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6日，拍攝於北京稻香湖馬場（姜曉明）
「為什麼我們總是不斷往這個傷口上灑鹽？這就是我們為什麼想完整記錄往事」
「我關注藥家鑫案。哼哼，我就在網上鬧，此人不死，天理不容！」
「中國前40年，狠鬥私批修，甚至‘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改革開放後，人的拜金主義又越來越厲害。我們經歷了兩個時代，從極其沒有自我走向極端自我，不變的仍是人性的坍塌。」
北京蘇家沱鎮，稻香湖馬場方圓百畝，星垂蒼茫，萬籟俱寂。王冀豫馬靴緊縛，話語擲地有聲。
一個殺人犯在討論另一個殺人犯。二者的時間跨度，恰如這天——2011年5月16日距離發起文化大革命已過45週年。
「文革」武鬥，我打死過人
「餵，我是黑子。請問找我什麼事？」
2008年的一天，王冀豫接到了自己插隊時的夥伴、《工人日報》老記者吳琰的電話。
吳琰向他轉達民間學者王克明（他倆共同的朋友）的請求。王克明正組織一系列稿件，預備出書。而這批稿件的作者，必須親歷「文革」，以自己刻骨銘心的體驗，對那段歲月有所反思。
「我們持有一種理念，拒絕遺忘。」事後，吳琰談起。
一如既往，王冀豫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更痛快的是，他在電話那廂坦言：「‘文革’武鬥中，我打死過人。」
「我心想，我算找對人了。」儘管，吳琰聽後大為震驚。那次組稿，她極少遇到如此率性的作者，「對於在‘文革’中的作為，有些人會刻意掩飾，還有些人想徹底忘記。」
未幾，她便收到了王冀豫寫的《揹負殺人的自責》——
我是「大院」長大的孩子。所謂「大院」，潛台詞就是幹部子弟聚居區。……
1967年8月5日，中午。那天，天空混沌。與我同住空軍大院的師院附中（即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現為首都師範大學的附屬中學）同學常某某急匆匆到我家：「糧校（即北京糧食學校）的‘四·三派’階級報復，昨天把我們學校‘老兵’高三的唐某某在路上綁架了，學校軍代表斡旋，今天中午才放。在裡面他被毆打、侮辱。他們還正在這條路上抓捕毆打穿軍裝的同學呢。現在正召集各大院‘老兵’找他們算賬。」
我積極響應，並招了幾個本院的同學騎車趕往翠微中學，與二十幾個在校門口的同學匯合後，一群人騎著車向師院附中進發。……
大約一個小時後，繞道進師院附中的空軍大院張某某對我說：「真是階級報復。李紅星在糧校門口被截，因為有育英的‘四·三派’同學，李紅星沒當回事。抓進糧校後，幾個穿工作服的人押他去地下室，在樓梯上用刀刺他。……」
我氣憤極了，大喊「跟他們拼！」不顧高中生勸阻，二十幾個「瘋傢伙」砸了校體育器材庫，工具庫，將體操棒和大鎬把等打人的東西翻出來，人手一件，衝出校門。……我們都「混蛋」了，一場惡戰開打。……
我們到了糧校附近，最初雙方沒有實際意義的交手，都在試探。……一個小時後結果來了，一輛滿載人員的卡車出現在我們的背後。對方的柳條帽、工作服、標槍和棍棒使很多看熱鬧的師院附中同學「傻了」。
……我心裏很藐視這些不中用的「好學生」，給他們做個樣子，撿起一塊鵝卵石，跳起來扒住卡車的大箱板，衝起鬨架秧子的人群大叫：「打呀！」掄起來對車上的「四.三派」同學亂砸。我方的同學清醒過來，亂石如雨，甚至砸到我背上。
……我拄棍呆了一下，眼睛的餘光又見人群中一個身穿藍工作服的用磚頭砸我頭，就用左手護了一下，手腕劇痛，倒把我刺激正常了。
這是一場武鬥中真正的膠著，雙方混在一起大概有一兩分鐘，勝敗即成定局。我瘋狂地躥起來大叫：「打死他們！」事後，據別的同學說，我跳得高度超過眾人半個身子。
……我盯住砸我石頭的同學狂追過去。他好像不敏感，跑得挺穩健。在路的東側，我在他毫無反應的狀況下，一棍擊中了他後腦部。他好像飛出去的袋子，倒在路旁的坡上滾下來，又動作遲緩地爬起。身體呈爬行狀態時，我又一棍擊中他的前額，血濺到棍子上。
當時，我瘋狂興奮地大吼：「你跑不了了！」轉身又追其他對立派同學。……看著滿地的拋棄物：田徑標槍，長柄斧頭，各種棍棒、柳條帽，我竟對天狂笑，像頭野獸。
「樂極生悲」，此時「我方」同學陳某某從後面跑來，說：「咱們打死了一個，就是你打倒的那個。」
我驚呆了，怎麼能打死他！還要拿他換人呢！
那一年，王冀豫16歲，北京翠微中學的學生。
踏上救贖之路
「我打他的那根棍子，棍頭呈四方形，上面還有釘。」
「當校醫告知，他沒救了。我一把揪住醫生的衣領問，他真的沒救了？！」
「他平躺在那裡，頸部仍在噴血泡，雙眼微睜，面色慘白，只有出氣，沒有進氣。樣子慘極了。」
「我猶如五雷轟頂，渾身發抖。從心裏想往外喊——我不是故意的！事實卻永遠不能改變——我殺人了。」
如今，60歲的王冀豫，軍人般穩坐，面無表情地訴說。
10歲時，王冀豫才意識到「人是會死亡」，他第一次「害怕極了」。
大人們淡定告誡他，是的，人確實會死。但《鋼鐵是怎樣煉成》裡說，人的一生應該這樣度過，……要為「解放全人類」的壯麗事業獻身。
稍大，他和他的夥伴同志學會了穿皮鞋猛踹「階級敵人」，因為「對待同志要像春風般溫暖，對待敵人要像寒冬般無情」。
搞武鬥，他是王朔筆下的「動物凶猛」，要如「林彪說，槍一響，老子今天就死在戰場上」。
「一個活生生的人居然被我狠狠打死了，他不該死的，我真的非常非常內疚。」王冀豫袒露。
素日天不怕、地不怕的他，開始惶惶不可終日。
「那種滋味難受極了」——「我想到抗美援越。我想多殺美國鬼子，以洗清自己的罪孽，興許能重新變成好人。」當然，這也是為圓他兒時的「英雄夢」。
1967年9月18日，王冀豫踏上南下的列車，他要去海南島當兵。
從保定起，他一路聞到武鬥的硝煙。在某招待所附近的海軍醫院，他數過二十多具屍體，「全被流彈打死。有頭被打碎，進城的老農。也有胸口中彈，賣甘蔗的小女孩。還有一個幹部，子彈從左腦穿過右腦。」
這時，他想到了王彥宏，「非左即右」的大腦陷入思索，「咱們這個社會到底在幹嘛？憑什麼這些無辜的人們要枉死街頭？」
在海南島，他待了兩個多月，曾經阻止了一場武鬥。
「一派頭目要拿刀扎另一派搶槍的人。我衝上前去，一把攥住他的手腕，奪下那把刀。那人其實很渾，可我殺過人，我知道他這麼幹，一定會後悔。」王冀豫每每想起那幕，都稱自己特別勇敢。
奔赴前線的請求未被批復，北京又不斷傳來消息——警方正在追查凶手。
於是，他給家人寫信，他殺了人，要投案自首。一生教導他要「做個正經人」的父母，對此沒有異議。
同年12月14日，正當他與朋友們離別餞行，有人通知他，他父親的戰友來了，想在外面見見他。
他一溜小跑到門口，只見數名軍人佇立，「我們奉北京市公安局軍事管制委員會的命令，向你宣布拘留。」
「你知道你犯了什麼事嗎？」一人問。
「我是一個殺人犯。」他相當平靜。雙手銬上的時候，驀地釋然。
在河南農村，價值觀被顛覆
1968年年初，王冀豫被押送回北京半步橋監獄。
「我早想到了死刑，我非常服。」他肯定道，那次蹲監獄於他，「關鍵及時，恰如以後人生的每一步。」
他像一個文盲，掉進了一所「大學」裡。
以前為了塑造成「忠誠的革命主義事業接班人」，骨子裡尚武的他也在讀書，「但要好看才行，比如《八十天環球旅行》、莫泊桑、傑克·倫敦，《紅樓夢》我可看不進去。」
監獄裡多是政治犯。他們勸他，好好看看吧，那可是一本大百科全書。他們為他講解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雨果的《悲慘世界》、《九三年》，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戰爭與和平》……
「在這樣一個‘淡泊以明志，寧靜而致遠’的環境，這樣一群人對我的轟擊就是要讀書，動腦子，像他們一樣善於表達。」他說。
1968年9月27日，王冀豫轉入中央學習班。那裡聚集的更是政治犯中的「精英人物」。他直喻自己升入「EMBA」，或者「黨校」。
1969年春節前夕，王冀豫從學習班放出。
在家，父母告訴他，他能活著，要感激王彥宏的父母。那對樸實善良的老人，經過痛苦的內心掙扎，考慮到他畢竟還是一個孩子，原諒了他。
1975年，王冀豫執意回到農村，抱著「投奔延安革命聖地」的心境，來到河南駐馬店的「最窮的縣」——新蔡。
那裡有鄧英淘（原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力群之子，現社科院經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吳琰（中宣部教育處處長吳寄寒之女）、金觀濤（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回頭一想，我生命中結緣的人，多是思想境界高於他人。」
在生產隊當隊長的鄧英淘率先接納了他。不久，鄧發現他是一個「難辦」的主兒。
「我能不發飆麼？就拿城市的經濟現況說吧，糧票、油票、雞蛋票、布票、買火柴，樣樣都要本。芝麻醬一年才二兩，香油在過年有，總共也才二兩。農村生活只會更慘。除了物質生活供給困難，還有文化的流失。一切的一切，你要一個要求下鄉、立志改造與再造中國的人怎麼想？」王冀豫攤開手地求問。
「我們現在要的不是牢騷，而是怎麼辦？像車爾尼雪夫斯基寫的——《怎麼辦》。」同樣為國家前途憂慮，在爭論中，鄧英淘對他深刻地指出。
那時，吳琰跑來找王冀豫，「黑子，你上我們徐營去吧。我們小隊更苦。」
「行！哪兒苦上哪兒。」他二話不說，扛起背包就走。
麥收的一天，一個村民熱情招呼，老王，晚上你過來喝酒。今天隊裡有人降生，從此又是144口人了。
這也沒多大事呀？他不明就里。
「有。我們隊在人民公社成立時是144口人。可到1959年，就餓死了73口人。直到今天，我們才恢復到最初的人數，」村民解釋道。
「鄉親們‘憶苦思甜’。憶的不是1949年，卻是1959年。我們說錯了吧，你們應該談舊社會。可他們說沒錯，1959年，家家沒有不死人的。」吳琰記憶猶新。
王冀豫方知，包括他住宿的羊倌家，在那個年月，一家餓死了8口人，只剩羊倌一人。
「羊倌結婚後，生了兩閨女。還是餓，我把自己每月的糧票給了他，餓誰也不能餓孩子。」他頗心酸。困難時期，他們一幫大院子弟正享受保育院與在小學寄宿教育制，「除了饞，真沒挨過餓」。
日後，他和吳琰常聊，我一個無法無天的人，確實被徐營事實給震住了。
那次，是他倆過去灌注而成的價值觀被顛覆的起點。
我不信懺悔，只信仰真話
1979年，王冀豫返城，進入北京特殊鋼廠當工人。上世紀80年代初，他到深圳經商；1989年，在京承包下稻香湖馬場，牧馬至今。
老友王克明悉數王冀豫後來的人生之路。他以為，他與王冀豫，以及編進書中的大批作者心路也相彷：
「我們這代人生長在毛時代，從小接受教育是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父輩辛苦打下的紅色江山要由我們繼承。這份責任感在‘文革’一系列變故中，產生嬗變，從而建立自己的獨立思想。」
他們從「家國」意識扭轉「國家」意識。從「崇敬個人，相信前面有很多敵人，相信階級鬥爭理論，將暴力視為英雄行為，一切圍繞革命價值觀行動」到清醒認知，「那個年代導致惡的現象，惡的行為」、「只要一個群體只接受一個人思想的時候，那個群體必然什麼思想都沒有了」。
「我不認同‘懺悔’這個詞，懺悔有用麼？」王冀豫反問。
1969年，他被放出後，從未見過王彥宏的父母親，「警方不讓我們相見，怕再生鬧派系間的矛盾。恐怕他們現已不在人世。」這個硬漢聲音低沉。
當年武鬥的很多情節，如煙消逝，「但有一種情緒至今還能感受到，就是「仇恨」！」一如他在文中描述，「好像我們的體能、智能都超水平發揮。其實以往的團隊訓練，集體主義精神往往在一個最荒誕的時代總能發揮得淋漓盡致，猶如希特勒的納粹德國。」
這篇《揹負殺人的自責》發表後，在美留學的女兒讀到，很是鬱悶地對他說，原來你過去那麼壞啊？
「我怎麼跟她說明這些？她受西方教育浸染，她能理解‘文革’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從‘文革’之初，從我打死王彥宏的一剎那，不得不承認，我靈魂的異化就開始了。伴隨其間，有金觀濤、鄧英淘等人不斷地對我塑造。點點滴滴的積累，直至徐營時，它發生了突變。這個異化讓我接受普世價值，認識到什麼才是民主、自由、理性。」
「《約翰·克利斯朵夫》裡有一句話，我們從小到現在被各種謊言灌滿了，當他成熟的第一個標誌就是他要嘔吐。我是生生吞嚥進去。每個人在猛醒一瞬，哦，我上當了，我受騙了，它是一個傷口。每個人的傷口，形成了歷史的傷口。可為什麼會有？為什麼不但今天有，上下五千年歷史上也有？為什麼我們總是不斷往這個傷口上灑鹽？這就是我們為什麼想完整記錄往事。」
「當人在一個虛假的世界裡，有什麼比真實更值得追求？我有信仰，我信仰真實的力量。就像我在農村和老百姓待在一起，我感到我是真實的。就像我的馬，它們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喜歡讓你騎，偏不讓你騎。它恣意使性，不會暗中害人，不會虛偽地說，我是傷害了你，但我不是故意的……」
已到凌晨1點，這位馬場主站起，他要去馬棚巡視去了。
2008年冬至，他為已逝的奶奶和父親，還有王彥宏燒紙。
輪到燒給王彥宏時，火就是點不著。他急道，不用你原諒，我欠你的！恨我，也別和自己過不去。
火騰地燃起。
（部分文字引用《揹負殺人的自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