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經濟社會中，沒有哪個學科比經濟學更耀眼，自然，也沒有哪種知識精英比經濟學家更風光。這個時代，敢於和娛樂明星比拚出鏡率和出場費的，只有明星經濟學家了；沒有哪個行業和學科，像經濟學界這樣與權力和資本有著如此深的關聯。正因為經濟學是這樣的「顯學」，經濟學家又扮演著那麼重要的角色，那些在公共空間中「胡噴」的經濟學家才格外地為害甚廣，毫不客氣地說，已經成為社會的一大公害。
這種危害，向來以「狂言」聞名於經濟學界的鄒恆甫已經作了犀利的點評。這個本就口無遮攔的經濟學狂人，日前在國際權威排行榜中成為「全球最強華人經濟學家」，在接受媒體專訪時，指責國內經濟學界水平低下、信口開河，不學無術，誤國誤民，不務正業，點名批評某些經濟學家「一邊罵權貴一邊當權貴」、「當婊子還要立牌坊」。
批評異常辛辣和尖銳，當然有不少情緒化的成份，可能還夾雜著經濟學圈內的江湖恩怨，但不可否認，鄒恆甫的一些判斷還是擊中了當下經濟學界的某些病症和要害。
首先，是在迎合媒體和公眾中失去了獨立判斷和專業精神。經濟社會需要專家學者，通過大眾傳媒傳播經濟學知識、輸送經濟理性，就經濟走向提供見解。可現實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某些專家為了迎合媒體和輿論的偏好，頻頻發出充滿轟動效應卻大悖常理的驚人之論，諸如「腐敗是經濟發展的潤滑劑」、「擁堵是城市繁榮的標誌」、「改革首先是要取消發改委」、「小康就是擁有兩套房」、「改革要利用腐敗和賄賂減少再分配障礙」等。不可否認，這些荒唐的語錄中有媒體斷章取義和扭曲的成份，但不少確實是從經濟學家嘴中說出來的，也反映了他們真實的意思。
其實，翻看這些經濟學家的專著，他們對相關話題的分析要理性和謹慎得多，結論也會很保守。可是，一面對媒體，一站到話筒和鏡頭前，他們立刻變得亢奮和輕率起來，語不驚人誓不休，不把邏輯推到極致絕不罷休。在長期與媒體的合作與交往中，他們深知媒體需要什麼，更深知公眾喜歡聽什麼、期待聽什麼，明白什麼樣的表達才會有新聞性、才能引起轟動。這種揣磨和迎合中，便有了那些驚世駭俗的斷語。他們不是用獨立且專業的判斷和理性，去引導社會、給公眾啟迪，而是通過出鏡率、點擊率、爭議度和話題熱度來提升自己的出場費。
第二，是「信口開河」。某些經濟學家的信口開河，已經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網上看到一個有利於自己立場的數據，立刻不加分辨地引來；輕率地根據一個缺乏權威性和公信力的數據，作出一個聳人聽聞的判斷。有時就形成了這樣一種輿論奇觀，專家隨意從網上拿來某個數據，比如，稱「世界上只有10多個國家沒實行免費醫療」，據此來批判中國的醫療改革（這其實是一個謬誤，全世界只有古巴實行完全免費醫療）。這種符合公眾期待的言論自然成了大新聞，然後，其他專家再以訛傳訛，以此作為自己論點的權威論據發論。
第三，就是鄒恆甫所批評的：人格分裂。一邊罵權貴，一邊當權貴——一邊在銀行當獨立董事，一邊給銀行當傳聲筒；一邊批評壟斷體制，一邊在壟斷行業拿高薪。「罵權貴」是樹立輿論形象，「當權貴」可以拿到現實利益。這樣的人格分裂使經濟學界成了一個沒有了是非的利益場。經濟學家的身份不過是一個攀附權貴、有資格混入利益圈、成為既得利益者的敲門磚和入場券。喊幾句口號，造幾個熱點，鍍一些金，不過是提高身價的籌碼。
「人格分裂」還算好的，起碼說明還有一些羞恥心，知道掩飾和偽裝，有些人乾脆「公然裸奔」。可怕的是，這種趨炎附勢已然成為一種風氣，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悶聲大發財，以致失去了自我反思和淨化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