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運動五十五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於六月十日在香港城市大學舉行。這次會議由香港五七學社、香港法國文化中心、香港城市大學聯合主辦，與會者近百人，有來自中國大陸的，有香港的，有日本、美國、澳洲、紐西蘭的右派和右派後代，以及研究學者。香港五七學社成立於二零零七年，即整風反右運動五十週年之際。主要成員是居住在香港的當年右派份子、右派二代，甚至三代，以及研究學者。五七學社是鬆散的學術團體，大約有二十人，其中一半當年是右派。
五七學社總幹事武宜三接受亞洲週刊採訪時說：「這個會其實應該在北京、上海或者廣州舉辦，應由中央統戰部或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來主辦，把全中國健在的右派一代老人、右派二代、右派三代的代表都請來。但現在卻沒這麽做。」
武宜三認為，當下有一個錯誤概念必須糾正，即「右派已經平反」，很多右派份子本人也常常這麽說：「我平反了。」其實，右派份子只是被「糾正」、被「改正」，被「糾正」、「改正」的意思，是說你本來不是右派，錯劃了，現在讓你恢復當年待遇、級別，如果曾經是黨員、團員，被開除了的，現在恢復你黨員、團員的資格，但沒有賠償。你一九五七年時是科員、工資六十元人民幣，一九七九年改正了，你還是科員，你的工資還是六十元，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九年被扣掉的二十多年工資，就沒有補發給你。
當年右派、香港五七學社高級研究員陳愉林接受採訪時說，為了催生和發展中國民主政制，執政者本應進一步對右派份子徹底平反、公開道歉、作出經濟賠償或撫恤，給予公正的評價和宣揚。可是，執政者卻迴避，把反右運動列為禁區，甚至繼續打擊和迫害敢於要求徹底平反的倖存者及其後代。
至於右派要求國家賠償，被一些人視為「不可能」和「不現實」。其實，國家賠償並非沒有可行性。早在一九八二年，習仲勳、彭真和聶榮臻等元老就提出，要設立中央、地方二級「文革賠償基金」，對被迫害致死者及非正常死亡者進行賠償。賠償金分為三檔：五萬元、二萬元、五千元。基金從兩個方面調撥：國家災難特撥款、地方政府稅收款和中央、省級組織部的黨費；「政治上平反後，必須從經濟上作出賠償，二者合一才是法律上的終結」。
習仲勳等人的提議，得到陳雲、徐向前的表態支持。但該提議在中央政治局討論時被否決，理由是：對文革的政治結論已作出，冤案基本已平反；如果再作經濟賠償，這筆費用預估為一百二十億至一百四十億元，國家很難承受，文革後對三十八萬被定性為敵我矛盾的幹部，平反後補發工資、福利已達四十二億四千萬元。由此可見，國家賠償並非「天方夜譚」，而有現成的先例與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