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和擴大內需等詞大家肯定已經爛熟於耳，但感覺要實現的難度較大，而實際上中國經濟的轉型早已開始了。「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加上某些統計數據的失真，使人們仍以為中國經濟靠投資拉動。問題在於，更深層次的轉型過程需要改革來配合，而動真格的改革又會打破現有的利益格局，中國經濟能否平穩度過轉型期呢？
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早已超過投資
從官方統計數據推算，今年中國GDP增長按支出法計算的最終消費額應該超過資本形成額，這是否意味著中國經濟靠內需拉動的格局將從今年開始呢？簡單比較歷年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的同比增速與GDP的同比增速，會發現自2004年起就出現了明顯的背離走勢。這令人費解，既然中國經濟靠投資拉動，投資與GDP高度相關才對，為何統計數據上是負相關呢？
筆者判斷中國現有的固定資產統計方法中層層上報的模式容易產生「水分」，事實也證明這一點。如國家審計署的《2010年審計署績效報告》中提到，「截至2010年6月底，全國審計機關共對京滬高速鐵路等已投入資金1.9萬億元的5.4萬個投資項目實施了審計或審計調查。通過審計，核減工程價款和挽回損失、節省工程投資283億元，佔相關項目投資總額的3.5%」。可以認為，固定資產投資至少被高估了3.5%，當然這只是被審計出來的部分，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再看一下官方統計中歷年水泥產量與固定資產投資額之間的關係， 2001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中每億元所含的水泥產量為1.7萬噸，而到了2011年，每億元所含的水泥產量僅為0.67萬噸，即便考慮過去10年水泥的價格上漲因素（按普通硅酸鹽水泥價格漲幅計），也要比10年前減少一半左右。由於水泥不易儲存和長途運輸，更難以出口，故可以視為當年產量都用於固定資產投資了。固定資產投資額與水泥需求量之間不斷擴大的差距，是否也可以說明固定資產投資統計中的高估在不斷增加呢？若按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中存在10%的水分來估算，應該不算過分。
與此相反的是，消費則存在被低估的可能。消費被低估主要是基於居民可支配收入被低估的前提（可參見筆者專欄《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被低估了多少？》）。在實物消費中，食物和衣著等低端消費品被低估幅度較少，主要被低估的領域存在於珠寶首飾、化妝品類及奢侈品等消費中，這部分消費在支出法項目下被歸為其他類支出，從數據看這類佔比非常少，明顯看出是被低估了的。筆者推測，被低估的實物消費支出佔支出法下實物消費金額的4%-10%。
服務性消費的低估程度則明顯高過實物消費部分，如文教娛樂服務、居住和醫療保健支出這三項更為明顯，其中居住類消費被低估，主要是由於統計口徑上與西方不一致，如自有住房消費按成本法計算會比按市場租金計算有一定程度的低估。此外，還有許多服務性消費是無法統計的，如某些餐飲、娛樂、旅遊休閑、保健和家政服務等服務業的子行業中，因為這些行業集中度很低，年主營業務收入200萬元及以上的企業佔比很低，故被納入全面統計範圍的企業樣本佔比很低，限額以下企業的營業收入則通過抽樣調查獲得，容易被低估。按此估算，2004-2010年被低估的居民服務性消費支出佔服務性消費支出比例為18%-21%。
因此，實際上自2005年起，中國新增GDP中，最終消費比重就超過資本形成總額，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因素（因兩年4萬億投資計畫的實施，2009及2010年除外），其中，修正之後的2011年消費對GDP的貢獻超過投資10個百分點。
現有經濟轉型模式的得與失
中國經濟雖然已經由消費主導，但這種轉型的模式實際上是在人口大規模遷移、全球製造業向中國集中和貨幣超發等大背景下進行的。由於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存在大量廉價勞動力，在開放政策下吸引FDI的大規模流入，行政主導下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高速增長，土地升值，最終導致貨幣超發，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因此，實際消費的高速增長中，奢華消費佔了一定比重，如2011年全年汽車整車進口103萬臺，同比增長28%，進口報關金額432億美元，同比增長40%，進口額增長遠高於進口量增速，而同年國內轎車銷量僅增5%左右。這一數據應該是非常真實的，反映出中國富裕階層的消費能力已經超過歐美富人了。在奢華消費領域中，還有一部分是兼有消費與投資雙重性特徵的品種，如金銀珠寶和古玩藝術品等，其每年的交易規模增長也非常驚人。
此外，在統計數據中還發現中國內地的奢侈品消費增速與澳門博彩業收入的增速具有很大相關性，而澳門博彩業的收入9年增長了10倍多，這主要由內地遊客貢獻，也說明瞭內地遊客的收入水平呈現爆髮式增長的現象。更令人驚奇的是，奢侈品消費與博彩業收入的增長曲線，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曲線存在顯著的相關性，前者滯後投資增速約兩年左右。雖然很難證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澳門博彩業收入之間存在因果關係，但本人曾經計算出2011年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被低估了7.89萬億，這被低估的部分，應該有一部分是灰色收入。而灰色收入的主要來源，或許主要來自固定資產投資部分，因為投資過程中的層層轉包、虛報工程款或偷工減料等，都會構成灰色收入。如前所述，假定固定資產投資被高估10%，則2011年31萬億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規模中，至少被高估了3.1萬億。
這類奢華消費佔了整個社會消費中不小的比重，從而也讓最終消費在GDP中的比重上升。依賴畸形消費來促進消費提升的模式，在經濟轉型中應該屬於一種「失」。
另一方面，自2009年以來，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幅度超過中高收入群體，這一現象的出現，與低端勞動力供給的減少應該有關。中國約80%屬於低端勞動力，他們收入水平的提升對於食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消費應該是有明顯推動作用的。2010年開始的新一輪通脹，實際上也是以食品價格上漲為主要特徵的，其中，農業勞動成本的提高與低端勞動薪酬的提高共同推動了蔬菜和豬肉等食品價格的上漲。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人口結構中的老齡化趨勢、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速度的放慢、接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的增加、資本從短缺到過剩、高收入群體服務性消費需求的增加等等因素，都會導致低端勞動力薪酬水平的提升，從而促進消費，加快經濟轉型的步伐。而這些並不是政府行政干預的結果，而是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必然會經歷的一個階段，這在西方國家的經濟高增長後期也都曾經發生過。
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的「得」在於經濟能夠保持長期高增長、社會維持穩定，從而使得貨幣傳導和產業升級以及產業從東部向中西部轉移能夠順暢進行下去。而所謂的「失」，主要是經濟高增長中的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沒有得到有效管理，與經濟增長相配套的改革步伐明顯滯後，導致貧富差距過大。
改革能否有效推進決定經濟轉型成敗
為何說中國經濟目前經歷的轉型是「跛腳轉型」呢？因為轉型過程中的結構性矛盾越來越凸顯，這與日本上世紀70年代的經濟轉型有太多的差距。比如，從貧富差距角度看，中國目前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的收入差距為3.2倍左右，而日本70年代中期最富裕地區與最貧困地區的收入差距僅1.6倍。再如，中國目前的城鄉收入差距為3.32：1，幾乎是全球最大的，中國城鎮居民最高收入10%與最低收入10%的差距為24:1（筆者估算），而日本70年代經濟轉型期的這些差距都要遠低於中國。其他成功轉型的國家和地區，在經濟轉型階段，也沒有出現過中國這樣如此之大結構性問題。這方面，我們可以從美國、德國、韓國和臺灣地區的經濟發展案例中得到印證。
一般而言，經濟增速的放慢是有利於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的，而中國經濟在經歷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增長後，也將步入7-8%的增長階段，伴隨著經濟增速回落的，將是資本回報率的下降、收入差距的收斂、區域間發展差距的縮小以及經濟、金融的去泡沫化、人口老齡化，等等。隨著這一中速增長階段的持續，原先在高速增長中沒有出現的社會問題就會顯示出來，如失業率上升、社會養老負擔加重，與此同時，政府的財政收入增長大幅降低，而財政支出則大大增加，由此導致財政赤字的上升。這就增強了對現有體制進行改革的必要性，行政體制、稅收體制、養老體制和金融體制等改革的迫切性會提升。
而在區域經濟發展格局方面，中西部地區的投資高增長，除了一部分是市場經濟下產業轉移的原因外，另一部分則是行政主導下的投資活動，如與城鎮化戰略相伴的基礎設施建設（鐵公基項目），這將繼續增加地方政府的債務水平，最後導致地方政府債臺高筑，使這類投資不得不終止。因此，盲目投資所帶來的虛假繁榮最終將會逐步消失，政府主導的投資驅動模式也必須進行改革，投資應該由民間主導。
從歷史看，改革只有在經濟社會問題和矛盾十分突出的情況下才能得到有效推進，在經濟高增長、社會高就業、財政收入高增長階段，理性的改革設計和呼籲往往是雷聲大雨點小。在目前經濟增速逐步回落的趨勢下，改革的倒逼機制正在形成。然而，改革是有成本的，即要對現有的利益格局進行再調整和再安排，因此改革的阻力也是很大的。
如果以2000年為界，則不難發現，2000年以前中國的改革舉措要明顯多於2000年之後。假如長期缺乏改革舉措，那麼，一旦改革啟動，其阻力也會遠大於經常改革的年代，因為不少制度上的陳規陋俗和經濟上的利益格局不僅早已形成，而且已經固化了。今年以來，方方面面的改革舉措已經初現端倪，這應該是良好的開端。但能否頂住阻力，有效推進下去，不至於半途而廢，則攸關中國經濟轉型的成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