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演講的題目是《啟動中國新一輪的經濟改革》。 談到這個話題，要從問題、目標和政策工具組合三個方面展開。
「下輪改革要把財稅價啟動起來」
我想先談談問題。 當然，中國的問題應該是個政治經濟學的問題，特別是十八大臨近，要考慮的不光是經濟問題，還要考慮社會問題和其他問題。
今天重點講的，還是經濟問題：第一個問題——中等收入陷阱，這點就不解釋了，中國並未顯示出越過它的能力，實際越過它的國家也不是很多。 第二，是劉易斯拐點的問題，農民的工資在提高。 再就是人口老化、 人口紅利問題，這也是有爭議的。 看看60歲、65歲以上人口的比率，看看贍養率，就會看出拐點可以爭論，但趨勢是毋庸爭論的，這是一個未富先老的問題。
還有兩個因素：
一個是外部需求，出口在急劇下滑，今年可能是低於兩位數的出口增長。 有很多人認為，可能還是跟美國緩慢復甦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有關。 在我看來，它後面是一個結構性問題，是一個長期的問題。
另一個因素——眼下，要素價格是被管制的，是低估的，比如匯率、利率，這是指資本價格。 工業用地、勞動力、能源，這些價格也是要發生變化的，不可能長期維持一個扭曲的價格體系。
這樣看來，從經濟上看，有這麼幾個因素髮生變化了。 從社會上看，環境代價大家都熟悉了，還有一些腐敗現象、社會分配不公的問題。 結論就是，我認為是到了一個拐點，經濟增長的原有模式到了一個拐點，需要進行新一輪的改革。
改革開放30多年了，應該總結一下改革經驗：
一個就是，凝聚市場機制導向的共識，是推動改革的思想基礎，我們需要有思想基礎。 我們要有一個改革的邏輯和有邏輯的改革。 這個邏輯就是市場機制的建立。 如果邏輯混亂了，故事講不清楚了，就會缺乏改革的共識。
第二，大家爭論比較多的是增長模式，有人講依靠消費、內需，有的說政府要主導經濟，還有的說政府應該做的是提供公共產品，這也需要形成共識。
第三，我們經常講頂層設計。 回顧30多年的改革，實際是一個基層創新和頂層創新的互動，市場和政策的相互回應。 我很贊同頂層設計，像一些財稅價問題，必須有頂層設計。 需要提醒的是，不應該忘記基層的創新，還是應該相信市場的力量。
另外，就是結構問題、週期問題的相互關係，或說所謂中國經濟的「三元悖論」——就業、通脹和結構調整。 長期以來，中國在就業和通脹之間擺動，結構調整總是被放在後面。
現在有人用很多詞，比如「國家資本主義」，我認為不太準確。 還有人用「權貴資本主義」，學術上也沒有這個詞，英文中也沒這個詞。 我想，不管怎麼說，東亞模式也不完全一樣，需要從學術上重新描述中國是什麼樣的模式。 現在是不是需要考慮政府「嵌入」市場的代價？ (編註：所謂「嵌入」，英文名為embeddedness，原本是社會學名詞。)
政府的重點職能改變，第一是要從主導經濟，變成向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包括有形的無形的產品。 第二是轉向宏觀層面的調控。 第三是對市場的期待、補充和修正。
再把這個問題具體化一點，政府的職能轉型是比較大的題目，我想可以集中在財、稅、價這三個方面。 「財」主要指財政，「稅」大家都熟悉了，「價」主要指要素價格。 財稅價是公共資源配置和公共經濟政策運用的一個集中表現，可用於衡量一個制度是市場制度還是非市場制度，或者准市場制度。 個人認為，下輪改革要把財稅價啟動起來，這樣比較容易見效，也比較容易被接受。
未來五年改革應定七個目標
講完問題，第二來講目標。
我想用兩句話概括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中國崛起：第一是總量大但品質不高，第二是增長速度快但結構失衡。 我就不展開講了。 列了未來五年的七個改革目標，有的也是初步的一些看法，不一定成熟：
第一是經濟從高速增長平穩回落到常態，五年內將經濟增速逐步降低到7%，是平均降到7%，一下子降到7%也是不行的。
第二個目標是國際收支平衡。 中國經濟有失衡的問題，全球經濟也有失衡的問題。 這次金融風暴是全球經濟失衡的一個表現。 簡單說，就是對全球化紅利的透支。 全球化應該是一個大的方向，全球化還要繼續下去。 但是如果你走得太偏了，走得太快了，忘記了一個經濟體內部的國際收支平衡和就業這些問題的話，可能就會使全球化緩下來，甚至停下來。 美國提出來一個觀點，經常項下的順差不能超過GDP的4%。 當然這個觀點沒有取得共識。 我提的指標，是在五年內中國順差佔GDP的比例，從2.8%降到2.5%。
第三是內需和消費，如果順差控制在GDP的2.5%的話，意味著過度依賴出口的現象，已經發生了大變化，內需必然成為GDP的主要支撐。 內需中，投資和消費是一對很重要的關係。 我們講內需，既講投資也講消費，但更強調消費，特別是家庭消費，不是政府消費，不是企業消費。 長期以來，投資佔到GDP的逾50%，帶來債務堆積、資產泡沫這些問題。 消費則是一個緩慢提高的過程。 消費的增速和GDP的增速，相關的關係口徑不一樣，還要做一些更為細緻的分析。 消費增長緩慢，也跟收入分配不太合理、就業情況、儲蓄率偏高有關。 這一系列問題都可以通過改革慢慢改善，使得消費佔GDP的比例達到50%。 這是比較艱鉅的目標，我認為還是有希望達到的。
第四是服務業。 現在服務業產出佔GDP比重是43%，這一比例比中等收入國家還要低。 「十二五」規劃定的是47%，差不多每年增長一個百分點。 我認為，經過努力，服務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達到50%，是完全可以實現的。
第五是提高勞動生產率。 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計量模型，涉及資本、土地、勞動力，除此之外還應該有技術因素，需要十年左右的時間看。 單說技術因素，有的是通過創新產生的，有的通過經驗積累，有的是設備買進來的，設備更新換代了，就帶來技術了。 所以，統計比較複雜。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經濟學家的結論都認為，中國無論是跟發達國家比，還是跟同類收入水準的國家比，全球勞動貢獻率是比較低的，能不能提高一下百分比，這是需要進一步做工作的。
第六是發展綠色經濟。 碳排放還是有爭論，還沒有取得共識。 碳排放是和消耗相關的，跟污染也有關係，是不是造成氣候問題是科學家在爭論，我們也不必太較這個真。 反正碳排放少一點，必然消耗少一點，能源消耗也少，材料消耗也少，空氣會好一點。 現在說中國碳排放的峰值2035-2045年期間達到，然後就下滑了。 計算得不是非常權威。 如果按最壞情況，比如到2045年才達到峰值，那時全世界50%的碳會是中國排放的。 我們希望把峰值提前，是不是提前五年，可以再討論。
第七是收入分配改革。 就不舉數字了，有個基尼係數，大家很熟悉了。 官方並沒有公布中國的基尼係數，國家統計局把城市和農村分開統計兩組基尼係數。 因為城市可以按照家庭收入來算，農村是叫可支配收入，這兩者不大可比，結果是城市和農村的貧富差距都不是很大。 國外的估計非常高，說中國的基尼係數可能是0.45到0.54，我個人看法可能不到0.50。 (編註：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2011年中國農村居民的基尼係數為0.3897。國家統計局從2000年起一直在發布農村居民的基尼係數，但城鎮居民的基尼係數卻沒有發布。對此，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此前曾解釋說，靠現在的城鎮住戶調查計算出來的城鎮居民的基尼係數偏低，主要是高收入階層居民難以獲取真實的收入資訊，所以這項數據沒有發布。一般情況下，基尼係數處於0和1之間，若低於0.2表示收入絕對平均，0.4至0.5表示收入差距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懸殊。)
「需要一個概念：國家資產負債表」
下面再對兩個約束條件做一些定量分析。
總體來講，結構調整和就業通脹，短期內是互為代價的，調結構可能會影響就業或者影響通脹。 長期來講是相關的因素。 失衡的結構是不可持續的，而且會使失業通脹變成一個內生的結構性問題。 如果不做調整，可能用一些行政手段，暫時地把通脹、就業壓一壓，但它就是在那兒存在著的。 這是第一個約束條件。
失業率現在有兩個指標，一個是登記失業率，一個是調查失業率。 農民工就業狀況也有很大的水分，有15%的農民工被計算為「城鎮化」，實際這部分人流動是很大的，並不是一個穩定的就業。 經濟放緩、增速慢慢回落的話，也要對失業率有一個容忍度，需要加強社保。 轉型成功，最終是有好處的，我給的失業率指標是4.5%~5.5%。
通脹近幾年可能不會太高，全球經濟都比較蕭條。 不過，長期貨幣投放量比較大，導致的流動性問題並沒有消失，會變成一個中期現象，隨時可能觸發通脹。 現在大家都說貸款很緊張，但貨幣很寬，只是由於企業、銀行對經濟不是十分看好，銀行不願意貸款，企業不願意投資。 通貨膨脹最根本的還是在於貨幣的問題。
農民工的工資進入增長的軌道，可能還有一個延續。 大宗商品的價格雖然受到經濟影響，但其一旦上升就會有很長的週期，最主要的問題，是中國和其他的新興經濟體增長太快，供給不上，而新礦山開發開採的週期非常長，所以會有一個很長的週期。 勞動力成本和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加上糧食問題，通貨膨脹還是應該被視作一個問題，我想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定到百分之三點多可能偏困難。 加上改革因素，如果把要素價格放開，也會推升PPI(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我定的指標是CPI增速在4%。
第二個約束條件，財政和金融。 在推動新一輪改革的時候必須保持良好的財政狀況。 如果財政出了大問題，改革就會「夭折」。 另外，就是要有一個比較穩健的、健康的金融系統。 如果金融系統出了問題的話，改革也很難往下進行。
現在，財政狀況看上去還是比較好的。 至於金融，銀行業不被市場青睞、不看好，是有其他原因的。 從資產負債表來講，無論是財政還是銀行系統，都不錯。
可我們不能喪失警惕，如果看更長時間，目前財政承諾的很多支出都會制度化，收入也會高比例增長。 財政主要有兩個指標，一個是赤字，一個是公共債務——公共債務佔GDP的比重。 現在公共債務佔GDP的比例，如果光算中央是17%，把地方再加進去一共是42.3%。 可能還應該算一些東西，我們沒有算，比如國有企業的債務。 這需要一個國家資產負債表的概念。 我想，這一指標可能要超過50%。
金融業主要是資本充足率和不良貸款率。 我想不良貸款率控制在2.5%還是可以的，因為銀行還是有增長的。
當然，除了上述兩個約束條件，還有更複雜的關係——七項目標也有相關關係，滿足了其中一項目標，對另外的目標可能產生正面的或負面的影響，這需要比較複雜的模型來做一些測算。
我們要達到這些目標，把目標的約束條件講了，目標約束條件的定量分析也做過了，再回到財稅價格上來。
關於財政，簡單講講。 一個是中央、地方兩級財政的收入和支出、稅種和比例要重新調整。 1994年財政改革，稅制改革是解決了一個收入問題，把稅種分開了。 支出也要做相應的調整，哪些應該屬於中央支出，哪些屬於地方支出，這也是一個大問題。 第二，財政支出中，公共產品佔多少，或者民生的比例是多少，國際上沒有這個定義。 假設把民生定義為社保、醫保、教育、廉租房，我統計了一下，現在這個指標是30%，在啟動廉租房以前還不到30%。 但是一般的水準都是40%以上。 地方政府的債券市場，分為公共財政收入和基金收入，各種收入也沒有規範，非常龐大。 對國企也要充分界定，在國家資產負債表當中，國企是財政物化的，或者貨幣化的一個資產盈餘。
稅收，服務業是試點營業稅和增值稅改革。 還有一些稅可能要逐步加上去，比如社保稅、碳排放稅。 另外講宏觀稅率、宏觀稅負，每個人的各種稅費總量和GDP的比，現在是35%，跟我們同等水準的國家是25%。 還可能有一些結構性的減稅。
要素價格，剛才講的匯率和利率市場化，還有能源、土地、勞動力，這些都是需要改革的。 市場經濟第一條，就是把價格搞對，當然還有一個產權問題。 (編註：據FT中文網報導，秦曉昨天提到，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存在著體制內外的高度共識，但遺留了兩個問題，一是學習政府主導經濟的「東亞模式」形成了路徑依賴，二是難以解決產權問題。「現在這兩個問題仍在意識形態和現實層面困擾著我們，應該從中國現實出發解決這兩個難題。」)
結論：把一些問題、目標、手段做了一些分析，當然還需要做進一步論證。 我今天先講這些。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