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牧先生離開這個世界已經五個多年頭了，最近才讀到他晚年留下的回憶錄《燭燼夢猶虛》，看到他對自己一生的反思，特別是對當年投奔延安的反思。林牧在學生時代參加中國民主同盟，嚮往英美式的政治民主和蘇聯式的經濟平等，與當時許多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一樣，他們對蘇聯很不瞭解，雖不贊成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名義下的一黨專政，卻誤以為蘇聯的公有制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經濟平等。他不贊成階級鬥爭特別是流血鬥爭，所以選擇加入民盟而不是共產黨，就是希望走第三條道路。然而到了1948年，第三條道路也走不通了，他在寫給同學的信中說：「現在中國大勢，不歸於楊，必歸於墨，中間道路走不通了。楊子為我，不可取也；墨子兼愛，庶幾近之。」當時他天真地以為中共是講博愛的。在經歷九死一生、痛定思痛之後，他到晚年才明白他們年輕時誤讀了中共，他將這些誤讀主要概括為三點：
一、當時他們以為毛澤東提出的「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反對一黨專政」、「反對當化教育」、「保障人權」、「建立（多黨民主）聯合政府」、「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等主張都是有誠意的，既適用於國民黨，也適用於共產黨。
二、他們贊成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誤認為「人民民主」就是全民民主，誤認為「新民主主義」比「舊民主主義」好，有更多的人可以享受民主。
三、雖然他們知道「新民主主義」只是一個權宜之計，是要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但那畢竟是在遙遠的未來。何況他們也贊成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只是不同意一黨專政、無產階級專政而已，他們當時認為中共與蘇共不同，自抗日戰爭以來中共一直強調民主與人權，連根據地都叫「抗日民主根據地」，各個根據地制定和頒布了保障人權的條例，所以他們天真地認為中共推行的社會主義可以避免一黨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
他在學生時代喜歡讀《大公報》、《觀察》週刊，與儲安平通過信，還到上海找過儲安平，托儲幫助找工作，他在思想上無疑更接近自由主義。而在1949年的前夜，像他那樣中間偏左、最後上了中共這條船的青年學生很多，可見毛澤東與中共對外打出的那些旗號有多麼蠱惑人心。他們有理想、有熱情，天真爛漫，涉世不深，對國民黨的統治不滿，對共產黨的那一套同樣不喜歡。其實，當他們一踏進中共控制的土地，就隱約聞到了不太對勁的氣息，有一種不能適應的感覺，乃至很快遭遇冷酷的現實。
1948年7月，他們一行二十人（以西安的大學生為主）投奔延安，他被分到延安大學宜川分校。黨化教育、思想匯報都令他們不快，有人就一再公開聲明：「我是來參加中共的民主統一戰線的，我是來反蔣的，我不接受中共的政治綱領，我不贊成中共的黨化教育。」有人公開反對匯報思想，說「國民黨特務才匯報思想呢」。不久，即發生了「宋紋演事件」，宋是他在西北工學院同級的同學，一個人辦了一個壁報，自編、自寫、自抄，表達對中共、對蘇聯的不同意見，很快就遭到批判，有人認為宋不僅思想反動，還可能是國民黨派遣的特務。理由包括：
宋的壁報在報頭上灑滿「小雪花」，就是要在紅色根據地建立一些白色據點；宋在自傳中說，中學時就反共，看到孫中山遺囑中「共同奮鬥」時，要在「共」字上扎一刀；宋在壁報上畫的地圖，畫了一個大箭頭，直指延安，目的是要再次進攻延安。林牧不以為然，認為特務會隱瞞，會偽裝，更不可能在自傳裡寫上中學時見了「共」字也要扎一刀，關於「小雪花」和「箭頭」也可以作各種解釋，「小雪花」可以說他的壁報和觀點在邊區只是小小的雪花，「箭頭」可能是說他的目的地是延安。這些問題使他的革命熱情減退了，他想起了離開西安前同學的一句臨別贈言：「這邊政治環境惡劣，那邊也不一定理想。」
晚年反思，他說自己學生時代本來不是共產黨員和外圍組織的成員，而是接受民盟的自由、民主綱領並參加其活動的民主青年。1947年11月蔣介石解散民盟，這條路走不下去了，非共產黨的民主青年一樣要受到「特別刑事法庭」的審判，才把他們驅趕到共產黨這邊來。「到了延安，參加了共產黨，雖然主觀上下決心要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要追求當時認為無比崇高的純而又純的無產階級黨性，但是黨性與良心、專政與民主、階級鬥爭與人道主義經常處於矛盾鬥爭之中，苦不堪言！」
初到延安，他們身上還保留著獨立思考的習慣，隨著時間，慢慢地要這些習慣被抹平了。儘管延安的政治生活、組織紀律常常讓他難以適應，乃至「苦不堪言」，他卻沒有產生過脫離的念頭，說到底還是因為沒有退路了，本來就是不滿國民黨而出走的，回到國民黨那邊去，也是挂了號，不現實，何況當時國民黨大勢已去，人心不定。即便有多麼不適應，內心深處有多少掙扎，也只能順著這條路走下去，這就是包括林牧在內的那些青年的命運。他們多數人的經歷都證明這是一條通向煉獄之路，但已經沒有回頭路可走了。這也是整個民族通往煉獄的路，卻宿命般的無法避免，千千萬萬的個體生命浮沉其中，或九死一生，或萬劫不復。今天，我們看到了結果，看到了六十多年來一點點展開的這個過程，何等殘酷，何等無奈。血肉之軀被冷酷無情的機器碾成粉末，連每一滴血都被榨干了，叫喊無地，四顧茫然。如果說他們年輕時所處的國民黨時代是一個可以流血的時代，那麼之後進入的是一個欲流血而不得的時代，這是古往今來未曾遇到過的。「燭燼夢猶虛」，林牧先生的回憶錄以他1989年逃亡之時的這句詩為書名，實在貼切，淒涼、悲愴而又意味深長，人間的理想主義遭遇如此的嘲弄，燃燼生命的蠟燭，也訴說不盡其中的悲歡離合、恩怨情仇。暮年回首，他並不諱言自己挨整也曾整人，他自述「大躍進」時期是他「一生思想最荒謬、做錯事最多的」。「在平時是二重人格，在‘反右派’、‘反右傾’等症狀運動中，良心、民主、人道主義就會情不自禁地露出頭來，說出口來。」穿過20世紀五、六十年代層層疊疊、一浪接一浪的政治運動，一次次的厄運纏身，批判、監禁、自殺……林牧活下來了。
1948年他奔赴延安，踏進那個深不可測的歷史騙局中，最終明白誤讀了中共那些表面的宣傳，誤讀了那些動人的口號，為此付出了整整一生的代價。那些潛伏在他生命深處的美好夢想終於被喚醒，1989年以後他重新走上漫長的告別之路，告別這個「中國有史以來極端性、嚴密性、殘酷性達到登峰造極地步的專制主義制度」，《燭燼夢猶虛》就是他留下的血淚交錯的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