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立法
【看中國記者謝嘉玲編譯報導】據美聯社5月27日報導，每個工作日早上7:20，同事們都會用車來接住在二樓公寓的「囚犯」姚立法，一起前往他曾任教多年的小學。
白天，姚立法被關在一個房間內，由年輕的體育老師和其他學校員工看著，不允許工作。晚飯時或更晚的時候，他被送回與他的妻子和3歲女兒共同居住的寓所。一架攝像機監視著大樓的入口處，同時有警員坐在外面的一間小屋裡。
「在學校，如果我不得不上洗手間，都有人陪著。絕大部分時間，他們不准我與其他人說話，也不准接聽電話。」姚立法最近一次在錢江市的家中深夜接受網路電話採訪時說。「當他們把我帶回家，就把我交給下一班。」
就像逃出來的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姚立法屬於被當局嚴密控制的無數活動人士中的一個，即使他們沒有違法任何法律。
據人權團體及被監視的當事人說，當局在用同事、鄰居、政府人員、無業的年輕混混和黑幫成員來監視這些「麻煩製造者」。
姚立法從來沒有面臨任何刑事指控。他的「不當行為」是幾十年來他在爭取民主選舉的競選活動。
姚立法說，「他們不會讓我教學。他們當然害怕我會給學生談論民主」。54歲的姚立法是一名前學校管理人員，也是科學實驗室的老師。
「當局會動用10個人來看管一個誰也沒有聽說過的社會活動人士」，人權觀察研究員Nicholas Bequelin說，「他們的任務是要為這個政權識別任何‘不穩定因素’，並將之掐滅在萌芽狀態」。
在中國，越來越多的人成為「活動人士」，成為當局的「目標人群」，從典型的持不同政見者，到勞工組織者，及越來越多希望北京糾正地方不法行為的普通國民。
現在，大量的資金流向這個龐大的監控體系。用於警察、法院、檢察院和其他執法機構的預算在過去十年飆升，今年是連續第二年超出官方的軍費預算，逼近7020億元人民幣（1100億美元）。
北京將這些「維穩經費」劃分到各省，把政府控製作為壓倒一切的首要任務。只要能平息「麻煩」，北京似乎不介意如何花這筆錢。這也給現金短缺的地方政府和執法人員更多的獲利機會。
不僅是警方，姚立法指出錢江市教育局也從對他的監視經費中獲利。他的「陪同人員」主要來自錢江教育局、他所在的潛江市實驗小學及全市教育系統的體育教師隊伍。
在當地政府的薪資名單上，政府支付14到50人每天的開支，對他進行24小時監控，他說他們稱之為「姚立法特別小組」。他們每天一班是50元人民幣（8美元），夜班加倍。他說，通常，他們的旅館費、交通費、伙食費及煙錢都能報銷。
姚立法說，有一百萬人口的錢江市，有很多工廠在生存中掙扎；在當地，一名初級教師每月基本工資約為1000元人民幣（160美元），資深教師能拿到三倍。
他說，「（對他的監控費）對教師們來講報酬不算糟糕」，「英語老師可能不會去拿。他們可以通過做家教掙額外的錢，但體育教師就沒有這樣的機會。此外，他們的上司要他們這樣做，他們不得不從。」
《財經》雜誌去年報導，在中國南方的一個農業縣－雲安，在其6700名官員中，超過四分之一是在拿「維穩」工資。報導說，當地的維穩辦公室花錢購置麵包車、摩托車和電腦；2010年，每阻止一名當地人到北京上訪，就撥發兩萬元人民幣（3100美元）的獎金。
最終逃出非法拘禁、前往美國紐約的盲人法律活動家陳光誠，在一份視頻中講述了他這兩年來遭受的殘酷的家庭軟禁，他說，其中涉及100多名警察和其他官員。他及妻子和母親均遭到毆打，他年幼的小女兒遭到搜身和騷擾。
當地的計畫生育官員對他揭露政府在「一胎化政策」下強迫墮胎和強制結紮懷恨在心。當局雇佣當地的農民來把守他家及村莊入口。他們能拿到每天100元人民幣（16美元）的報酬，雖然其中的十分之一要被監察隊負責人「抽水」，陳光誠說，這仍然是一個很好的報酬。
陳光誠在視頻中說，「那些人，如果他們做其他的工作，一天只能掙50至60元。但現在，他們不需要做任何事情，還一日三餐免費，又沒有風險。他們當然樂意這樣去做。他說，有官員告訴他，2008年花費在看管他身上的經費是3000萬元人民幣（430萬美元），至去年，這一經費已經翻倍。
中國公安部沒有回應記者要求其發表相應評論的請求。臨沂與錢江當局也沒有回答或拒絕回答有關陳光誠和姚立法境遇的詢問與評論。
資深人權遊說家卡姆（John Kamm）說，像陳光誠和姚立法這樣的情況只是「冰山的一角」。他在對話基金會（Dui Hua Foundation）的一項研究中發現，1980年代中期以來，北京已責成全國各地的警方控制「目標人群」。卡姆說，比較確切的估計，在中國13億人口中，每1000人中有一人屬警方的「目標」。
25年前，姚立法試圖利用一個新的選舉法，讓自己作為一名獨立人士參選潛江人大代表。經過十年的嘗試，他於1998年獲得成功。他因試圖改變中共的獨統體系而成為了「活動人士」。他倡導農民反對高稅收和高收費的權利。
但遭到中共這個政黨的回擊。2003年，姚立法和31名教師以及其他受其鼓舞而參選人大代表的人士在「選舉」中全部落敗。姚立法抱怨說當局做了手腳。之後，姚立法遭到短期拘留的日子開始了。但他也不時溜出去，與全國各地誌同道合的活動人士會面。
去年年初，當他從上海和北京之行返回後不久，當局收緊了對他的控制。姚立法說，學校的副校長王謙（Wang Qian音譯）及警察和其他人綁架了他，用車把他拉到500公里外的一家酒店。他趁看守人員睡覺時朝窗外扔了張紙條，後來他獲得自由。在七月份的另一次酒店軟禁中，他於凌晨3點從二樓窗戶跳下，他的背部和手臂受傷，而沒有逃跑成功。
去年9月份，「姚立法特別小隊」形成了目前的「早上接走、晚上送回」的格局。
「在學校裡，通常有八個人和我在一起，他們的任務是不中斷地與我講話，對我進行說教」，「一是不讓我休息，二是看我的反應。有一人負責記筆記。」
有些晚上，姚立法說，看到夜幕中有些男子睡在他家樓前的一輛小車內，在樓前小屋裡也有警察。他說，他聽說學校和教育局為花費在他身上的30萬元人民幣（4.8萬美元）監視經費發生了爭執。
「我有很多熟人，其中一些在公安局工作」，姚立法說。 「他們告訴我，真的，我們可以利用一個姚立法。如果我們有一個，我們可以賺到更多的錢。」
（譯文有刪節，點擊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