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薄熙來，對我們很重要（看中國配圖）
薄熙來「同志」下臺了。先是「不再兼任」重慶的職務，接著是被「停止」了中央的職務，交中紀委「立案調查」。如果不出意外，下一次當中共中央提到這位前政治局委員、前重慶市委書記的鼎鼎大名的時候，關鍵詞應該是「撤銷」、「開除」和「移送」。想必，那時候他已不在「同志」之列。
至於薄熙來政治生涯的最後一站，我猜想，是秦城監獄。鑒於他和他的搭檔王立軍前副市長所涉事件影響之巨大，鑒於他和他的妻子「薄谷開來」女士所涉案情性質之嚴重，這幾乎是一定的。多行不義，作法自斃，他將在那座舉世聞名的監獄中永久脫離媒體和公眾的視野，再也沒有時來運轉、落而復起的希望了，這也幾乎是一定的。即便他出身正一品的紅色世家，屬於所謂「太子黨」，但事情弄到如今這個地步，別說什麼「太子黨」了，就是「太上皇黨」親自出馬，怕也已經回天無力。
在當今中國，薄熙來下臺是一樁不可多得的重大事件，而且是一樁可喜可賀的重大事件，雖然人們對事件的後續發展——此事件對政治改革是否具有促進作用是人們主要的關注點，黨內鬥爭的走向以及薄熙來和同黨的下場倒在其次——仍不敢有所奢望。薄熙來下臺的重要性，可以套用電影《讓子彈飛》的著名台詞來說：沒有薄熙來，對我們很重要。在未來的常委中沒有薄熙來，在十八大之後沒有全國性的「唱紅打黑」運動，對我們確實很重要。
毛澤東於1976年自然死亡，那是這個倒霉的國家奉送給苦難的人民——包括毛澤東的絕大部分同志和同事——最重的禮物和最大的驚喜，是中華民族在1949年以來充滿苦澀的六十多年裡所經歷過的最重要的事件，或許也是六十多年裡最有資格「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和「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事件之一。當然，薄熙來下臺的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尚不足以與「偉大領袖」的自然死亡相比，也不足以與「粉碎‘四人幫’」那場驚心動魄的宮廷政變相比，但這三者的政治性質則是大體相似的。
自清末以降，中國人民一直期盼著「天翻地覆」、「日新月異」，一直夢寐以求得到繁榮富強、民主共和等等「好東西」（俞可平語），卻不幸走上了政治上的死胡同，遇上了有史以來最壞的壞人、壞事、壞黨、壞政府。如今，我們依然得不到那些個期盼已久的「好東西」，這且不必說了，但有幸躲過了最壞的壞東西，可以暫且解除警報，不必擔心在中共十八大之後再吃反右的二遍苦，再受文革的二茬罪，這也並非易事。
但我們經常聽到一種說法，說共產黨裡誰上誰下並不重要，黑箱之內的權力鬥爭無論誰勝誰負都無關大局，因為中共的高層人物都是半斤八兩，搞掉一個舊的，換上一個新的，上了臺的未必好過下了臺的，即使遇到一個稍好一點的，充其量也就是五十步與百步的差別。這樣的說法，我認為並不正確。制度是根本，但是並不決定一切。有「新中國」的制度才有毛，但是如果沒有毛，中國大致也就不會有大躍進、反右和文革。再者，前蘇聯斯大林和戈爾巴喬夫時期制度是一樣的，但是領導人不同，結局則不同。可見制度與人是相輔相成的。
毫無疑問，國家重要的人事變動——尤其是非常規的人事異動——有可能成為制度變革的前奏，以中共為例：林彪摔死，文革邪火才慢慢降溫；毛澤東嚥氣，才有人敢動神憎鬼厭的「四人幫」；「凡是派」失勢，才可以開動「改革開放」的歪腦筋；強硬派整掉胡耀邦、趙紫陽，也就等於廢掉了「政治體制改革」；……諸如此類，不勝枚舉，誰上臺誰下臺怎麼可能對制度變革並不重要呢？
讓我們設想，假如十八大之後薄熙來當了政治局常委，執掌意識形態。也許，用不了多久，全國的報紙、電視、網站，就會或被迫、或主動地向《重慶日報》、《重慶衛視》看齊。愛黨愛國的先進份子們不僅會天天讀《毛選》，還不得不經常拜讀「肖竹」同志的「好」文章。不唱紅歌的壞蛋則會迅速墮落為可恥的「漢奸」，膽敢編寫黃段子的簡訊作者們恐將面臨牢獄之災，等等。
讓我們再設想，假如十八大之後薄熙來進北京，掌管政法委。也許，用不了多久，全國的公、檢、法、司「戰線」就會接到一份「打黑除惡」的中央指令，有豐厚家產而選錯了政治靠山的富人們就要睡不著覺了，毛左們、民粹們的狂歡節就要到了。薄氏「打黑除惡」無非是這麼回事：急風驟雨，排山倒海，抓他一群，殺他一批，罰到見底，整到求饒，造出聲勢，打出威風，聯合辦案，集中打擊，可以株連，不可寬縱，從重從快，突破程序……。到了那個時候，中國所有的政法院校將會把薄熙來的題詞刻上石碑、把政法委的指示編入教材，校長們會爭先恐後給各級政法委領導頒發聘書，邀請他們擔任兼職博導。
李長春、周永康們並非開明之輩。毫不誇張地說，李長春所掌管的文宣意識形態系統已經夠臭、夠毒，周永康所掌管的政法委系統已經夠爛、夠狠。三十多年來，從胡啟立、朱厚澤到李長春，從彭真、喬石到羅干、周永康，明顯是後不及前，一代不如一代。然而，沒有最壞，只有更壞，若真的換上了鋒芒畢露的毛左領袖薄熙來，中國將會更專制。
讓我們繼續設想，假如薄熙來搶了習近平的班，那將是什麼景象呢？善良的人們曾經斷言：毛澤東那樣惡毒的領袖不會再有，文革那樣瘋狂的醜事不可能再發生。樂觀的人們甚至斷言：自由民主、憲政法治之道雖有波折，卻不可逆轉。我原以為上述諸言有理，一個文明古國，一個高度智慧的民族，總該有一點記性，吃一塹長一智，不至於在同一條臭水溝裡幾次尋死。但是我錯了，善良樂觀的人們錯了——自從有了薄熙來書記及其「重慶模式」，自從六位中共常委親臨重慶予以「充分肯定」，自從一向開明的廣東省委汪洋書記也終於發出了「廣東唱紅」、「廣東打黑」的號召……。所以，在毛澤東罪行未受清算、極左流毒未被清除、中共未就極權暴政向全國人民請求寬恕之時，得承認「文革那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再次發生」。
有人說，不妨把「重慶模式」繼續保留，作為黨內民主試驗和區域發展試驗的一個備選項，由民意和實績決定其最終命運。這種意見誠然是善意的、寬容的，但並不明智。中國可以做很多政治、經濟和司法方面的試驗，也不妨有左一點、右一點、土一點、洋一點的多種選項，然而，「重慶模式」不可保留，必須唾棄，因為它裡麵包含了太多的反自由、反法治、反人權、反正當程序的形式和內容；因為它過於依賴政治領袖的個人權威，以至於以領袖的是非為是非、以領袖的好惡為好惡；因為它過於敵視憲政、鼓動民粹、渲染仇恨、煽動鬥爭——更重要的，因為與「重慶模式」類型相同而更持久、更浩大、更深刻、更廣泛的全國性試驗，我們早就經歷過，也早就慘痛地失敗過，那就是文革。
「重慶模式」有哪些獨特新穎、與眾不同的東西？當然不是民生，不是什麼「共同富裕」，也不是種銀杏樹（連種樹的樹種都要由薄書記親自指定，然後一窩蜂一哄而種，如此「森林重慶」怕也不是好政策），而是強制性政治崇拜、洗腦、造神、大樹特樹某氏權威、向窮人和年輕人兜售仇恨（包括對「敵人」、「黑社會」、「海內外敵對勢力」以及對富人、貪官污吏的血腥仇恨）；而是以政治運動手法——而非常規司法程序——清洗官場、鎮壓異議、恐怖專政……不光「紅歌」源自毛時代，「重慶模式」的話語、儀式，大都照抄於文革時期，包括薄熙來在記者會上引用的那句所謂古詩「敢同惡鬼爭高下，不向霸王讓寸分」，其實也是文革原創，令人稱奇的「王立軍事件」，亦於冥冥之中以「913事件」為模板。這些東西，80後、90後或許還有些新奇感（許多年輕人不知文革真相，不知毛時代的殘酷慘烈，這要歸罪於中共對歷史真相的封鎖），年長者應該不會太陌生。「重慶模式」就是縮小了的文革模式，任其發展下去，就是毛澤東所預言過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正如歐洲不必為納粹法西斯開放政治競爭的合法性空間，中國似乎也不必將文革模式設定為政治可選項。山高路遠，天寬地闊，世界這麼大，只要睜開雙眼，可供中國人民學習、試驗的成熟經驗和成功模式並不少，何必走那不堪回首的回頭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