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年，人們對收入分配改革的期待中，調節限制過高收入、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已是一個明確方向。這沒錯。但當我們看到，對「過高收入」人群的定義越來越寬泛，甚至把大量專業技術人員也列入其中，同時對「過高」的數量界定越來越挑剔，例如要規定公司總經理和普通員工收入差距不能多於幾倍時，不能不說，這種看似「共富」的方向未必符合分配正義原則。
在最早闡述「分配公正」原則的亞里士多德那裡，「分配公正」包括「數量相等」和「比值相等」，前者是「你所得的相同事物在數目和容量上與他人所得相等」，後者是根據個人的真價值和貢獻，按比例獲得與之相衡稱的事物。他強調「比值相等」是「真正的正義」，公正的分配必須以人們對於城邦各要素的貢獻大小為依據，不考慮功過、只考慮個人需要的分配是不正義的分配，劫富濟貧或恃強逞暴都不正義。
上述原理今天仍可借鑒。對收入偏低的弱勢群體，提高其收入和保障以及人力資本，是體現「包容性發展」的「補差正義」。同時，鼓勵多勞多得、創業創造，是體現付出與回報相匹配的更重要的分配正義。俗話說「有一個富人就會有五百個窮人」，其實，「有一個富人就會讓五百個窮人脫貧」，也許是更大的道理。1914年，亨利•福特將工人日最低工資提高到5美元（當時平均為2美元），是管理學上的經典案例。沒有這樣的富人，就業、增收、消費都是難題。
就現實而言，與其泛泛討論過高收入，不如討論哪種「過高收入」是不正義的。依靠資源和資產的機會分配的嚴重不平等、不規範、不透明，所帶來的某些利益階層的「過高收入」，那些與特權、尋租、壟斷、獨佔性牌照、公共資源的廉價使用、金融資產性套利等相關的「過高收入」，才是改革要精確打擊的目標。
如果分配改革的結果，是陽光下的富人因「負激勵」喪失奮鬥精神，而灰色隱形富豪們因「體制固化」依然固我，改革是成還是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