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天安門。圖片來源：AFP
1989年6月4日，當中國人民解放軍湧入城市、結束學生領導的遊行示威時，我正在北京。解放軍使用坦克和自動武器殺害了許多人。從此以後這件事便留存在我心裏。像許多外國記者一樣，在以後的日子裡，我將每年的6月4日作為一個紀念日，紀念人們如何銘記那終結了幾週的騷亂、大規模抗議和高層政治鬧劇的流血落幕，如何以微妙的方式尋求公開地紀念那些事件，以及政府如何直接地阻止紀念。
在1996年，我開始發現六四事件的紀念不再是強制的。我在北京大學採訪了一個同學，她曾是1989抗議活動的核心人物，和她的交談改變了我的想法。「我們有其他的事情操心，我需要集中注意力學習，還要考慮七年後我會在哪裡，而不是七年前發生的事情。」她說。
從那時起，紀念的方式和途徑普遍地少了些擔憂與緊張。1999年和2009年十週年的紀念日吸引了更多的注意力，在香港總會以守夜的方式紀念。當然，大陸活動分子組成的一個不間斷的核心小組為了紀念、責任與賠償，也堅持在壓迫下進行運動。其中最重要的是「天安門母親」，她們是由1989年鎮壓中受傷或者被殺學生的親屬組成的。
但是令人驚訝的是，抹煞1989年的官方紀念活動已經成功。通過他們對媒體和教育資源幾乎壟斷的控制，以及他們對那些挑戰關於歷史事件官方版本的人的恐嚇與打壓，政府已經讓故事褪去，比時間前進的速度更快。根據我目前的判斷，強行遺忘將是痛苦的。
然而今年的紀念日表明，宣傳部長沒有成功使六四事件完全消失。儘管今年不是引人注目的十週年，23週年紀念日卻在六四的相關新聞和紀念上有所上升。香港守夜吸引了數千人，在大陸的一些城市，試圖紀念逝者的小型紀念活動也在增加（被迅速解散）。
鑒於前幾天的週年紀念，網速由於過濾和監控的加強而變慢。不僅天安門廣場，很多更遠的地方都部署有大量警察。在我週日開車從天津回北京的途中，經過了兩個警察檢查站。我也在週一看到警察緊張地在圍觀街頭藝人的人群周圍看守——離天安門15公里遠。
奇怪的是，官方於昨日（指6月4日）屏蔽了對於「上海綜合指數」這一術語的搜索。此事發生時，中國的主要股票交易指數當日下跌了64.89點。這一數字的於1989年6月4號（即「6/4/89」）的怪異聯繫如果不是一個極其聰明的隱秘的紀念活動，則無疑是一個偶然的巧合。那些認為這是一個惡作劇的人指出，當天開盤指數是2346.98，一個幾乎不可能的所有當天最敏感數字的結合。
沈重的是，「天安門母親」於五月下旬宣告，組織中一位73歲的名叫亞偉林（音）的男性，在地下車庫上吊自殺了。他在絕望中死去，他22歲大的兒子亞愛國（音）在1989年被殺害，但一直沒有得到死亡賠償。據該組織消息，亞偉林是一名在健康時便退休的公務員，他「用如此決絕的方式結束生命，來抗議政府的暴行」。
6月1日，一位曾在1989年「學潮」中掌權的重要官員，公布了他對於這一事件的重新定性。陳希同當時是北京市市長，和其他人一樣，他成為官方爭論的代言人：抗議是被少數國外支持的「黑手」操縱的反革命陰謀；政府的反應是正確和必須的。
陳希同在1995年在一件巨大的腐敗醜聞中失去權力，與1989年天安門事件無關。他在香港出版的新書中說到，六四事件是一個可以也應該避免的悲劇。然而他承認，事情處理不當，在決策過程中他無能無力。暴力過後不到一個月，他成為大聲宣讀政府報告的人。在新出版的採訪中他堅持說，聲明中的每一個字——事實上每一個標點符號——都是別人寫的，他沒有選擇，只能宣讀。
對於今年有些過於敏感六四紀念儀式的解釋，很可能與精英階層的政治分歧有關。從陳希同對外展示的採訪中可以看出，他現在出現，是為了證實當時發生的很明顯的事情：北京街頭的暴行和權力鬥爭有關。六四運動，陳希同說，「它來源於頂層內部權力的爭奪，並且導致了任何人都不想看到的悲劇。」
至於今天，陳希同指出，最高領導人對1989年歷史的決定仍在繼續。他對過程的陳述高度利己，而且無法證實。即使如此，此類的暗示對於他現在的同事來說極其不受歡迎。今年年底，中國正在準備十年一次的領導人交接，這隻船已經因為薄熙來的名譽掃地而搖擺。薄熙來曾是成為新一屆領導人一員的有力競爭者，但是現在他卻處於政治和法律的邊緣地帶，他的妻子因為謀殺而被起訴，他的前任副手在絕望中衝進美國領事館而涉嫌叛國。
關於天安門歷史事件的進一步的內部鬥爭，將可能會成為領導層想要克服的最後一個問題。但是如果陳希同的話是真的，他們遲早如此。陳預測，在政府撤銷關於1989年信息的密級前，這僅僅是時間問題，撤銷密級也對不同領導人扮演的角色提供了一個更清晰的描述。用他的話說，「不公平和不公正的事情總有一天會被平反。」
原文：《經濟學人》Tiananmen after 23 years: Unfair and unjust Things
作者：T.P.
發表：2012年6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