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坐落在甘肅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莫高窟，以精美的壁畫和塑像聞名於世，被譽為「東方的盧浮宮」。洞窟中的不少壁畫、彩塑、經卷等雖在近代被幾個西方人以低廉的價格「買走」，但仍能看出其昔日的輝煌。
1935年，一個學習繪畫、叫常書鴻的年輕人偶然在巴黎看到了六卷本《敦煌圖錄》畫冊，驚異其瑰麗，傷懷其默聞，因此決意回國，從此成為了莫高窟最為堅定的守護者。
回國之後，常書鴻擔任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教授，但他一直掛念著莫高窟的保護工作。在他的奔走呼籲下，在國民黨元老於右任先生的支持下，1943年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備成立，常書鴻任所長。當年，他即趕赴敦煌。
當常書鴻抵達敦煌的那一刻起，伴隨他的不僅是黃沙漫舞和狼風狂嘯，還有經濟上的拮据和生活上的諸多困難。按照他自己的話說：「從我們到達莫高窟的第一天起，我們就感到有種遭遺棄的服‘徒刑’的感覺壓在我們的心頭，而這種壓力正在與日俱增。」然而，莫高窟所展現的魅力，以及對藝術的熱愛，對敦煌的熱愛，讓他克服了所有困難。
可惜，由於政局不穩，財力緊張，1945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宣布解散研究所，大部分人因此選擇離開了莫高窟，但常書鴻卻留了下來，因為敦煌是他的生命。此時，妻子無法再忍受敦煌的寂寞和困苦，決然離家出走，丟下了兩個孩子給他。接二連三的打擊，並沒有動搖常書鴻守護敦煌的赤子之心，他還是選擇了堅持。中共建政後，敦煌藝術研究所改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書鴻繼續任所長。
在幾十年守護敦煌中，常書鴻把全部心血都傾注在敦煌上，組織大家修復壁畫，蒐集整理流散文物，還撰寫了大量有價值的論文，臨摹了大量的壁畫精品。
1966年文革爆發後，「破四舊」的風潮也刮到了敦煌。由於有中央的上方寶劍，敦煌得以倖免，但守護敦煌的常書鴻等人卻沒有擺脫受迫害的厄運。常書鴻不僅被打為「反革命」份子、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派、賣國賊，還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留所監督勞動。因為名為「賣國賊常書鴻罪行展覽」在酒泉展出過，是以河西地區早已是無人不曉的這個名字更加遠揚了。可以說，文革中，常書鴻的身心均遭到了巨大的傷害，他時常被打的遍體鱗傷，不能站立，腰椎還曾粉碎性骨折。
從《讀書》2008年第一期蕭默撰寫的回憶文章，我們可以一窺當時常書鴻的境況。
1968年秋，曾是常書鴻下屬的蕭默「押解」腰椎粉碎性骨折的常書鴻去蘭州看病。在內心深處，蕭默十分敬仰常書鴻，他就是在看了常書鴻寫的《祁連山下》才前往敦煌的，因此暗中對其盡量照顧，並幫助他配了鋼背心。
在前往蘭州的火車上，同在臥鋪車廂的幾個陌生人當得知他們來自酒泉，便開始詢問常書鴻的情況。蕭默否認自己認識常書鴻，那幾個人便直接詢問常書鴻。幾番否認後，常書鴻聲音很大地、斬釘截鐵地、激憤地喊道：「常書鴻，他死了！」此時，一滴老淚，從他緊閉的眼角順著臉頰流下。當時他的內心該是怎樣的痛啊。
聽到這令人心顫的喊聲，幾個陌生人沉默了，但面色凝重，久久地凝視著躺在身邊的這位老人，困惑地要把他們心目中的常書鴻與這位老人聯繫起來。過了一會兒，一個人沏了一杯茶，送到常書鴻面前，請他喝茶，並且輕聲加了一句：「不管怎麼樣，一定請您老保重，一定要挺住。」公道自在人心。
1977年，常書鴻被「平反」。1982年，業已過了古稀之年並守護了敦煌五十年的常書鴻回到了北京。晚年撰寫了回憶錄《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對於文革的經歷，常書鴻只有淡淡的一句話來概括：「我是個倖存者，一個留下滿身‘紀念品’的倖存者。」1994年6月，常書鴻去世，享九十天年。
唏噓之餘，我在想，如果沒有十年荒廢的歲月，常書鴻先生或許會取得更大、更多的成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