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對生病上癮和鄧穎超對醫生們的訓斥
江青從蘇聯接受醫療返國後，神經衰弱更形嚴重。她認為她有重病，子宮頸原位癌復發、咽部淋巴結髮炎、胃不好、消化能力差、頭上似乎壓了一個鐵盔。她自稱是淋巴體質。她說耳鳴，好像有個蟲子向耳裡鑽。怕風、怕光、怕聲音，而且有一種恐懼感。她長期有失眠症，安眠藥換來換去，然後又說藥物過敏。她對安眠藥上癮。她生病也上了癮。
但她的鈷六十放射治療十分成功，原位癌完全治癒。當時我負責她和毛的保健，不得不給她作檢查。
江青經過鈷六十放射治療以後，我在血常規檢查中發現，全血細胞都偏低，特別是白細胞和血小板比正常數字降低很多。那表示江青處於放射治療後的恢復期，不必大驚小怪。但江青幾近歇斯底里。我從十三陵水庫勞動回來後，就由我負責具體組織安排，保健局找了各科專家檢查會診。這時已是暑期，江到北戴河後才檢查身體。
這次的檢查科目多。江要我佈置各科分開檢查。江又提出，為了避免神經緊張，連續查兩天後，要間隔三、四天，休息好了再查。這樣斷斷續續地做完了全面的身體檢查，一共用了兩個禮拜。江對檢查的醫生們呼來喝去，非常不尊重。又隨意改變檢查時間，視醫生們如同家僕。
檢查完畢以後，醫生們聚在一起，討論檢查結果。大家感覺十分棘手。除去已經治癒的子宮頸癌尚且需要定期檢查以外，就是要適當治療放射治療後的血球降低。其他沒有發現什麼重要的疾病。此後多年，直到她被逮捕時為止，二十多年間，她的健康情況一直很好。
大家都明白，江的生活條件十分優越，每天沒有事情可做，接觸的人太少，真可謂離群索居，勢必形成性格上的孤僻。她自己感覺的症狀又多又嚴重，但身體卻是基本處於健康無病的狀態。她說的一些症狀，其實就是神經衰弱的表現。我們都是內科醫生，無法治療她的心理疾病。
我們寫了一份意見書，分別交給毛和江青。意見書上說：「經過各科仔細週到的檢查以後，江青同志目前處於放射治療後的恢復期。除去一般的增強體制，提高對疾病的抵抗力的藥物治療以外，要儘可能參加一定的社會生活。暫時不能擔任工作，但要多參加文娛活動和體育鍛練。」我們措詞十分委婉，其實江青的病因之一便在於無所事事。
江看過後大為不滿。她認為她根本上不是放射治療的恢復期，她有重病，醫生不是忽視，就是向她隱瞞真相。她指責一頓以後，要醫生們重新討論，認真報告實際情況。
醫生們無可奈何，聚在一起又反覆討論。大家並不是討論有什麼病，而是琢磨用什麼樣的言詞可以使她接受。最後向江青提出，大家提的放射治療的恢復期，是表明在逐漸恢復中，在恢復過程內，原有的神經衰弱和植物神經功能失調，都表現出一些症狀，這些症狀就是她自己感覺到的各種不舒服。
江青對於這個解釋仍不滿意，一定要醫生說出她是有重病在身，仍在堅持奮鬥。
可是醫生們再也不願意讓步了。在與江交談時，她甚至瞪目厲聲質問醫生們說：「你們能保證我沒有，也不會有什麼病嗎?」
江跟著又說：「你們說參加一些文娛活動和體育鍛練，太空洞，沒有具體內容。你們應該提出具體項目，排出每週的活動日程。」
這又使大家大費腦筋。於是建議，聽音樂唱片，練習聽力;每週參加兩次晚舞會，鍛練體力;看看電影，使眼睛對光線逐漸適應;多在室外照相，使身體對自然風和陽光適應力增加。又提出可以打太極拳。
毛對我說，他年輕時練過拳，也瞭解道家佛家禪定及修煉，對於江青打太極拳有意見，認為練拳不適合江。後來他同意先讓她試試看再說。於是保健局通過上海市體育運動委員會，請來一位姓顧的拳師。這時毛與江暫時住在北京西郊，叫做新六所的住處。這裡面有六座住宅，是為毛和其他幾位黨的副主席造的。我每天上午乘車接顧拳師，到新六所教江青打拳。
江打拳很認真，但是柔弱無力，只能算是比畫而已，顧拳師既謹慎，又含蓄，話不多，可是需要說明的地方，都簡要精確地加以說明。顧非常會看眼色。他發現，只要重複兩三次指出江的姿勢或出手不對的時候，江神色就不對了，因此也不要求太多。
七月初我隨毛和江青到了北戴河。顧拳師也跟著去了。
江青在北戴河，神經衰弱越來越加嚴重。護士天天哭喪著臉。江青怕光，窗子上必須放下窗紗，可是江又要經常開窗通空氣，必須拉開窗紗。這一開一關，護士被罵來罵去。江怕聲音，拉開或拉關窗簾，都不許有一點聲響。護士在房內走路時，衣衫的悉嗦聲都要受到她的申斥。江說，棕色、粉紅等等，刺她的眼睛。於是牆壁，甚至傢俱，都塗成淡綠色。
護士又向我哭哭啼啼地說，實在干不下去了。這期間換了五、六批護士，都是高高興興來，垂頭喪氣走。江的口頭禪是：「中國有六億人口，人多得很。誰不干，誰走。願意幹的多得很。」
當時我和保健局局長史書翰，副局黃樹則，一籌莫展。我們商量還是找楊尚昆，請他想想辦法。楊說：「江青根本看不起我。你們的這些困難，說給我聽，我有什麼辦法。」
我們回來，真是如坐愁城。又商量還是找周恩來，請他想辦法。史書翰曾為林彪的事找過周恩來。當時林彪已是半退休，有精神衰弱，不肯聽醫生的話。周去找林談，說毛主席和黨都希望林彪聽醫生的勸。林就聽了周的話。我們想請周對江青勸說一下。結果我們打錯了算盤。
黃打電話給周，秘書說周太忙，由周的妻子鄧穎超同我們談一次。我很少跟鄧穎超接觸，但我十分尊敬她。我們都叫她「鄧大姐」能見到她本人是件光榮的事。我做了發言的準備，想好好地將江青不好伺候的情況向鄧說明一下。
我和黃樹則去見了鄧，將工作的困難向鄧說了。並且說，實在是走投無路了。還提出，只採取醫療護理的辦法，解決不了江青的「病」，必須有人勸她，要自己克制一些，要認識她的一些症狀，不是真的病，是脫離工作，脫離社會生活的結果。
鄧聽我講完以後說：「我們的主席，在革命中度過一生。他老人家全家有八位，都為革命犧牲了，真是為了革命，做出了無比的貢獻。我們對主席的感情不能是空的。主席現在只有了一位夫人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有病，我們只有照顧好才對得起主席。再有天大的困難，也要照顧好。」
「主席的第一位夫人楊開慧，為革命犧牲了。第二位夫人賀子珍有了精神病。現在你們又說，江青同志精神也不正常，這使我們傷心極了。你不應該這麼說。這對主席太不公平了。黨給你們的責任，就是照顧好江青同志，治療好，護理好。你們沒有權力提出那些問題。」
當時我與黃樹則啞口無言，只能唯唯諾諾，碰了一頭灰回去。我想鄧這一手可真厲害。她這麼一講，表明瞭周與她二人，對毛是無限熱愛和忠心赤誠的。我這才瞭解周恩來其實只是毛的「奴隸」，對毛絕對服從。鄧穎超是老幹部，經歷極多，深諳世故，是泥鰍樣人物，讓人無論如何也抓不住任何把柄，說她與周有不利於毛和江的言論。我認為她這番話是事先與周商量好才說出來的。她知道我說的是實情，但她得擺出一副「大義凜然」的姿態，訓誡我們一頓。
而我們在她口中，變成不負責任、不盡職的人，而且不識大局，對毛感情不深。將來傳出去，傳到毛的耳朵裡，使毛更能信任周和她。可這就把我們給賣了。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倒使我們自己成了「被告」。
我走回來，默無一言。我原本極為尊敬「鄧大姐」的，現在知道她是極端自私自利的人，是個標準的邀寵固位的人物。我深深感到厭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