邊看個究竟。
果然，當隊伍進入一條街，街的前端已經被沙袋木架鐵絲網等路障封住（就像巴黎的街壘戰一樣），沙袋上架著好幾挺機關鎗，沙袋後面臥著操機關鎗的人。路障前站了一排人，頭戴帽盔，手持長矛，腰間和胸上纏著皮帶，氣勢洶洶地擺出了準備刺殺的姿勢。遊行隊伍打頭的人心有點虛，但還是迎了上去，嘴裡仍然呼著口號。那一排橫握鋼矛的人緊逼過來，迫使隊伍站住。
雙方對峙，衝突一觸即發。打頭的紅二司的人還是不明情勢，破口大罵，持鋼矛者火了，一幫人衝上前去對準為首的就要刺。我不知哪來的勇氣，衝過去，擋在中間，用手抓住一個長矛的尖端，使勁往回一頂，嘴裡喊道「不許武鬥！」持長矛的人沒料到這一手，被頂得往後一個趔趄。霎那間六七根長矛尖同時頂在了我的胸口。隊伍中有人把我往後拉了一把，長矛緊緊地逼上。奇怪的是我一點也沒有害怕。拿長矛的看我和那些人風格不一樣，說話也不同，問：「你是幹什麼的？」我想起了自己的身份，說：「我不跟你們說話，叫你們的頭頭來。」這麼一端架子，更沒人敢下手了。一個漢人走過來，大概是頭頭，我掏出自己的「記者證」，兩個指頭夾著遞出去，做出不卑不亢的口吻（實際上心裏也虛）：「我是首都紅衛兵駐新疆記者，我會把這一切向中央文革匯報。你放我離開這裡，否則後果自負。」聽我的口氣這麼大，那個漢人上下把我打量一番，仔細地看看我的證件，略一思考，把手一揮，矛子們離開了我的身旁。他讓我從旁邊的一條小街出去，我想，走也要走得堂堂皇皇，就面無懼色大搖大擺地向前方，衝著路障和機關鎗走去。其實我心裏也是膽怯的，他們若在後面捅我一長矛，或在前面一扣扳機，我就完了，但是我知道此時我決不能表示怯弱。
整個隊伍安靜地注視著我走出街壘。一離開那條街，我簡直要撒腿逃跑，還是壓著自己，一步一步走遠。那條街前後左右都被封鎖，遊行隊伍全班人馬都成了瓮中之鱉。押到哪裡，怎麼處置我就不知道了。後來聽說為首的幾個被殺，其他的被迫投誠。
這是我在新疆經歷的最驚險的一幕。現在想來，很愚蠢。那時有一條「林副主席」的語錄十分流行：「完蛋就完蛋。上戰場，槍一響。老子下定決心：今天就死在戰場上了！」（這讓我想起了兩個詞，老毛稱讚的「痞子」，還有我們家鄉話「光蛋」，這話安在他們身上最合適。）多少個年輕的生命為了實踐革命英雄主義的理想，在文化革命中高頌著這條語錄投身於狂暴混戰，死得毫無價值。
十一、新歌聯戰
在新疆紅二司的旗下有一個極有名的造反組織叫「新歌聯戰」，我覺得這個名字很特殊，也好聽。他們的戰旗上「新歌聯戰」幾個字也書寫得漂亮，有形有體。他們的全稱是「新疆歌舞團聯合戰鬥隊」。
臨去新疆時，爸爸讓我們去探望他的一個朋友，帶一封信給他。那人也是被貶謫入疆的。他的住地正是「新歌聯戰」的大本營，在一個綠色蔥蘢的大院子裡，房子的建築都很有特色，像是蘇聯電影裡看到的集體農莊的房子（好像是文聯或作協宿舍）。我們沒有找到爸爸介紹的人。他的鄰居自我介紹叫都幸福（多麼具有諷刺性的名字），也是一個不得志的文化人，告訴我們，那人已經回老家了。我和都幸福及另一個鄰居劉堅聊了一會，他們說運動之初「新歌聯戰」十分活躍，也很有影響力。其中都是藝術家、作家。現在「新歌聯戰」已經不吃香了，這些人在崛起的工人階級面前很難抬頭，多數都當了逍遙派。他們介紹說這裡有從內地因右派或犯錯誤發配來的著名的作家音樂家畫家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我很想見見這些人，又不知他們都躲在哪裡。都幸福問，這麼亂，你們到新疆來幹什麼，我們說，來找我姐姐。他問姐姐在哪，叫什麼。當他聽說姐姐是劉海燕，說，劉海燕我認識。你和她說話的聲音，一模一樣。海燕的朋友遍天下。這裡面又有什麼樣的故事呢，已經無從考究。（我上網搜了一下，都幸福現在是中國作家協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分會理事，專業作家。）
十二、找到海燕
我天天盤算著怎麼去伊犁。海燕在伊犁的兵團農四師，她是自願去的，可是從去的那天起，就不能忍受兵團生活和紀律，得罪了層層領導。文革正是一個機會，她被兵團的造反派整得很厲害，被管制，失去了自由。全家人為她日夜操心，寄希望於我把她帶回家。
一天新疆大學的朋友到外貿局來，帶著一個不速之客——海燕。一見到我海燕就放聲大哭，說爸爸得了肺癌。我又驚又喜，告訴她這是假的，是人們糊弄領導的慣常手法。我知道爸爸給她發過電報，謂，「父肺癌病危，速歸。」這麼老實的爸爸都給逼到這個份上了。
收到爸電報，她不管不顧溜出了兵團，順便偷了倉庫一袋菜籽，在伊寧賣掉做盤纏。這更惹怒了兵團，揚言抓住她就要把她打死。正是晚間，我帶她到外貿局吃飯。那天正好伙食大改善，傳說天山那邊的羊因為大雪無處生存，牧民把羊趕下山來，兩塊錢一隻大甩賣。外貿局買了一些便宜的羊，熬了一大鍋羊肉麵湯，每人油汪汪的一大碗，裡面好幾大塊羊肉，每塊都有半個拳頭那麼大。我吃了一兩塊，再也吃不下了，肉太肥，厚厚的一層膘。海燕忙說，你不吃給我。她把我的和她自己的肥羊肉都吃了，吃得滿嘴流油，香得不得了。不知道她受了多少苦，挨了多少餓。
不敢讓海燕在新疆久留，當下我就幫她弄了一張火車票，送她回了北京。看她離開了這個鬼地方，真為她慶幸，不知道後來還有更多的苦難在等著她。
十三、去專縣
不久我收到了爸爸的信，因為沒收到我的信，爸爸非常不安。信中千呼萬喚「趕快回來吧！」又千叮萬囑「千萬不要去新疆外縣串聯，一個女孩子太危險。」信中最後說：「趕快回來吧，父母日夜掛念你們，寢食不安。」我真是太年輕，根本沒把爸爸的話放在心上。繼續留在新疆，策劃著去外縣串聯。
紅二司派的人都躲起來了，在烏市的工作沒法展開，我決定下專區縣。倒不是想去發動群眾，而是我一直對「下邊」極有興趣，只有瞭解了下邊的生活，才能對中國以及對生活有真正的瞭解。我打算順著烏伊公路調查沿線的區縣，最終目標是伊寧。本來為的是看海燕，也是被伊犁那個邊陲小城所吸引，海燕曾在信中做過那麼多描述，她是那麼喜愛這個地方。我們準備下去的時候，海燕已經回京，但我仍然不打算改變路線。
三妹和一個科大學生已經離開，也不知去了哪裡，後來聽說他們到了什麼地方道路被封鎖過不去，甚至被毆打，又回到烏市，然後和那些大學生一起回了北京。
外貿局的人幫我們聯繫了卡車。第一站是沙窩，住在一個汽車運輸公司裡，這裡充滿了恐慌的氣氛。紅二司派的人神色緊張地把我們關在屋子裡，急促小聲地向我們述說老保的勢力有多猖狂，如何製造武鬥，製造流血事件，他們的人被捉去後受到了什麼樣的折磨。
夜間他們安排我住在一個年輕女人家，是新房，刷得雪白，被褥嶄新。她的丈夫是運輸司機，跑長途去了，一跑就是十天半個月。這女人小巧玲瓏，是四川的農村人，年齡比我還小，還帶著新娘子的鮮艷。她似乎對文革一無所知，只是一個勁地憐憫地望著我說，「好可憐呀。」我躺在大炕上，想的是另一回事。我想，一對小夫妻住在這樣一間暖和乾淨的小屋裡，是多麼愜意的事，當丈夫跑長途歸來，小別如新婚，這小屋裡該充滿多麼浪漫的氣息。我突然對這麼無盡無休的漂泊產生厭倦，我想回北京了。
十四、革命應該是強者
第二天早上見到高老師，他說這裡的造反派太緊張膽小了，昨天夜裡把他帶到一個地洞裡，大家蹲在那裡（高的陝西口音說「東在那裡」）大氣不敢喘，就這樣窩了半宿，深更半夜時又說有情況，摸黑偷偷轉移到另一個什麼地方，一晚簡直沒有睡覺。實際上什麼事情都沒有，自己嚇唬自己，就像講鬼故事，越講越害怕。
我和高老師一起在鎮上轉轉，一路上他還在不停地批評此地的造反派。他說，要革命首先就要有壓倒一切的勇氣，如果只看到對方的力量強大，自己先膽怯了，那麼自己就已經首先把自己打敗了。革命者必須是強者。我覺得此話說得很有道理有氣魄，心裏暗暗佩服了他幾分。聯想蘭州火車站的夜晚，他確實是一個有魄力的人。
整個鎮上只有一個小供銷社，在裡面看到了新疆生產的奶油花生糖，大顆大顆的，有近二寸長，便要買來嚐嚐。高老師一定要掏錢買，推了半天推不過去，只好依了他。心中十分警惕，怕吃他的多了嘴軟。
十五、假領子
下一站是到農一師，就是周恩來曾經參觀過的地方，我們在廠部奎屯落腳，此處離周恩來去的石河子不遠。造反派在向高老師介紹情況時，我被許多上海女知青圍住，問長問短。這些女青年都是高中畢業後由於出身不好上不了大學而來支邊的，在此已經呆了好幾年了。算來她們的年齡都比我大。她們見了大城市來的人熱情之極，對我簡直是羨慕和崇拜的樣子。她們把我拉到宿舍裡，屋子雖狹小，卻十分乾淨整齊，牆上貼著一些小資味道又不過分的小裝飾畫，床頭有餅乾盒子，或玻璃瓶子裝著各種上海小零食。上海人愛吃零食是永遠不可改變的。女青年的毛衣都是舊毛線結成，但是袖口領口是新毛線，罩上外衣，露出領口袖口，看上去穿的是一件新毛衣。毛衣的領口翻出花色雅緻的襯衣領子，其實他們穿的是用帶子連接在腋下的假領子。
上海人無論在什麼時候都丟不掉根深蒂固的小資產階級情調，當時我看不慣，心想在這麼荒涼的地方還這麼虛榮，為誰呀。一兩年後，北京也開始風行假領子（上海總是引領中國時裝新潮流，北京總是比上海慢上一兩年）。那時我已經忘記不屑上海人的感覺，和眾多女孩子一樣，選擇最心愛的花布，自己縫製假領子。我倒不是出於「衣服」常換常新的虛榮心，而是對美的追求。那時我絕對沒有勇氣穿一件和假領子花色相同的衣服上街，但是露出一條花領子，敢。可憐我們的愛美之心只敢表露在一牙領子上。再想想那些上海女知青她們又何嘗不是出於愛美之心呢？生活在邊陲，勞動在大田，前景迷茫，還想盡辦法展示自己的美麗，讓人又淒涼又感動。
十六、農家院女孩
離開農一師時，造反派還送給我們一個大鏡框，裡面是毛澤東標準像。我們只有恭恭敬敬捧過來，隨身帶上。我心裏覺得抬著這麼大一個鏡框到處走很不方便。怎麼階級感情越來越少了？
再一天我們到達烏蘇，這裡也是一派失敗主義情緒。造反派躲躲藏藏，老保耀武揚威。看來王恩茂在新疆的統治是很得人心的，尤其是少數民族都站在保王的立場上。按照紅二司的話說，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利用了少數民族的樸素的階級感情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
到達烏蘇已是夜晚。我們被帶到一個小院子裡，院裡有一間房子，房子旁邊還有後建的一個小屋。院子裡有個架子，攀援著瓜類的植物，成了一個自然的涼棚。主人是一對母女，家中的男人常年在外面工作。我們談了幾句，他們就把高老師領到什麼地方睡覺去了。我住在女孩的屋裡，就是正房邊上的小屋。想不到這近於農村的地方女孩還有一個與父母住房分開的小屋子，房子十分狹小（如北京地震後四合院中普遍蓋起來的「臨建」）。放了一張單人床，床架很高，旁邊一張書桌。我最喜愛這種小而全的屋子，有一張舒服的床躺在上面看書到深夜，有多麼舒服。
女孩床頭的牆上，竟然還有一個自製的簡陋的書架，裡面擺了一些不俗的書。想不到這個農村的女孩還有這般愛好。我瀏覽女孩的書籍，發現一個本子，翻開看看，是女孩的日記。完全出於好奇，想知道一個邊遠地區的縣城女孩的生活和思想，我偷偷地閱讀了她的日記。又一個沒想到的是，她的日記與我當時充滿革命口號和思想總結批判改造的日記截然不同，根本看不出是文革時代的人寫的，日記中不斷地訴說一個少女內心的矛盾和痛苦，朦朦朧朧，非常的小資情調。其中多次提到生活的無趣，生命的無意義，流露著厭世的思想。從日記中看，沒有指向具體的事件，看不出是什麼原因導致如此。我很驚異於在一個大革命的時代，一個青春女孩竟發出這樣的呻吟。她的「真」使我看到了活生生的一個人，我對自己有些隱隱地不安。
第二天早上我注意地看了看這個女孩。十六七歲，面貌十二分地娟秀端莊，身材修長，皮膚細白。她很有禮貌，但是淡淡的，冷冷的，眉宇間有一絲憂鬱。她既沒有都市女孩的嬌和傲，又沒有農家姑娘的俗和樸，氣質很特殊。我們很快離開了，沒有時間多接觸這個女孩，但她的形象及日記中所涉心聲深深地留在我的記憶中，這麼多年從不泯滅。
十七、在沙灣等車
到了烏蘇以後，前面的路再也過不去了。公路各關口被老保把持，二司的司機誰也不敢冒險闖關，再說到伊犁要辦邊境證，十分不易。我們決定回頭，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不願意再單獨跟高老師行走了，一路上我總覺得接待我們的人帶著懷疑的眼光打量我們，在這些偏遠閉塞的地方，人們對這樣兩個遊方的孤男寡女更會浮想聯翩。
回去時只有去沙灣的車，我們在沙灣運輸站一個工人家落腳，等待回烏市的過路車。工人姓索，似乎認識所有過往車輛的司機。他有個女兒十四五歲，叫索新芳，新芳這個名字極為大眾化，但加上一個不俗的姓「索」，就令名字很不俗了，由此我也就記住了她的名字，三十多年，多少熟人的名字都忘了，就是難忘她的。
索家做了豐盛的午餐招待我們。等到下午還是沒有車，老索說，當天的車都過完了，只有等第二天。我非常不情願，一旦決定回去，就立刻覺得歸心似箭。老索不想讓我們在他的屋子裡露面，把我和高老師安排到一個地窩子裡，裡面只有一張佔了半間房子的大炕。我和高關在一起心裏很彆扭，我知道他一直有意追求我，但我毫無意思。我躲他遠遠的，他坐在炕的一頭，我坐在另一頭，也不和他說話。倒是索新芳一直陪著我玩和說話，她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孩，憨憨地沒有心機，她也要跟我們上烏魯木齊她姑媽家。我回京後還給她寫過信，寄過東西。
十八、司機和毛主席像
第二天我和索新芳一起在路口等著她爸爸截車，買了一毛錢一杯的瓜子，兩人嗑著。終於截到了一輛去烏市的車子，可是車子只能帶兩個人，高老師讓我們倆先走。我和小索高興地上了車，坐在駕駛艙裡。小索挨著司機，我靠窗坐。不久小索要和我換位子。換了座位，我才發現司機在打輪時，右臂有意無意在加大幅度，胳臂正好碰到我的胸口，我也不好意思出聲。有辦法了，那不是有一個毛澤東像框嗎，我把它抱在胸前，你要碰就去碰毛澤東吧。
到了烏市下車，我們向司機道了謝，除了大幅度打輪，司機對我們基本上是好的。臨走司機吭吭哧哧了一陣，有些不好意思地問我，能不能把那個裝毛主席像的大鏡框送給他。我正愁這玩意兒拿不好拿，放沒地放呢，樂得順水人情送給了他，他笑得簡直開了花，一個勁地感謝。我心中也有些不解，我差點要把他歸到流氓壞人那一類了，他怎麼對領袖毛澤東還是那麼熱愛呢？！
十九、陌路者的哀怨
回到烏市，外貿局的房子已空，科大的人全走光了。我一天也不想多呆，當下就收拾了東西，「辦」了一張火車票（以紅衛兵記者站的名義在火車站直接搞的票。一兩個月後，賬單寄到師院附中的革委會，我老老實實付了車票錢68元，是我兩個多月的工資），當天就坐火車返回北京。
在火車上，我旁邊坐著一個三十多歲幹部模樣的人，不久他就和我聊起天來。其實只是他聊，滿肚子的牢騷，聽口氣象是一個工廠的技術幹部。他講生產如何遭到破壞，國家財產如何被人據為己有，人心如何江河日下，社會治安如何混亂，人們生活如何艱難……他一口氣談了幾個小時，並非侃侃而談，而是聲音低沉的訴說，充滿著憂國憂民的焦慮及對現實的迷惘。我沒想到在這樣的大時代還有人發出這樣的哀鳴，心裏不完全贊同，但還是安靜地聽著，因為他是那麼憂慮和悲傷，他所說的那些話肯定不敢和他的同事朋友說，只能對一個陌路者發泄一下，而且對象還是一個二十歲的姑娘。我聽著，漸漸困了，一覺醒來，那人已經沒有了，不知道深夜在哪一站下了車。但他的沉痛憂傷說話口氣至今還在我耳邊迴響。
二十、法國革命者
回到北京，科大赴疆的戰友們常聚會。我邀請他們到我家，做了新疆羊肉抓飯，包羊肉餃子。雖然做不出地道的新疆味道，但還是吃得熱熱鬧鬧。我們還和他們從新疆帶回來的女孩子一起遊覽北京各個風景區。
有一次我們一行人去香山遊玩，在鬼見愁上大家合影。上來一個高個洋人，身穿中山裝。他用半生不熟的中文跟我們說：「我是法國人。到中國來學習革命。」他很想和我們這些「紅衛兵」照一張相片，我們欣然同意。其實只有一個人帶著新疆紅二司造反兵團的袖章。
照完後我就忘記了此事。幾年後我竟從另外一個途徑得到了這張照片。
海燕有一個同學華，媽媽是法國人，華在中國長大，常到我家玩，文革後回了法國。在法國有一次她在朋友家看相冊，見到了我們在鬼見愁上的那張照片。她很驚奇地發現我也在照片上，說：「這不是海鷗嗎，我認識她。」於是那個法國青年就請她把照片轉交給我。幾年以後，華回中國，這張照片終於到了我的手裡。
世界上總有這麼樣的巧事。
（本文略有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