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則關於百來位著名作家分段抄寫《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消息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作家們手抄的《講話》將由作家出版社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百位文學藝術家手抄珍藏紀念冊》為題出版。據報導，有的抄寫者擔心自己的字寫得不好，拿不出手。就算字寫得再好，抄寫的酬勞也不過區區1000元，因此，他們的手跡應該還算不上「墨寶」，抄寫也不是為了酬勞。那麼他們為什麼要參與這件事情呢？
作家們是愛榮譽的人，能夠被選中並邀請來抄寫《講話》，無疑是被肯定為中國最重要，最傑出的文藝界人士，甚至是文化領袖。這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榮譽觀，是因躋身於一群名人中而得到光榮的那種榮譽。
對於文化人來說，榮譽向來是一種基本的價值觀，是一個「人格覺醒」的結果。歷史學家布克哈特（Jacob Burkhardt）把形成文化人特殊的榮譽觀追溯到文藝復興時代，「在十三世紀，義大利開始充滿具有個性的人物；施加以人類人格上的符咒被解除了；上千的人物各自以其特別的形態和服裝出現在人們面前」。「多才多藝的人」和「完全的人」成為新的人格理想，而榮譽正是這樣一種新人格的外化：「和這種個人的內部發展相適應的是一種新的外部榮譽——近代形式的榮譽」。
這種「人格覺醒」榮譽觀顯然不是《講話》所鼓勵的，《講話》要求「文藝服從於政治」，至於政治是什麼，如何服從政治，則是由手握政治權力的人說了算的。即使那些參加抄寫《講話》的文化人士，也不見得個個都贊同這種文化服從政治的主張。對於他們來說，他們參加的並不是一件表達自己真實主張的事情，而是一件與表達真實主張無關，或者根本就有所違背的事情。對他們來說，這不過是逢場作戲的犬儒行為而已。
確實會有人是因為贊成和支持《講話》的主張而參加了抄寫。然而，抄寫並不是一種表達贊成和支持《講話》的理性方式。參加抄寫只是一種象徵性行為，而不是公共說理方式。參加抄寫的都是文化精英，又都是公共人物，他們如果有什麼主張要向公眾，包括一般文藝人士和知識份子進行倡導，理應向他們說明為什麼自己持有這樣的主張。即使在「文革」那樣蠻不講理的時代，每逢紀念《講話》發表，文藝界的頭面人士也會談一些自己的心得體會，那多少也算是一種對《講話》文本有實質理解的表示。
今天參加抄寫《講話》的文化精英，他們無須對文本有任何實質理解（哪怕是裝作有所理解），而他們所作的是對《講話》象徵性表態和支持，既無表態的實質內容，也無支持的確實理由，與一般群眾的拍手、歡呼沒有什麼不同。
任何出版物，包括這個《手抄珍藏紀念冊》都是公共讀品，都是用來影響公眾的。象徵性的表態支持是一種宣傳式的暗示誘導，不是用理性話語引導公眾的方式。《手抄珍藏紀念冊》就好像是百來位文化名人站在一起，各人手持一冊《講話》，一語不發，以此形成一種暗示性的「大家贊同」的象徵。他們有責任分別向讀者說明自己為什麼贊同《講話》，但他們並沒有這麼做。
真誠地贊同《講話》精神，這本身並沒有什麼錯，問題是贊同者有責任向社會說明自己贊同的道理是什麼。否則，贊同就不過是一種空洞的姿態，一種政治正確的表態象徵。它同時利用「名人效應」與「人多勢眾」，誘導別人有樣學樣、人云亦云的非理性模仿。這種暗示性提示的影響依賴於一個消極被動、不善思考，更不善辭令的群眾群體。暗示性提示對這樣的群眾可能是有效的，但卻是有害的，它不但不能開啟民智，反而使得民眾更加依賴於外來的非理性心理誘導，變得更加愚昧。即使用於心理治療，真實目的曖昧的心理暗示也是違反職業倫理的。
當然，並不是所有受邀抄書的作家都欣然從命的，可惜我們無從知道他們的姓名。媒體似乎只關心那些抄了書的，這就又可能造成一種假象，那就是，那些願意以抄寫的方式為《講話》站臺的，他們比拒絕抄書的更值得關注，更值得公眾的尊敬，他們才配得上作家和文藝家頭上的榮譽光環。
作家，尤其是那些著名的作家，是公共人物。他們的責任不只是寫小說、寫詩，他們應該是有社會責任的人，其中就包括幫助民眾深化對重大問題的認識，並就此積累新的知識。參加抄寫《講話》的作家們，他們或許以為，單單抄寫《講話》就已經是在儘自己的社會責任。其實不然，因為無論是逢場作戲也好，象徵性表態也罷，單純抄寫《講話》都還不是公共說理，也都無助於對文藝與政治關係的認識深化和新知識積累。他們抄書比和尚唸經還不如，和尚唸經至少還要下記憶的功夫，而他們的所做的只是「抄寫」：和尚唸經還得念全了，而他們每個人只是抄寫170來個字的片段！
凡是政治正確的，未必都是值得跟風或表態支持的，一窩蜂的表態中鮮有獨立思考的可能，驅使這種表態的只不過是一種習慣成自然的條件反射。這種一窩蜂的恥辱是個人的，更是群體的。「文革」結束已經36年，這樣的「文革」教訓卻至今沒有被人們認真汲取。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出版社編輯，只是輕輕揮舞了一下政治正確的指揮棒，就居然能如此便利地讓這麼多文化精英沒頭沒腦地翩翩起舞，更何況當年偉大領袖的無上權威？與其詛咒黑暗，不如點起一支明燭。知識精英的集體理性思考退化，又該到哪裡去尋找真正的原因？如果連他們也無意去尋找真正的原因，中國的文化狀態又怎麼能不令人擔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