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日本差距很大：日本自危團結中國自大散漫
日本與中國的民族性格
——相別天壤的環境造就相差天壤的人
——日本自危而團結、中國自大而散漫
關於中華民族的性格中好的一面，我在這兒基本不說，我們主要針對壞的，讚歌一天聽得我頭疼欲裂，我想大家也是。
當然、狠批是為了進步，而我們這個民族在更多的時候讓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一、自然環境與民族性格。
看一個人的性格，必須要看其生長的環境、成長的歷程，當然，先天因素對於性格形成也會起一定作用，但是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環境與人生歷程改變人是客觀的。
一個民族更是如此。
比如中國，地大物博、優越的自然環境使得中華民族在肥沃廣大的土地上長期從事以農耕為主、以家庭為單元的自給自足經濟生活。
正是長期的這種經濟生活，使得中華民族形成了各自為陣的自由與散亂性格——人們由於各自物質生活的孤立與生活實況的迥異，所以人們之間關於生活與社會的觀念主觀性極強、很難統一，也由於家戶之間封閉的經濟生活，所以社會的合作極難進行。長此以往，這些就鐫刻於骨子裡了。
與中華民族完全相反的是日本：日本是一個海島國家，孤零零地漂浮於蒼茫的大海之上，加上日本的土地貧瘠、自然資源匱乏，所以他們不可能過像中華民族那樣安閑的自給自足生活，相反，他們在長期艱難的環境下，必須高度協作才能在這片猶如一葉孤舟的貧瘠的海島上生活下去，自危成了揮之不去的夢魘。
自然環境與民族歷程決定中華民族與日本民族完全相反的民族性格：
中華民族的本性喜歡各自為陣、日本民族的必須則高度協作，自由閑散鐫刻在中華民族的骨子裡，而深刻的自危意識導致的集體協作精神則鐫刻在日本人的骨子裡。
中華民族應該是這個星球上最喜歡個人自由、從而散漫的民族，而日本民族則是這個星球上最善於協作的民族。
這兩個民族都擁有極強的承受能力：中華民族主要為了個人自由與家庭幸福而承受著來自官商的壓力，而日本民族則為了集體與國家、民族利益承受著來自自然環境的壓力。
你千萬不要以為中國人的承受力不如日本人，在中國你要生活下去，最主要的是要應付來自他人的若有若無而實則極其強大的攻擊力量，這個力量其實比來自自然的力量讓人難以預防、難以迎戰的多得多，在這種綜合力量中打拚起來的人，那基本達到了百毒不侵的金剛不壞之境，而更多的人則被折磨得棱角盡失······中國人似乎天生喜歡被官商虐待、被體制壓制，但是對於身邊的人寸步不讓、睚齒必報，還喜歡欺侮弱小——其根源是自己被別人欺壓的心態的轉嫁——就猶如阿Q打不過、不敢打別人，但是在挨打之後會打身體和地位不如自己的可憐的王胡·····
你看看那些地溝油事件、毒奶粉事件，其實這些事情參與的人至少數千上萬人，但是沒有人檢舉，等到事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於是大家就都去表示極大的憤慨；我們身邊每天都上演著不公平、乃至於經常自己就在參與其中，但是也沒有人去管這些，一旦這些事情曝光，大家又都集體義憤填膺；身邊需要幫助的人太多，我們都不去幫助，但是看到曝光的需要幫助的，就會情緒激動並捐款·····你看中國人做事，往往會百思不得其解。
唉，這個國家。不愛來實際的，愛玩虛的；對於自己的要求極低，而對於別人的要求極高····面子比裡子重要、數據比實際主要。
正是這些虐根性，所以龐大而散亂的中國，經常被不強的外敵入侵，殘殺······如果這些虐根性不能改變，那政治體制改革（其實質不是民主政權框架的建構，而是全民從基本觀念上具備公德意識、公民意識——把大家的事情當事情、把大家的環境當家、把大家的規則當規則）就永遠不能切實展開，並且，中國還可能會被入侵和殘殺。
和中國人的盲目自大（其實是一種自卑）、自由散漫、不圖進取相比，日本人表現出的是極強的臥薪嘗膽、勵精圖治精神，實際上他們做的比中國承受方面的楷模——越王勾踐還要好——在民族整體落後於其他外敵的時候，他們可以進行數以百年的韜光養晦——對外極其謙遜地學習，恭順地討好乃至於諂媚。內部則在各自心知肚明、不言而喻的強大起來報仇雪恥的心理支撐下、以高度的協作，極力而高效地自強。
而一旦他們徹底強大起來，他們會讓原先自大的民族連本帶利償還——這點相對於中國來講，應該是切膚的——甲午海戰之後，日本集體向中國討要了半個世紀過去數百、上千年丟失的尊嚴，一直持續到二戰結束，而此前他們何嘗在中國面前談過尊嚴啊。
二、被壓制和外放
在更長的時間裡面，中華民族主要在自己家庭追求生活的自主，但是由於力量分散並很難統一，所以被地主與專權階層各個擊破——佔有他們的土地、剝奪他們的權力——在人身上奴役他們——但是中國人的心靈是世界上最難以征服的——他們骨子裡面是追求自由與自我的釋放的。
中國人對於自己反抗不了的官商會表現出極大的順從，但那絕對不是徹頭徹尾的忠於，他們無時無刻不在盤算著將來一旦自己擺脫這種狀況，就要怎麼報復····
於是，中華民族雖然在自己的封閉的物質生活之內追求家庭與個人的自由，但是卻經常過著多數人被少數人奴役的生活——這實在是一種令人驚異的現象，正是這種長期的精神追求與物質實際生活的巨大反差，導致了中華民族對於來自比自己強大力量逆來順受的本性，而對於國家與民族的大是大非、大災大難更是極度的漠然。
於此相反的是，中國人對於級別和自己差不多的人的壓制則毫不退縮。
大家在官商的壓制之下，只有實在生活不下去了，中國人才會逐漸聚集到一起反抗，然而既便如此，讓他們從心底真正形成合力，那是更加艱難的事情。
中國末代的造反領袖，需要做的最重要的兩件事情就是：
一、引導長期被地主與權貴壓抑的小農意識各自釋放。
二、有效地組織這外放的、立場與指向各自完全不同的小農意識，盡量形成一定合力。
通常情況下，失去節制，全面外放的小農意識會各自指向曾今壓制過自己的地主、商人、權貴，並有可能會延及一切壓制過自己的東西。
歷朝歷代的末世造反隊伍，比如秦末造反隊伍在項羽的率領之下衝進咸陽燒殺搶掠；西漢與東漢末年的造反隊伍衝進長安燒殺搶掠；唐末起義隊伍在全國的燒殺搶掠；明末李自成隊伍衝進北京的燒殺搶掠······
與中華民族長期被地主與其他財富兼併勢力、以及權貴階層長期壓制不同的是，日本民族則主要是長期被自然條件壓制。
中華民族的被壓制尚可通過大眾的起義而獲得暫時的解脫——並且即使被壓制也不是一直的高壓——中華民族總會在夾縫中求安。而日本對於自然環境造成的無法克服的壓迫感從來沒有消失過—— 一直在持續，在明治維新之前，他們基本沒有什麼辦法獲得解脫——日本民族的自危意識完全是自發的，程度比中華民族的要深刻的多，而時間上則一直在延續。
就壓制力量而言，壓制中華民族的力量主要是人，而壓制日本民族的主要是其自身的自然環境、物質生活基礎，所以，一旦中華民族與日本民族的壓制力量被解脫之後，被壓制的反力量的指向就會不同；此外，由於中華民族散亂無序的民族性格與日本民族高度集體協作的民族性格的不同，所以，雙方各自被壓制的心理被釋放之後的表現也就會出現極大的不同。
被壓制的中華民族在解脫壓制之後，會各自指向壓制過自己的具體的人，而日本人就會竭力改變一直限制自己的自然環境條件。
解脫之後的中華民族通常會陷入互相混戰、互相攻訐，而日本民族則會集中力量指向外界——通過集體的合力改變自己的生存際遇，當然，其早已被壓制為畸形的心態和擔心會導致對於外界的大屠殺······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經濟與科學在互相刺激中發展，政權也逐步民主化，全社會的人力、物力空前增長並被高度調動——形成了強大的合力，於是必然導致其全面而瘋狂的向外侵略——基本目的是改變自己的物質生活環境與際遇、連帶著大規模與殘忍的燒殺搶掠。
這種「變相外放」的合力，在二戰時期達到頂點，而在二戰之後，其消磨了攻擊的戾氣，再次轉向國內的高度協作與敬業，日本很快就成為世界上最為先進與發達的國家——在自然資源極度匱乏、國土極為跼促的自然基礎之上！
三、總結。
一個人在長期的被壓迫之後，會以相應的力量報復，極端的攻擊性的根源是曾今被極端地迫害與壓制。
一個民族也是這樣······
中國和日本有完全不同的自然環境，發展歷程，被完全不同的力量壓制，表現出完全不同的民族秉性。
換一個角度來看的話，這兩個民族都有被長期壓制而形成的「神經質」——日本比中國人程度要深。
而這種「神經質」被久壓之後的反抗與爆發，中國一般表現的比較散亂，而日本則高度集中；中國一般將矛頭指向國內的相互，而日本則集中指向國外。
中國人追求個人的自由，而日本則致力於擺脫民族與國家的困境。
要改變一個民族的秉性，先要改變其生活環境與生活方式。
而目前日本與中華民族的生活環境與生活方式都在改變——世界市場經濟一體化大勢已經形成，日本的經濟觸鬚伸向了全世界——他們不需要以前那麼自危了，但是其高度團結與敬業的民族秉性還會繼續很長時間才能逐漸消磨····中國也越來越參與到世界市場經濟一體化的生活環境與模式之中去，中國人的散亂與各自為陣的秉性也逐漸改變·····
世界最終會由於基本物質生活的融通，而走向民族文化、觀念、基本精神的大融通，各個國家與民族都應該面向那一目標而各自「舍棄糟粕、存其精華」——把相對於人來說，最為優秀和共通的秉性傳承下去····
可能人類社會本身就在做某種最為偉大的沉澱與淨化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