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調研越來越成為中共高層收集掌握下面信息的方式。這種調研主要分三個大的方面：一是針對已出臺政策的貫徹和落實；二是瞭解各自分管領域的情況；三是因應重大突發公共性事件和自然災害。接近國務院辦公廳的人士透露，領導人確定調研主題後，具體基層調研點一般由中辦或國辦聯繫選定，也可以領導人自選。
中央領導人行前都有一些要求，但因為調研時間太短，「可能去一個地兒就一兩個小時，你說要全方位全瞭解不太可能」，所以在調研之前，常常由相關部委負責人或被調研省份的書記一把手親自完成決策輔助性信息。
由此，中央領導人的工作聯繫點，往往成為省委領導的聯繫點。如胡錦濤調研安塞、李克強調研山東桓臺、李長春調研廣東增城市之前，陝西、山東和廣東省委書記趙樂際、姜異康和汪洋事先都前往聯繫點調研摸底，情況摸準後，再把信息反饋給中央。
預先嚴密安排行程方案絕密
上述人士稱，領導人出行調研通常都有自己要關注的東西，工作人員做好包括調研時間、調研地點等方面的方案後，再由領導定奪。調研內容有一個系列的提綱，主要是最近熱門的話題，包括領導本人關注、部委提供、專家建議及國外消息四個來源。
按目前領導人基層調研的行事規則，中央領導下基層調研，事先擬制的調研行程方案為絕密等級，不為普通官員和民眾所知，只是在中央領導人集中調研某地後，才會通過官方喉舌以新聞通稿的形式統一發布。有時被調研縣市的某一點，直到領導人到來前，普通民眾才會被匆匆告知。
看上去氣氛甚為寬鬆的調研活動，其實事先安排異常嚴密，本刊記者獲得的一份領導人調研行程安排顯示，這份名為《中央領導人某地調研活動接待方案》中，兩天的調研時間裏，領導人一步一動的安排精確到以分計，如上面寫到，領導人第一天上午時間「約需2小時25分鐘」，下午調研時間「約需1小時40分鐘」。第二天上午調研時間同樣「約需2小時25分鐘」，下午則安排為在當地賓館召開座談會。
「接待方案」分地點、主題和活動內容及方式三部分。調研地點圈定了當地需考察的三個村子，調研主題分別為：該村近年來發展變化情況、生態環境綜合治理及產業開發與農村經濟發展推進新農村建設、農村科學發展問計於民等。
該份方案來看，雖為呈送給領導人的「建議案」，但顯然經由被調研地的省市領導反覆酌定。領導人調研考察的村莊內容、具體農戶、談話內容和方向，事先都已安排妥當，
「到新建的新村看一戶農戶（賀某某）新房建設情況，主要瞭解家庭收入情況、新農村建設的資金投入情況、市、縣扶持新農村建設的相關政策及有關惠農惠民政策落實情況；到舊村改造戶（宋某某）家裡瞭解生活情況，之後到院內與圍來的村民（約安排10~15名，主要是村支部書記、產業大戶等群眾代表）促膝交談，重點安排3~5名群眾發言。」
安排好具體群眾後，省市接待方案還要幫領導人設定幾個談話主題，預設過程之細微，令人驚訝。如：瞭解農民對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的意見、農業農村應如何科學發展、農民群眾對黨和政府關於「三農」政策的意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有什麼困難、需要解決什麼問題。
在某個村莊、工礦企業或機關單位，領導人停留多少時間，方案上都分別建議了15~20分鐘左右的時間。
胡錦濤到安塞調研時，與沿河灣鎮方塔村黨支部書記白光榮聊了足足30分鐘。但白光榮回憶，在他匯報期間，不斷有人在後面拽他的衣服。「本來可能規定不超過20分鐘，但他（總書記）問題太多了。」
不過接近中辦的知情人士告訴本刊，領導調研的時間，分計畫內和計畫外，時間富余時，就會有計畫外的調研，這個領導人自己會有要求。
安保措施重重
某省警衛部門有關人士稱，領導人出訪前，其調研接待方案層層設防，秘密等級高；而省市接待方案中預先安排的領導人訪問對象，也需要政歷清白，安全可靠，當地縣市組織、公安部門事先需慎重把關。
柴金甫是浙江嘉善縣的花卉種植大戶，在大雲鎮繆家村承包土地種養花卉，柴金甫曾參加了習近平當年到嘉善的調研活動。柴回憶說，中央領導到嘉善前，當地組織部已經找他談話，「組織部當時跟我說，不用緊張，領導問什麼問題，你回答什麼」，那天習近平到嘉善縣城後，柴金甫放下手頭的活，提前去了村民繆新興家。繆新興家是當地政府設立的一個農民遠程教育點，「那天剛好是遠程教育點的學習。」
柴金甫如約見到習近平，在嘉善縣、大雲鎮領導發言結束後，柴被人介紹給習近平，習態度和藹地問他對於農民土地承包政策怎麼看待等幾個問題，柴金甫都輕鬆回答。在繆新興家，習與村民們聊了有五六分鐘。不過柴金甫發現，屋裡人很多，但柴認識，大多是村幹部，或像他這樣事先安排好的群眾，「倒是後來外面有些圍觀的人群，都是一般村民和路過的。」
嚴格意義上說，柴金甫也不算普通群眾，他的另一重身份是浙江省的人大代表。這次來訪的中央領導人習近平原來是浙江省委書記，作為人大代表，他一點都不陌生。對於此種調研的「被安排」，柴金甫覺得可以理解，「畢竟人家是國家副主席，領導人來了，不可能亂七八糟的人都進去，總歸有個安全問題。」
2006年胡錦濤到安塞過過年前，當地也做了周密部署。「踩點踩了很多家，誰知道定在哪一家？」康海發說。有村民猜測，最終定在康海發家，可能是出於安保考慮。「他們家的位置，在全村最高。」
對被調研地省市來說，中央領導在當地起息出行，是一件大事。當地安全部門旋即進入一級警備狀態，社區、街道也被要求，日常維穩工作中發現的受過處理、對政府不滿等方面的人士被排斥在領導視線以外。
江油市方水鄉白玉村的黨委書記鄧懷才被安排全程陪同溫家寶在白玉村調研。此前，省裡、市裡的領導來檢查了一遍又一遍，「縣裡的一天來幾次，鄉里的就直接蹲點，一級抓一級，壓力很大，只能做好，不能做差了。」除了要帶領導去看各個安排的點，確認達到迎檢要求，鄧懷才還被要求不斷重複要給溫家寶匯報的內容，不過在他看來，這一切都沒有必要，「我見過幾次領導人，哪個聽你念稿子嘛，都是像拉家常一樣，擺談一下。就算開座談會，也不會讓你念稿子。」
2008年，李克強副總理到他的工作聯繫點山東桓臺調研。當地媒體在調研結束後報導稱，李克強此次視察山東桓臺，是多年來中央常委領導同志首次視察。桓台上下非常重視，調集了大量的警力做好安保工作，並大力做好環保和衛生工作。
桓臺縣城所在的武警山東淄博支隊桓台大隊的一則簡報稱，先後開展了「秋風一號」、「秋風二號」和「秋風三號」三次專項（集中統一）行動，重點加強了對社會面的治安控制、治安隱患的安全排查、重點人員的穩控、基礎信息的蒐集和各項警衛方案的制定，有效維護了社會穩定，確保了警衛任務的萬無一失，確保了首長活動的絕對安全。
吉林乾安則字村是中央領導人當年工作聯繫點調研的村子之一，村民張志彪對一個細節記憶深刻，「領導人一來，派出所和鄉上把村裡的所有道都封上了，村裡老百姓上道看醫生也不行。」領導人走後，村道才解禁。
張志彪更向記者透露一個驚人的「事實」：賈慶林主席來他們村調研時，村支書和鄉鎮官員為應付調研，僱用村民從鄰村端子村借來73頭牛充數，領導走後一個月，又把牛送回。「具體誰借的牛，誰還的，我都知道。」張吉彪說，他公開反映此事好幾年了，但沒人理他這個茬。
高層越過多個層級進行基層調研，本意在規避科層制對信息格式化處理所帶來的失真。但一些過度的安保，又帶來了新的失真。
領導人的「自選動作」
前述接近國辦的人士透露，一般情況下，領導人調研是希望看到一些問題，瞭解一些做法，以期據此對面上有個大致瞭解，對全國其他地方有指導意義。「一般是哪些地方某一方面做得好的他會關注，他不瞭解的，就得有部委提出意見，建議之後領導制定具體的時間就去。」
「當前政績考核體制下，可以想像的是，看問題雖是領導初衷，但這在多數情況下，都只是個美好的願望。」該人士稱，相信沒有哪個領導人下去調研不希望知道真實情況，但在各種利益驅動和風險擔憂下，下面部分官員難免出現瞞報。
曾陪同朱鎔基調研的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張卓元回憶，即便是朱鎔基，也曾被騙過。「朱鎔基是最厲害的，我陪他出去過，人家騙不了的。人家匯報的數字對不上，他馬上就把人一陣責罵。問信貸，你怎麼吸收存款，怎麼貸款，為什麼貸給這人那麼多，前因後果說不清楚就把人訓一頓，那幹部嚇得直哆嗦。
但是有一次朱鎔基也受騙了。到山西去查集市貿易，完全是假的，給他看了，他回來以後，裡頭有個人給他告狀，他馬上派他秘書去看，那個集市已經沒了。他大發火啊！」張卓元擔憂，這麼聰明的人都被騙，「那這種情況調查到的東西，能作為一個將來經濟發展思路的背景材料嗎？」
2010年五四運動91週年時，溫家寶到北京大學與學生交流，校方特別安排學生會主席與溫家寶互動。不料，溫家寶當場揭穿：「我知道你們是安排好的」，並批評校方「把學生關在樓裡不讓出來」。
「家寶同志每年都要深入農村搞調研，是經常的事。他搞調研有一個特點：每次下鄉不是按照地方政府或是黨委給他安排好的路線去考察，而是隨時改變路線，或隨時讓車中途停下來。這樣的好處就是能真實地瞭解到農民的情況，把地方政府的人搞得措手不及。」中央黨校「三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張虎林在接受媒體採訪透露，中央領導到農村考察，有時要瞭解到真實情況也不容易。例如看到糧食堆積如山，卻可能是從別的糧庫臨時調來的。」
張虎林說，溫家寶對這類情況心知肚明。所以他才常有「驚人之舉」。一個周知的例子是2003年底，溫家寶在重慶考察時路過雲陽縣一個小村莊，也是中途下車，問一位叫熊德明的農婦，對政府有什麼意見和要求；熊德明說到在外打工的丈夫2300元工資被拖欠，給家中造成困難。之後，熊德明被拖欠的工資很快被追回。
「盡力掌握調研活動的主動權，調研中可以有‘規定路線’，但還應有‘自選動作’，看一些沒有準備的地方，搞一些不打招呼、不作安排的隨機性調研，力求準確、全面、深透地瞭解情況，避免出現‘被調研’現象，防止調查研究走過場。」對中共調研時弊，習近平去年底在中央黨校講話時要求，「領導幹部下基層調查研究，要輕車簡從，不擾民，不搞層層陪同，不組織群眾迎送」。
平均每月一次
領導人基層調研的頻率有多高？據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統計，2002年10月到2007年9月的五年間，中共中央政治局九常委到全國各地調研考察累計達352次，人均39次；其中，溫家寶調研次數最多，高達76次；其次是胡錦濤，達48次。而在2007年10月至2011年8月共計不足四年的時間裏，第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九位領導人在國內考察調研次數共達到386次，人均43次，其中溫家寶調研次數達到了創記錄的84次，平均不到16天就外出進行一次考察調研；胡錦濤、賈慶林、李長春和習近平的考察調研總次數也達到40次以上，基本做到了平均每月外出做一次考察或調研。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的統計還顯示，在第十六、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中，成為調研主題頻率最高的是「五年規劃執行與預研」、「踐行科學發展觀」，分別有95次和105次。
領導人多數調研是錯開時間，且以分管系統的需要進行主題自我設定。但在2005年1月到2006年6月的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中，中央九常委第一次集體親自聯繫挂點示範。這一聯繫點制度在2008年9月開始，全黨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中再次發揮作用。
2008年、2009年，為應對拍岸而來的金融危機，領導人集體調研的頻次增高。2008年7月3日至8日的5天內，溫家寶、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分別出現在江蘇、上海、廣東、浙江、山東等5個外貿型省份。之後，4萬億元的中央刺激經濟方案出臺。第二年，為宣傳解釋中央的刺激方案以及蒐集反饋信息，4月和6月，九常委先後兩次對近20個省市進行調研。
2010年起，中央領導人的調研頻次開始稍有回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