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紅八月」，紅衛兵肆虐京城。在紅衛兵的淫威之下，有沒有人反抗呢？
第一批反對者，可能是所謂的「小流氓」。準確地說，是些學業欠佳的學生，或是由於家庭貧寒輟學混跡於社會的青少年。由於文革前的「無產階級專政」已落實到居民委員會，他們活動的空間非常有限，談不上「橫行鄉里」。紅衛兵殺向社會，首先遭遇的，就是這批人。8月2日，因北京第四十七中學一個學生被紅衛兵打了，這個學生的「哥們」，所謂「小流氓」南鶴齡等人進行報復，用刀扎傷了打人的紅衛兵，8月13日在首都體育場召開了十萬人參加的大會批鬥幾個「小流氓」。會後「小流氓」南鶴齡被判處15年徒刑。在他服刑期間，他的父親和哥哥被紅衛兵打死。中央首長參加了這個大會，對紅衛兵當場毆打「小流氓」的行為沒有制止。（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香港開放雜誌社2004年版310頁，並可參見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241頁）
8月25日，在北京市崇文門外發生了著名的欖桿市事件。北京女十五中初中的紅衛兵到這個地方的一個「小業主」李文波家抄家、打人，將李文波夫婦關在樓上，不許吃飯、喝水、上廁所。在炎熱的夏天裡，李文波的妻子劉文秀不堪忍受，執意下樓，被紅衛兵打倒在地。李文波和紅衛兵理論，被紅衛兵拿棍棒毆打。情急之中，他拿起菜刀試圖嚇跑紅衛兵。以後李文波跳下樓，被紅衛兵當場打死。但從這些初中女生都沒有受到任何傷害來看，他的反抗只是嚇唬嚇唬人而已。這一事件卻被渲染為「資本家行凶殺人」，並引發了更大規模的打人殺人熱潮。9月12日，李文波的妻子被判處死刑，於次日執行。（王友琴《文革受難者》218頁）
北京寬街小學校長郭文玉在8月份被戴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帽子，每天被斗、被打。她還竭力檢查自己，說要「相信黨，相信毛主席」。但沒想到，更大的災難不僅降臨到她自己，而且降臨到她的家人身上。8月26日，十幾個紅衛兵闖進她家，不容分說將她的丈夫孟昭江、她的兒子孟毅揪到學校，連同她一起，輪番拷打了一夜。次日晨，又和其他被關押的「牛鬼蛇神」一起趕到操場上跑步。已經奄奄一息的老校長一頭栽下不省人事。她的丈夫向紅衛兵跪下苦苦哀求。這當然不能打動這些紅衛兵，反而認為這是挑釁，要拿剪刀給他剪一個陰陽頭。孟昭江原來是共產黨員，1957年被打成右派份子。看到親人受到如此殘害，自己又受到侮辱，他實在忍受不了了，就上前搶過了剪刀。這下子惹了大禍。人們喊：「右派份子孟昭江造反了！」「反革命分子殺人了！」馬上皮鞭、木棒齊下。已經傷痕纍纍的孟昭江馬上倒在血泊裡。這幫暴徒又繼續將他反綁四肢，吊在單槓上，棍棒齊飛，將腦袋打破，肋骨打折，血流如注。
郭校長從昏迷中醒來，爬向施暴者，求他們不要再打了。這幫滅絕人性的「革命青少年」卻喊：「原來你是裝死！」兩個紅衛兵將她拖到一個污水坑裡，把她的頭往水裡按，將這位老校長活活嗆死。孟昭江被公安局作為現行反革命拖到拘留所，在水泥地上躺了兩天。第三天才送到醫院，在走廊上躺了半天後死去。他們的兒子孟毅是學油畫的，被分配到北京分司廳小學當老師。當他的父親被毆打，母親被溺死的時候，他被捆在室內的審訊柱上，身上淌滿了血，無法動彈。他被繼續關押了三天後釋放，回到家裡，發現家中被抄得一乾二淨，弟妹們也四散逃命去了。妻子也被迫和他離了婚。一個好端端的家庭就這樣家破人亡，被毀滅了。他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運動中又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判處十年徒刑，直到1978年才被釋放出獄（《上訪通訊》編輯室編《春風化雨集》，群眾出版社1981版）。這就是他的父親，為保護自己的親人的一個試圖反抗的動作所付出的代價。
同期在師大二附中發生了一個類似事件。被指控的人名叫曹濱海，當時是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高三的學生。曹濱海的母親樊希曼，是中共鐵道部黨校的一個幹部，受到文革衝擊。樊希曼曾經給兒子寫過一封信，說及文革。這封信被班裡的紅衛兵看到，他們說是「反動信件」。1966年8月25日上午，李文波被抄家的同一日，曹濱海班裡的紅衛兵到曹家抄家。抄家的過程中，曹濱海和他們發生爭執。據紅衛兵說，曹濱海在廚房裡抓起菜刀砍傷了一個來抄家的紅衛兵。曹濱海當時就被抓到公安局關了起來。他的母親樊希曼則被抓去學校。當天下午，在師大二附中校內一個磚砌的乒乓球台上，這位母親被打死。同一天在校內被打死的，還有這個中學的語文老師靳正宇和學校負責人姜培良。靳正宇、姜培良、樊希曼三人，跟李文波在同一天被打死。
母親樊希曼被打死後，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的紅衛兵又籌備在8月28日召開十萬人大會，在會上把兒子曹濱海當場打死。周恩來召見了這個學校的紅衛兵頭頭進行勸說，當時十萬人大會沒有開（可參見《記憶》2009年第一期趙文滔《史無前例的打人風與八寶山火葬場》中對此事的記述）。但是幾天之後，8月31日，毛澤東第二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的時候，這所中學的幾個紅衛兵頭頭被邀請登上了天安門城樓，這在當時是極大的光榮。曹濱海的母親被打死了，他自己被關在公安局中未被打死，但是從此精神失常。（王友琴《文革受難者》79頁）
以上三個被迫害者試圖反抗的例子的共同特點，都是和家人在一起時發生的。在前兩個例子裡，「資本家」李文波和「右派份子」孟昭江，如果他們自己面對強權，也許會逆來順受，甘受殺戮，但是他們在面臨親人受到野蠻對待或瀕於危險時挺身而出，予以呵護，從而在最嚴峻的生死關頭盡到了一個丈夫的責任，並為此付出了自己生命的慘重代價。
我們在回顧文革的時候往往感嘆於世道的敗壞、道德的淪落、人性的喪失，但我們也應看到，「在一場一場的浩劫之中，可敬的，是那些在最惡劣的環境中仍舊維持了人性尊嚴的人，悲壯的、偉大的，是這些人的生與死，痛苦與掙扎。」（龍應臺《讓藝術的歸藝術》，《讀書》1988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