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前後，由於錯誤的經濟政策，數以千萬計的民眾在飢荒中死亡。新華社退休記者、《炎黃春秋》副社長楊繼繩4年前出版了《墓碑》一書，詳細記錄了這段歷史。如今，這本書的德譯版面世。
大躍進的荒唐
楊繼繩本人對那場飢荒記憶猶新。1959年，青年時代的他見證了他的父親因飢餓而去世，成為了大躍進的犧牲品。楊繼繩說：「我在中學裡，正在辦牆報，歌頌大躍進。我們村裡的小朋友找我說，‘你父親不行了’。」
楊繼繩的父親最終沒能挺過去，這段無以果腹、見什麼就吃的經歷也一直深深地刻留在他的記憶中。極端情況下，甚至有人啃食別人的屍體：「其他渠道都沒有了，吃人是最後的辦法了。糧食沒了，樹皮草根都沒了，河裡的魚當然是沒有了，很腥的河蚌都有人吃，樹皮都剝了，還有人撿起牲口的糞便吃。觀音土完全沒有營養，也有人吃得肚子撐死。」
大躍進造成的悲劇主要都發生在農村。這也是造成至今影像及文字資料欠缺的一大原因。當時，毛澤東想用短短數年時間大干快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使得以農業為主的中國迅速工業化。農民們被發動起來進行大煉鋼鐵等活動，極大地破壞了農業生產。與此同時，遞交到上級機關的文件卻報告大豐收，並導致對農村大量徵糧。
農民的任何反抗都遭到強力壓制，而在土高爐中，煉出的都只是百無一用的鐵疙瘩，送進土高爐的卻是鐵鍋釘耙鋤頭等生活和生產工具。耕地為生的農民被調去大煉鋼鐵，楊繼繩說，這種瘋狂帶來了災難性後果：
「作為第一把手，他(毛澤東)是應該負責任的。但嚴格來說，僅僅讓毛澤東負責，還是太膚淺了。整個集體，包括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都有責任。也就是說，當時領導集體都有責任。而根本就是制度問題。制度一旦出現錯誤，就很難改正。這個制度缺乏糾偏機制。」
楊繼繩在《墓碑》一書中，詳細記錄了飢荒之慘烈與人禍之無情。為編撰此書，楊繼繩花了多年時間檢索資料。作為退休的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以調查農村經濟發展為藉口，查閱了各省的機關檔案，與大量證人進行了對話。官方歷史至今對大躍進半遮半掩，生怕批評過度動搖政權根基。楊繼繩說：「我們國家現在還不能面對歷史。所以我現在還有風險，還受到壓力。越是有壓力，越需要把真話講出來。」
中國政府這兩年對待歷史已經持「謹慎的開放態度」。楊繼繩的這本書四年前雖然只能在香港出版，但他個人卻至今沒有受到過多的政治壓力。網際網路上前些日子也相當公開地討論了大躍進期間的死亡人數。北京的一名記錄片製片人最近更是開始拍攝親歷者訪談。楊繼繩說，保存歷史記憶具有很大的意義，正因此，他將書名定為「墓碑」：
「‘墓碑’有幾層意思，第一層是給我父親立的墓碑，第二層是為3600萬餓死的中國老百姓立碑，第三，為造成餓死人的極權制度立下一個墓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