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
起初他們追殺xx主義者，
我沒有說話，
因為我不是xx主義者；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
我沒有說話，
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
我沒有說話，
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
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
我沒有說話，
因為我是新教教徒；
最後，他們奔我而來，
卻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馬丁·尼莫拉牧師。波士頓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銘文。1945年。
我什麼也不是，就有個最大的惡習：喜歡寫日記。
文革來了，中央文革要追殺寫日記的人，因此我儘管只有17歲，但也在追殺的範圍內。
1966年的5月1日，包頭市刮起沙塵暴。黃沙四起，遮天蔽日。那時我正蜷縮在包頭青山區406工地（包頭第二熱電廠二期擴建工程）的窩棚裡休息。心情不好，又無處可去，寫日記聊以自慰，天氣自然也在描述之中。
到了1966年的6月，我被揪了出來，其中最大的罪行就是「把社會主義明朗的天空描寫的無比黑暗，反革命的陰暗心理略見一斑！」
我的日記摘抄貼滿了職工食堂。摘抄一段日記、緊接著附一段評論。我認為沒有一條有說服力，比如：「落日將雲染成淒絕的艷紅，瑰麗的彩霞簇擁著太陽，在主廠房的上空放射出萬道光芒。」這句話竟被上綱上線為：「惡毒影射偉大領袖毛主席已日薄西山」。
有同事的祖上在明朝嘉靖年間做過一任縣令，就被定性為「隱瞞重大家庭歷史問題！」。
當時內蒙古博物館頂端的奔馬，因為頭是向南的，造反派就說作者的意思是要奔向臺灣。我想，如果向北呢？又會說想奔向蘇修。如果馬頭向上呢？一定會說你要奔向太空，想逃離社會主義祖國！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呀！
我百口莫辯，只好閉口無言。懊悔怎麼會想起寫日記呢？惹出潑天的大禍！我的日記平常鎖在提包裡，是誰拿去看了？是如何打開鎖的呢？不得而知。但是後來我終於知道，就連我和家裡的通信，組織上也都全部拆開看過。因為在後來的審問中知曉，他們對信中的每句話都瞭如指掌。
到了1966年的8月20日。公司文革小組召開全公司職工大會，主席台下黑壓壓地坐著一千多人，我被積極份子圍在左右。後來台上的文革組長一聲令下，一個個已經被內定的「反革命」、「牛鬼蛇神」就被輪番地揪上臺。一上臺，頭上就被戴上一頂紙糊的高帽，脖子上掛上一塊大牌子，牌子上書寫：「反革命、牛鬼蛇神×××」，名字上還用紅筆打了叉。
每個被批鬥者被兩個壯漢強制性地按扭住頭、頸、背部，使其上肢和下肢呈90度，又把被批鬥者的的兩隻胳膊向後上方或向側伸直，如同噴氣式飛機翹起的兩個翅膀似的。頭部向地，臀部高撅。胸前挂的黑牌。時間長了，頸脖勒出血痕，腰酸背痛、血脈不暢、四肢僵直。
這是一種羞辱人、剝奪人的基本尊嚴的體罰方式。從姿勢上看有點像鞠躬，但這當然不是主動向人表示敬意的彎腰禮，而是將通常強迫犯人低頭認罪以示懲戒的示威手段，施之於被批鬥者。對被批鬥的無罪者和看重面子的傳統人格型中國人來說，是體罰和精神摧殘的雙重折磨。精神摧殘的摧毀力更甚於體罰。身心俱疲，常常容易讓人在恍惚中把肉體的苦難與精神的罪惡聯繫起來，強使被批鬥者將罪感內化。
我是最後被老鷹抓小雞一般拎上臺的。一共17個「反革命」、「牛鬼蛇神」。排在最前面的原黨委書記邱萊，是一位三八年參加革命的老幹部，後來才知道他和趙紫陽還是戰友。其餘的人不是「反動技術權威」，就是「地富反壞右」。
坐「噴氣式」飛機可真難受呀，汗流如注。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批鬥會一結束，聲勢浩大的遊街就開始了，17個「牛鬼蛇神」被押解著從工地大門出發，繞著青山區的主要街道轉一大圈，每個牛鬼蛇神的臉上都被塗抹的五顏六色、手裡都提著或臉盆、或畚箕、或鐵片、或破鑼。一邊敲擊，一邊口中高喊：「我是反革命、牛鬼蛇神×××！」圍觀者甚眾，許多大人朝我們的臉上吐唾沫、扔石塊；小孩子們則歡呼雀躍地跟著一路小跑。
17個人中，我的年齡最小，因此排在最後，我聽到有圍觀者在喊：「快來看，這裡面還有個小牛鬼呢！」。
當年魯迅先生描寫的在東北日俄戰爭中，日本人抓住了一名中國人，稱此人是俄國間諜，將其斬首處決。圍觀的中國人臉上表情冷漠。而1966年此時的中國人卻猶如過節般地喜慶。
當年袁崇煥被押到菜市口，圍觀的群眾人山人海，紛紛去看這個明朝最大的漢奸受刑，因為群眾不瞭解真情，以為他是個大漢奸、賣國賊，當劊子手開始行刑時，群眾紛紛給劊子手投擲銅錢，買袁崇煥的肉生吃，可見對他恨之入骨，一代忠臣就這樣看著自己的肉被一塊塊的割下，被人們分吃，他的心情可想而知。
殘忍是教出來的。當革命群眾被洗腦以為農奴主挖窮人的眼睛，剝人皮作燈罩，拿活人點天燈。以為國民黨抓著好人就上老虎凳，釘竹籤子，最厲害的刑法叫‘披麻帶孝’。以為地主劉文彩把農民關水牢，拿氣筒子往人肚子裡打氣，一直到肚皮爆炸……，剛一聽是毛骨悚然，然後就是恨，恨地主，恨國民黨，恨資本家。然後，他們就天經地義地肩負了責任，也就有了權力，向他們報復的權力，而且同樣殘忍。這種仇恨教育能造成多麼可怕的後果，直到文化大革命才知道。
文革中學生活活打死自己的恩師的事情,不勝枚舉。都是洗腦後被仇恨教育的結果。
在我的這17個伴侶中，後來只有十幾歲的劉光明自殺了；三十多歲的四川籍工程師陳炳利被逼瘋了；黨委書記邱萊被打殘了，其他人也都抱病終身。
我為什麼沒有選擇死，一直能夠活到現在。不是我的意志有多麼堅強，而是我求生的慾望太強烈了。
我讀過范文瀾的《中國通史》，我知道，歷史往往是驚人地相似，一切都會過去，只要你能夠堅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