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蛋，重要的是經濟！」
據稱，當年克林頓就是憑藉這句廣為流傳的俏皮話贏得第一任競選的。他的意思是說，不管你其他方面幹得如何出色，只要經濟不行，你就沒有繼續待在台上的理由。在此之前，克林頓的競選對手老布希剛剛神話般地贏了海灣戰爭，炙手可熱。至今，我仍然非常清楚地記得，海灣戰爭大捷之後老布希第一次光臨國會的情形，兩黨議員夾道歡迎，掌聲經久不息，可謂榮耀備至。但轉瞬之間，老布希就輸掉了那一場十拿九穩的競選。顯然老布希輸在了經濟。可見，年輕的克林頓對經濟與政治之間關係的奧妙是頗有心得的。
不過，對這句話理解最為深刻也貫徹得最為極端的恐怕是20世紀90年代後的中國。出於某種無法言說的原因，20世紀90年代之後，中國的治理者一直奉高速經濟增長為壓倒一切的戰略，至今仍未有放鬆的跡象，稱之為「GDP挂帥」恐不過分。如此一路成功，以至於「GDP挂帥」變成了中國領袖階層的一種集體無意識。然而，時移世易，曾經的金科玉律很有可能成為今天窒息中國社會的一劑毒藥。
本書想要提醒人們，中國可能已極其接近一個大型的經濟拐點。這個拐點是由全球市場體系的裂變與中國內部的結構裂變共同觸發的。時至今日，仍然很少有人願意相信中國神奇的經濟永動機會力有不逮。中國政治領導人也仍然認為中國依然處於重要的戰略機遇期。言下之意是，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仍然可以維持相當長一段時間，因此必須竭盡所能抓住機遇，讓中國的高速增長儘可能維持得長一點。我非常願意相信，仍然有太多的理由支持所謂「戰略機遇期」的判斷。但毫無疑問，反面的證據也正在加速雲集。事實上，無須藉助高深的理論（這往往靠不住），只需訴諸歷史所呈現給人們的健康常識，我們就應當明瞭，經濟波動、危機甚至蕭條都是歷史的常態。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中，我們見證了太多的經濟奇蹟，但這些奇蹟無一不因為時間的消磨而鉛華褪盡，甚至淪為笑柄。所謂奇蹟，乃是因為其稀少，往往是由某種機緣巧合因而無法複製的歷史緣由促成的。一旦時過境遷，奇蹟也就煙消雲散。任何事物都有其生命週期，這恐怕是比那些所謂規律更有強制性的自然法則。我以為，當今喧囂不止的中國奇蹟也很難自外於這一歷史命運。在本書中，我將詳細闡述中國奇蹟的歷史緣由，也詳盡闡述創造中國奇蹟那些歷史條件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增長的蜜月正在接近終點，因時而變的戰略轉型當然也就迫在眉睫。
迄今為止，最悲觀的預測來自北京大學的佩蒂斯，他在最近預測，中國未來幾年的經濟增長可能只有3%~3.5%。這個增長率對於深陷危機的西方國家而言，是值得艷羨的速度。對於1989年之後持續委靡20年之久的日本來說，這更是奢侈品。但對於中國，恐怕與大蕭條無異。理由在於，中國有較上述國家遠為嚴重的分配問題以及遠為脆弱的政治及社會結構，無法吸納經濟波動帶來的衝擊。很多年以來，中國的政治及社會結構都是建立在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樂觀假設之上的，對經濟衝擊的吸納能力相當不堪。而由於「GDP挂帥」戰略持續奏效，這種樂觀的情景假設就變成了一種完全值得信賴的牢靠事實被接受下來。基於這樣一種麻木不仁和戰略苟且，中國在政治及社會方面，實質性的改革可謂咫尺未進。
不僅如此，人為地推動GDP增速，維持低成本循環，令中國的經濟增長有不道德剝奪的嫌疑。即為了維持低成本生產的競爭優勢，不惜以行政權力剝奪廣大社會成員的環境福利、教育福利、醫療福利，剝奪農民的土地利益，剝奪勞動者的工資福利。事實上，20世紀90年代之後中國經濟增長所隱含的這種零和博弈色彩已經變得至為清晰。簡言之，20世紀90年代之後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末期以來的中國經濟增長在相當程度上是以剝奪中國社會為代價的。也因此，本已相當孱弱的政治及社會結構在經濟增長中被進一步削弱。其承受力在經濟增長中變得越來越脆弱，而維持社會運轉的政治結構也在承受著越來越大的壓力。以迄於今，即便未至極限，恐怕也離極限不遠。
今天，規模日益巨大、手段越發暴戾的群體性事件，正是上述判斷的有力證據。真可謂增長愈疾，社會愈衰。這不僅對中國今天的經濟增長構成了一種諷刺，也同樣是如日中天的中國模式出現拐點的一種強烈暗喻。這裡面隱含的一個推論是，經濟的高速增長非但已經不能為政治結構帶來合法性，反而會帶來負的合法性。經濟增長與政治合法性的反向關係這個一直蟄伏於中國模式之中的魔獸，隨著時間推移，已然猙獰畢現。
中國高速經濟增長戰略並不僅僅是由於歷史原因促成的，也有內部利益分配結構上的強大動力。由於少數分利集團在中國分配結構佔有極不相稱的比例，所以他們有最大的動力去推動經濟增長。增速越高，他們獲得的短期利益就越大。如果實在無法推動經濟增長，他們就不惜剝奪弱勢、刺激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固化的利益結構保證了這些分利集團在無論怎樣糟糕的高速增長中都能贏得最大的短期利益並光速般地兌現。而環境惡化、資源枯竭、泡沫破滅、惡性通脹的代價卻肯定要由那些在高速經濟增長中所獲極少甚至顆粒無收的其他社會成員埋單。這就是隱藏在中國高速增長戰略之中的另外一種政治經濟學動力。也因為這個原因，實力已經極其強大的分利集團，一直強有力地影響著中國的經濟政策。一個最新的例證是，在通脹仍然高達6.5%，房地產及其他資產泡沫遠未得到清理的時候，中國強大的分利集團就開始呼籲重新放鬆實質上仍然相當寬鬆的貨幣政策。他們的理由冠冕堂皇，緊縮政策已經窒息了中小企業（這個時候他們開始拿中小企業說事了）。
事實上，窒息中小企業的，從來不是緊縮的貨幣政策，恰恰相反，正是超級寬鬆的貨幣政策重創了中小企業。在中國整個經濟結構中，中小企業作為中國社會的主要承載物，雖然解決了最大的就業問題，但卻最為脆弱。對通貨膨脹、資產泡沫的承受力極差，這幾年不斷攀升的通脹與膨大的資產泡沫，實際上大幅度抬高了中小企業的成本。而那些壟斷與強勢企業卻憑藉各種優勢乘機大發橫財，盡情狂歡。這才是中小企業日困一日的真相。顯然，中小企業問題根本就不是放鬆貨幣政策可以解決的。如果聽信那些膚淺且明顯包藏私利的「專業」建議，重新放鬆貨幣政策，推動通脹進一步上升，就可能構成對中小企業最後一擊，從而也構成對中國社會的最後一擊。中小企業將以比現在快得多的速度大批量死亡。請注意，這裡面有一個非常險惡的陷阱。
當然，經濟增長的下降對中國社會也會同樣構成打擊（這也是那些高擎增長大旗的分利集團不斷挾持中國政策的重要理由），在這一點上，那些主張降低速度者可能過於樂觀了。然經濟之波動、衰退直至蕭條，乃歷史之常態，恐怕很難繞過去。中國的經濟管理者和技術官僚們再聰明、做得再好，也無法避免這一歷史時刻的到來。而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我們已經相當逼近這一歷史階段。經濟真的靠不住了。
如果經濟注定要出現增速下降、衰退乃至蕭條，那麼解決之道就不再是人為地拔高經濟增長速度，引發更為嚴重的社會及政治問題，而是盡快建立一個經得起衰退衝擊的社會結構及政治結構，以免衝擊突然從天而降之時，中國社會一片廢墟。簡言之，就是從現在開始，必須立即著手重建一個健康而強大的社會。
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國一直以經濟增長取代社會及政治結構的變革，現在應該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時候了，是為未來更加長久的經濟增長建立一個更加健康的社會及政治基礎的時候了。在這裡，中國執政者的歷史使命已經陡然切換。必須明確的是，任何實質性的社會重建，都必然涉及政治結構的某種變革。如果懾於風險，虛與委蛇、半心半意，那麼更大的風險就可能更快地降臨。重建社會，就是重建政治，就是重建社會、市場、國家之間的關係。中國當今的主要問題，既然緣起於政府與強勢企業（不僅僅是國有大企業）的合謀，緣起於這種合謀所帶來的社會抑制和社會破壞，那麼，重建社會的起點就應該從這裡開始。既然社會破壞始於經濟政治運行底線的不斷沉陷，那麼，重建經濟、政治、社會運行的底線就是中國的當務之急。所謂底線，就是被當代文明所普遍承認的一系列最起碼的權利和一系列最基本的禁止性準則。比如，工人有集體談判工資的權利，人民有合法自由表達的權利，農民有不受剝奪的權利，工商業運行不可以損害環境，政治不可以不受到監督，如此等等。回望人類歷史那些進步，其實就是底線不斷抬高的進步。對於底線不斷淪陷的當今中國，重建底線，才有可能培育溫和而善良的人民，也只有這樣的人民，才能夠在危機到來之時，與你站在一起。也只有這樣的人民作為基礎，我們才能夠逐漸構建出良治的政府和優質的工商業。許多論者基於一種理性僭越和教科書式的膚淺，為中國提出了許多藍圖。但我深信，歷史不是被規劃的，而是各種力量博弈出來的。而歷史是否進步的一個關鍵標尺，就在於其博弈規則是否在底線之上。在這個意義上，重建底線，就是重建歷史的進步之路。
無疑，這是一個極其複雜和具有高度風險的進程，但我相信，只要中國的執政者具有開創歷史的強烈政治意願，真誠地、持續不斷地點滴推進，就終能匯成歷史豐碩的成果。如果一個民族，在最基礎的底線上都不能達成共識，那麼，它就可能已經名存實亡了。
基於我對中國政治、社會及經濟現實的理解，我比一般的經濟悲觀派有更加悲觀的預測。在經濟增長高達9.5%的時候，中國社會就已經頻現亂象。我無法想像，如果遇到長期衰退，中國社會將是何種景象。在我的視域中，重建中國社會的歷史議程已經相當急迫，我甚至懷疑，我們是否已經喪失了最後的可能。
或許，經濟增長的前景並不如我們這些習慣性悲觀派所描繪的那麼黑暗，或許，在無限可能的未來，自會開啟一道光明之門。然而，有擔當的為政者，恐怕不能以最樂觀的情景假設作為執政的戰略基石。此時，我們更應該記住那個「狼來了」的故事。在我看來，這個古老故事的另外一層更為深刻的寓意是，不能因為一次誤報，而忽略了真正的滅頂之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