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今年六月二十日在蒙特利爾公民法庭從公民法官手中接過公民卡時，這一切成了無可爭辯確確實實的現實。
在此前一天，我發電郵給我全部門的同事，預告了我參加入籍儀式的事並通知我老闆我會加班補上這一天的。第二天一上班，我就收到了一個驚奇，原來是我老闆在請示了她的老闆公司付總裁後決定送給我一天額外的假期。
我的老闆在給公司付總裁的信中說：「我相信這一天對平來說是極其重要的一天，因為他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之一，要成為偉大的加拿大公民，而成為這個多元民族文化大家庭的一員，鑒於平剛在五月份他父親去世後回中國的悲慘之旅，他的假期已剩不多，所以我們能不能給他贈送一天?」公司付總裁在給了肯定答覆後，也從美國總部給我發來了賀電。同事們見到我都來道賀，歡迎我這個新公民，出差在外甚至於連快去職的員工都給我發來了賀信。
這一切，都是他們發自內心的祝福。回顧我六年以來的留學移民工作三部曲，其中充滿了艱辛和磨難，但我無怨無悔，慶幸自己做了人生中重大的正確抉擇。
一、遇到貴人，留學成真
出國前，我在著名的鋼鐵企業上海寶鋼工作將近了十年，親身參加了一期開工典禮，二期重大項目的科研開發，三期工程管理和對外談判，基層經驗也算豐富，作為定向培養的研究生，陪同領導出國考察過，外語好，但在下面一幹就是十年，心態漸漸失去了平衡。看看周圍的老同事，覺得他們的今天就是我的未來。所以在經過再三考慮後，我決定辭職下海，但當時寶鋼的人才政策還很死板，上面不同意我辭，結果在我已在外資公司工作了一年的情況下給了我辭退處分。
這一切，並沒改變我闖蕩的決心。我堅信，是金子總會發光。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在外資企業的幾年裡，我積累了豐富的人事關係資源。
九七年，我除了在外資做客戶市場外，我另外以個人身份參加了一個由幾位中科院海歸教授們和外國專家學者自發組織的一個技術引進項目。年底，我幸運地得到了美國的簽證，到美國矽谷進行了短期的商務旅行，因為是因私自費，我在加州的朋友就勸我花點錢改個簽證留下來，但我當時還希望這個技術引進項目能成功，所以還是決定回去。到了九八年，儘管有上層甚至於國家領導人關心支持，項目進展仍然緩慢，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國的美國方面的都有。這期間，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政治系教授努莫夫博士作為項目的總協調人由國家某部門邀請訪華並向國家領導人匯報進展情況。其間，努莫夫博士到上海等地做工作訪問，我就兼做他的翻譯。
努莫夫是一位國際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他是一位美國人，從60年代來到加拿大，和林達光先生(宋慶齡的親戚)一起創立了麥吉爾東亞研究中心，為中加建交四處奔走，他曾作為第一個加中友好代表團成員1974年訪問過中國革命聖地延安，以後曾數十次訪問過中國，與中國各個階層有廣泛的聯繫，曾任加國政府對華顧問。近年來他又積極幫助中國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並對技術轉讓等作理論和實踐上的探索。
在陪同努莫夫博士訪問期間，我流露了出國留學的想法，得到了努莫夫博士大力支持。所以在九九年年初，我開始了為期兩年的到楓葉之國北美名校麥吉爾大學的留學之旅。
二、學成海待，報國無門
麥吉爾大學是北美的一所名校，有加拿大的哈佛之稱，為中國人民所熟悉的白求恩大夫就曾在該校任過教。我作為努莫夫博士的研究生，主要在東亞研究繫著重於研究西方和中國在技術轉讓中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問題和對策。
留學使我第一次有機會認認真真地接受系統的西方教育，麥吉爾的環境非常好，我的外語水平迅速提高，經過兩年的系統學習，我完成了「中國科學技術政策研究和技術轉讓的實踐」的碩士論文。
儘管有同學勸我留在加拿大，有些中國人甚至嘲笑我在東亞系的學習是抱著金飯碗討飯，意思是我原來是學計算機的研究生，當時在加國留下來找工作很容易，我卻去學些沒用的東西，費盡錢財和時間。但當時我仍充滿了回國一展所長的憧憬，懷著抱國之志，總想為國家做些事。所以我開始寫信和國內聯繫。
但我很快發現，國內並非想像中的那樣需要人，我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海待。我的一位朋友是一位老海歸，也是麥吉爾大學的博士，她給我來信講到當時政府正在裁員分流，像我這樣在國外讀了一兩年書的海歸碩士回去並不會被什麼人看重，因為缺乏海外生活工作經驗，所以她勸我留在海外。
我的一廂情原回國的熱情淋了一頭冷水，當時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聯想到我原來在國內企業的境遇和經歷，有真才實學但不善於搞關係的人還是留在國外為好。所以我就提交了移民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