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慶施於1954年秋由江蘇省委調上海，接替陳毅主持中共上海局，至1965年4月去世，前後整整10年。訃告中稱他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系當時中央政治局委員一級的規格。柯慶施1922年入黨，是中國共產黨內為數不多的見到過列寧的高級幹部，30年代擔任過中共中央秘書長的要職。抗戰時期到延安工作之後，仕途便多坎坷。在整風審干期間挨過整，他的妻子因此自殺。
「建國」後，柯慶施在短短數年間由南京市委書記擢升到江蘇省委書記，已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饒漱石，因被定為與高崗結成的「反黨結盟」而垮臺；同年9月，陳毅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並內定為外交部長的人選。這樣在一兩年間，華東及上海的第一二把手便相繼空缺，柯慶施成為事實上的第一把手。柯慶施出任上海一把手伊始，面臨的是兩件大事：一是1955年4月全國黨代會期間發生的「潘楊事件」，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被誣為「內奸」；另一件是緊接著發生的「胡風事件」。這兩件大事對上海影響很大。為此，柯慶施刻意挽留奉調出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張春橋，使之成為自己的類似政治顧問一類的角色。柯慶施長於從領袖的言論中領悟其意向和思路，以得風氣之先的果敢予以鼓吹和闡發，這都有賴於擅長舞文弄墨的張春橋。
1958年在南寧會議上，毛澤東措辭嚴厲地批周恩來、陳雲力主的反冒進。他取出柯慶施的《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報告當眾將周恩來的軍：「你能寫出這樣的文章嗎？」除了檢討，周恩來別無選擇。用與會者李銳的話說，柯慶施成了南寧會議的「頭號標兵」，65歲的毛澤東在講話中屢稱年僅56歲的柯慶施為「柯老」。
在毛澤東一度想用柯慶施取周恩來而代之的時候，心細如髮的周恩來在給中央書記處的檢討文字中，婉轉地提到擔任總理職務是否合適的問題。以周恩來的才乾和威望，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會議明確表示，沒有必要改變周恩來的總理職務。這樣一來，柯慶施雖然未能取周恩來而代之，但自此明白自己在毛澤東心目中的地位。這位封疆大吏認準了一條：緊跟毛澤東就是「勝利」。這一條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再次得到驗證。上廬山時，柯慶施所準備的全是關於糾「左」的材料。當毛澤東將彭德懷致他個人的信批轉與會者時，柯慶施以特有的政治敏感，把握到領袖的脈搏，星夜派人下山去上海取批「右」的材料。在7月21日的華東組會上，張聞天系統而深刻地分析了大躍進以來的「左」傾錯誤。柯慶施以主持者的身份，不斷責難張的發言。果不其然，23日，毛澤東召開全體大會，對彭德懷等人嚴厲指責，發出「反右傾」的號令。
因為反對蘇共的「現代修正主義」，毛澤東從大躍進的挫折中轉向對階級鬥爭的密切關注，特別強調的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柯慶施的關注熱點也隨之從經濟領域轉向思想文化領域。1962年8月，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重提階級和階級鬥爭。柯慶施向毛澤東進言：《海瑞罷官》借古諷今。如果說誣陷《海瑞罷官》是「破舊」的話，那麼鼓吹「大寫十三年」便是「立新」了。於是，這位「好學生」標新立異，在1963年喊出了「大寫十三年」的口號。
從60年代初，江青以毛澤東的「文藝哨兵」自居，開始染指文藝界。無奈她在北京確實吃不開，不用說彭真不把她當做一個人物，周揚等人也不願曲意逢迎。落落寡合的江青在上海則如魚得水。柯慶施已經從毛澤東注意力的轉移中，領悟到江青的重要性。他讓自己的心腹張春橋成為江青的左右手，江青也視上海為「基地」。後來在「文革」中，如日中天的江青感念舊恩，一再稱道「柯老」當年的支持。
1964年第三屆全國人大首次會議上，柯慶施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在16位副總理中，位居第六。倘若假以時日，柯慶施必將受到毛澤東更大的信任，只是天不遂人願，自1964年春發現肺癌並手術切除後，柯慶施便在病假療養之中，延至次年4月9日在成都終於不治。
(據《隨筆》馮錫剛/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