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GDP增長目標並非意味著低增長對於中國是更合理的選擇。
中國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是否已經過去？很多專家認為,隨著人口老齡化,人口紅利已近消失,加上產業結構瓶頸,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減速期,甚至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從此停滯不前。溫家寶總理在全國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宣布把2012年的GDP增長目標調為7.5%,顯著低於以往的目標,更是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有些評論視此舉動為官方對於中國進入低速增長期這一事實的正式默認。
但是,不管人們如何解讀,官方GDP增長目標通常並非實際經濟表現的最好預測指標。中國曾長期把經濟增長目標定為8%,然而過去20年,中國的實際GDP增長率只有兩次低於8%,即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的1998年和1999年。
其實,中國政府調低GDP增長目標,主要目的是向公眾尤其是地方政府傳達一個明確信號,即政府今後不再片面追求增長的速度,而是更加註重增長的質量,在需求結構—出口與內需之間、投資與消費之間—實現更好的平衡,並且在經濟增長與保護環境生態之間,以及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之間實現更好的兼顧協調。
這無疑是一個明智的考慮。過去的高增長主要依靠巨大的要素投入,特別是資本的過高投入,表現為投資佔GDP的45%這樣一個舉世無雙的高度。而高投資率必須靠銀行信貸膨脹、政府公開或隱性財政赤字(比如通過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高槓桿支撐,且不可避免地造成通脹甚至房地產泡沫。這種高增長還帶來了能源與原材料的空前消耗,推動了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的飆漲,並造成了中國生態環境的巨大污染。就如同在一條並不穩固的軌道上全速疾馳的高鐵,中國經濟近十年來雙位數的高增長是不可持續的。
但是必須指出,降低官方GDP增長目標並不意味著低增長對於中國就是更為合理的選擇。無論是中國政府還是普通百姓,都還沒有充分的心理準備來告別世界最高增長率的記錄,並接受一個新的但是很平凡的經濟增長速度。近年來,高增長的確造成了不平衡不穩定的現象,其背後掩蓋了許多深層次的經濟與社會問題,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高增長本身也為化解這些問題爭取了時間,提供了資源,創造了條件。
同樣,如果未來實際GDP增長明顯低於官方目標7.5%,那麼,中國必將會面臨一系列非常棘手的新挑戰。每年國內生產總值的新增增量將不能滿足大規模減貧的需要,所帶來的財政收入的增加將不能滿足退休養老、醫療保健及教育等日益上升的社會支出的需要,將難以覆蓋治理嚴重環境污染與大規模減碳排的成本,尤其是難以創造高工資的就業機會從而壯大中國的中產階級,維持社會穩定與和諧的難度也將大大增加。
2011年,中國人均GDP剛過5000美元,約為美國同年人均GDP的1/9,如果中國經濟不能繼續維持高增長,與先進國家收入水平的差距將難以在一代人之內顯著縮小。而日益覺醒的中國老百姓,尤其是新興的中產階層,對於收入及財富的增長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期望值越來越高。中國百姓這種「見富思齊」的願望可以形成一股強大的爆發力,通過勤奮創業推動經濟前行,但是如果受到挫折,也可能成為一個不穩定的因素。
在極端的情況下,中國經濟一旦衰退,失業率大幅攀升,陷入類似於美國和歐洲近幾年所經歷的境況,那麼可以預見,中國現行政治與社會的剛性結構將難以應對經濟衰退所造成的巨大壓力測試。中國尚不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並不能提供足夠的緩衝,中國的決策精英和國民也並沒有應對經濟衰退的經驗。這是有前車之鑒的,例如1989年經濟發展黃金期終結的日本,20餘年後猶在磕磕碰碰地摸索復甦之道。
總之,中國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繼續維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不僅是非常有利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盲目追求速度而不顧效益與質量的增長固然不可取,也不可持續,但是,低於經濟固有增長潛力的速度同樣不應當接受。在實現經濟趕超美歐日、變為高收入發達經濟體之前,我認為中國幾乎沒有選擇高增長亦或低增長的奢侈權利。
幸運的是,中國的經濟增長潛力還遠未充分釋放,中國應總結過去30餘年的經驗與教訓,調整、優化經濟增長模式,從而實現既有高速度又有高質量的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