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反右鬥爭擴大化，圖為遊行隊伍中的「反右派」標語（資料圖片/看中國配圖）
中國大陸在1957年和1958年共劃右派552973人，1978年後絕大多數人給以「改正」，但是有96人「不予改正」，其中包括曾積極支持中共推翻中華民國政府的中央級「右派」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5人。他們被打成右派後，均受到嚴厲批判，鋪天蓋地的揭發、批判與控訴接踵而至。
據《快樂老人報》和其它相關資料，抗日戰爭勝利後，曾任中國民主同盟組織部長的章伯鈞在政治上堅持與中共保持一致，抨擊蔣介石和國民黨，並積極參加並配合中共推翻合法的中華民國政府。1949年後，章伯鈞曾任全國政協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政務委員，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農工民主黨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部長，交通部部長，《光明日報》社社長。
1957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發出了整風運動的指示，並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參加運動，幫助整風。章伯鈞在「大鳴大放」中提出批評共產黨的政治見解，建議實行「兩院制」，被《人民日報》指為要搞「政治設計院」，被毛澤東打成中國頭號資產階級「右派份子」。章伯鈞的社會職務基本上被撤銷了，只保留了全國政協委員這一項。他的名字漸漸被人們淡忘。「文化大革命」中，全家遭受迫害。1969年，章伯鈞病逝於北京，終年74歲。章伯鈞的次女章詒和，就是著名作家、《往事並不如煙》的作者。
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長羅隆基自1920年代起就反對並抨擊蔣介石和國民黨統治。抗日戰爭勝利後，羅隆基在重慶、南京和上海期間，與周恩來、董必武等中共領導人來往甚密，和中共密切合作，配合中共推翻蔣介石領導的合法中華民國政府。1949年後，羅隆基出任中共全國政協常委、中央森林工業部部長、民盟中央副主席。他建議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一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不但要檢查過去的「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失誤偏差，還要公開鼓勵大家有什麼冤枉委屈都來申訴。他的這個發言後來被中共認為是中國右派的三大反動理論之一。
原本羅隆基不肯低頭，發誓「把自己的骨頭燒成灰也找不到反社會主義」。但是，持續的批鬥使心力交瘁、氣血兩空的羅隆基終於低下了高昂的頭，他承認自己「企圖把民主同盟造成一個大黨，同共產黨分庭抗禮」。羅隆基是於1965年因害心臟病突然去世的。據說，他白天還給相好的女人打過電話，晚上又請別人吃飯，夜裡老病突然發作，想叫人來救助，伸手去按床頭的小鈴，只差半尺的距離，就斷了氣。
曾任民盟中央委員、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員的彭文應思想左傾，同情和支持中國共產黨，曾資助過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周恩來。
彭文應被打成右派的主要言論包括「學習蘇聯不一定好，學習美國不一定壞」等。被打成右派遭批判之初，彭的病妻鄧世琳就受驚嚇身亡。1958年4月，彭文應被撤銷一切職務，並取消原有的工資津貼，生活陷入困境。然而，彭文應拒不認錯。1961年12月，彭文應的次子彭志平在極度苦悶和壓抑下，服安眠藥自殺。1962年12月15日，彭文應因心包炎敗血症病逝，終年58歲，至死沒說一句認罪的話。臨終前曾寫致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萬言書，建議在全國範圍內結束反右鬥爭，團結起來建設社會主義。「文革」時期，彭及妻、子之墓被紅衛兵掘開一掃而光。
儲安平是民國時期的著名評論家，曾經猛烈抨擊蔣介石和國民黨。1949年後，儲安平任《光明日報》社總編、九三學社宣傳部副部長等職。1957年，因發表《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的講話，說「這幾年黨群關係不好」，「關鍵在‘黨天下’這個思想問題上」，被毛澤東點名為右派，被作為典型打倒，其家人和諸多相關人士均受牽連。妻子與其離婚，同事紛紛「檢舉揭發」，儲安平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1957年7月，他不得不發表了《向人民投降》的發言。據他在檢討時的自述，在全國上下一片討伐聲中，他「膽戰心驚、坐臥不寧，惶惶不可終日.」。不久，儲安平先後被免去光明日報總編輯、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等職務，並被打成了「大右派份子」。「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儲安平又被揪出來。8月31日，遭受多次批鬥後的儲安平投河自殺未遂，被造反派看管起來。9月後，人們再也沒有看見他的身影。是自殺、被打死、出家……，至今仍無定論。
歷史學家、民盟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陳仁炳因《陳仁炳對共產黨整風方法有不同意見》被毛澤東點名。陳仁炳被打成章羅聯盟上海右派集團骨幹分子，在上海市人民代表會議上，受到進一步的揭發和批判。陳仁炳也在會上被迫交代了他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罪行，向人民低頭請罪。」
陳仁炳是這5名中央級未獲改正的右派當中唯一一個活著看到自己沒有被平反的人。這給晚年的陳仁炳帶來了難以言說的心靈上的打擊。他對「文革」期間他的家庭和他的家族遭受的苦難痛心萬分，他曾對友人稱自己是「還活著的真右派」。陳仁炳多次表示，他對有關方面既承認他解放前後「為人民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但又「不予改正」的現狀耿耿於懷。
1990年12月9日，陳仁炳81歲時在上海去世。
「反右運動」是中國共產黨建政後於1957年發起的第一場波及社會各階層的群眾性大型政治運動，給中共黨外、黨內大量人員確定了「右派」身份。對於反右運動，改革開放後，中共承認在執行過程中有「擴大化」問題，即「反右擴大化」。政府給大批「錯劃右派」者予以「糾正」，未被糾正的右派「維持原案，只摘帽子，不予改正，不予平反」。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發文「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份子的標準》的通知」，其中「右派份子」的標準，包括：
1，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城市和農村中的社會主義革命，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關於社會經濟的基本政策（如工業化、統購統銷等）；否定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堅持資本主義立場，宣揚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剝削。
2，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民主集中制。攻擊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擊肅清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否定「五大運動」的成就；反對對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改造；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幹部政策；要求用資產階級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會主義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3，反對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反對共產黨對於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的領導；以反對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為目的而惡意地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員、污蔑工農幹部和革命積極份子、污蔑共產黨的革命活動和組織原則。
4，以反對社會主義和反對共產黨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團結。煽動群眾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煽動工人和農民的分裂；煽動各民族之間的分裂；污蔑社會主義陣營，煽動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之間的分裂。
5，組織和積極參加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小集團；蓄謀推翻某一部門或者某一基層單位的共產黨的領導；煽動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政府的騷亂。
6，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份子出主意，拉關係，通情報，向他們報告革命組織的機密。
另有「極右份子」的標準：
1，右派活動中的野心家、為首分子、主謀分子和骨幹分子。
2，提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綱領性意見，並積極鼓吹這種意見的分子。
3，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特別惡劣、特別堅決的分子。
4，在歷史上一貫反共反人民，在這次右派進攻中又積極進行反動活動的分子。
簡言之，反對共產黨及其政策是右派，其中領導人物為極右份子。
與其它後來被中國共產黨自己否定的政治運動相比較，反右運動本身並未被中共視為錯誤，官方最終仍然保留了極少的右派份子。但中共承認執行過程中有「擴大化」問題，即「反右擴大化」：在具體執行中，尤其是在運動的後期，很多單位將標準簡單化，為下級單位指定右派份子的百分比，造成許多人被冤枉。「一個單位應有5%的人定位右派份子，甚至在只有 很少幾個知識份子的單位和沒有人鳴放的單位，這個指標也得完成。」
據1978年平反右派過程中的統計，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1958年的「反右補課」中，全中國抓出五十五萬名「右派」(分微右,中右與極右)。「估計有40萬到70萬知識份子失去職位，並下放到農村或工廠中勞動改造。」
在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畫勝利完成之後，正在反右運動中的中共領導人們認為在經濟計畫上也要克服「右傾」，即要相信群眾的力量，用比資本主義更快的速度建設社會主義。1958年中共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加上同年在農村迅速開始的人民公司和「大躍進」，合稱「三面紅旗」。全國的中心任務從反右轉移到了大躍進，反右運動逐漸停止。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元帥因為批評大躍進運動而受到批判，引發主要限於清洗軍隊中彭支持者的反右傾運動。
1957年的青島會以期間，毛澤東提出了處理右派的原則：一是「給他們一點事做，也不剝奪他們的公民權」；一是「要搞個勞動教養條例，除了少數知名人士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勞動教養」。鄧小平在7月23日書記處會議上提出，關於右派問題，「組織處理不忙，人大、政協、黨團都不忙處理，等人大改選再說」，「但要積極做準備工作，統戰、宣傳、組織部趕快研究，12月必須拿出方案。政協、人大，包括省市，11月拿出方案，統戰部負責」。7月26日國務院全體會議通過了《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並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核批准。8月4日《人民日報》公布了這個決定，同時發表社論解釋：「於這些壞分子，一般地用說服教育的辦法是無效的；採取簡單的懲罰措施也不行；在機關、團體、企業內部也決不能繼續留用；讓他們另行就業又沒人願意收留他們。因此，對於這些人，就需要有一個既能改造他們，又能保障其生活出路的妥善辦法。根據人民政府長期的研究和考慮，把他們收容起來，實行勞動教養，就是最適當的也是最好的辦法。」
1958年，中共中央對劃定的右派份子按照罪行的輕重作出六種處理，由重到輕依次為勞動教養、留用察看、撤職、降職降級、免於行政處分。被處以前兩類處罰的右派份子被迫離開原來的工作，到邊疆、農村、監獄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由於超負荷的勞動和不久之後到來的全國性的飢荒，這些被發配的右派份子大量死亡。留在城市的右派份子則被處罰從事沒人願意做的體力勞動，如清掃廁所等，或者在被歧視的情況下繼續原來的工作。個別人由於不堪侮辱自盡。一般來講，受到中央點名的，在國際國內有一定影響並在中央政府擔任領導職務的大右派受到衝擊較小，大多是降低待遇，撤銷行政職務等，而來自基層單位默默無聞的眾多右派份子，很多都經歷了比較悲慘的命運，一些人因此客死他鄉。從1958年派們逐漸被取消此身份，叫做「摘帽右派」。在文化大革命「右派」和「摘帽右派」被再次衝擊。在經歷過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整治運動後，加上時間因素，二十年後活到1978年右派平反的僅有十萬餘人。
1977年，胡耀邦擔任中央黨校副校長，主持黨校工作，並開始著手進行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胡耀邦組織中央黨校的教師編寫了《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作為社論在1977年10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以整版的篇幅刊登；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毛主席的幹部政策必須落實》，這兩篇文章在全中國取得了空前的反響，宣告了平反冤假錯案的開始。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調任中組部部長。1978年春，中央在山東煙臺召開會議，專門討論反右運動遺留問題的處理。在煙臺會議上，產生了激烈的爭論，保守派認為對於在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的群眾和幹部，只要摘掉右派帽子，妥善安置不再歧視就已經足夠了，沒有必要平反關於右派的冤假錯案；但是胡耀邦等認為，必須對反右中的冤假錯案予以徹底的完全的平反。最終保守派的意見佔據了上風，1978年4月8日中共中央批復了統戰部上報的《關於全部摘掉右派份子帽子的請示報告》，將其作為1978年的第11號文件轉發全黨。這份文件指出「1957年反右本身沒有錯，問題是擴大化了」，對於錯劃的右派要落實政策妥善安置，在提職、提級、調資、獎勵、授予職稱等問題上與其他職工一樣對待，但是報告沒有提到對錯劃右派的平反。
煙臺會議後，胡耀邦繼續推動對右派的全面平反，1978年5月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一場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展開，保守派的勢力受到壓制。在這樣的背景下，五大部在北京召開了關於右派問題的第二次會議，會議上的交鋒仍然激烈，但是主張完全平反右派問題的主張最終得到支持，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轉發《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份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相比於5個月前的請示報告，實施方案對落實右派安置政策作出了明確和細化的規定，最重要的是，實施方案指出：「凡不應劃右派而被錯劃了的，應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經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復政治名譽，由改正單位負責分配適當的工作，恢復原來的工資待遇。」「原是共產黨員，沒有發現新的重大問題的人，應予恢復黨籍；原是共青團員的，應予撤銷開除團籍處分。」
1980年5月8日，平反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被劃為右派的55萬人幾乎全部平反，但是仍有極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認定的5名右派份子以及由各地方認定的90餘名右派份子，總計不足百人。
中國共產黨1981年在11屆六中全會上給反右運動定性為：「這一年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份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份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份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當年支持和主持反右的鄧小平在80年代對反右運動也持這一看法。被平反的右派中很多人回到了原來的工作崗位或得到升遷，如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
反右運動對後來中國的影響極其重大，有學者認為「在1949年以後發生的一系列政治運動和事件中，「反右」和「文革」是社會創傷最深、最持久的兩次災難」。它標誌著從抗美援朝結束之後幾年內中國快速而和諧的發展的結束，中共八大提出的「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告一段落，今後工作以社會主義建設為主」的政策中止，意識形態鬥爭的重要性從此壓過了經濟的發展。知識份子再也不敢批評共產黨及其政府，政治鬥爭從共產黨對黨外勢力轉變為共產黨內部不同路線的鬥爭。經過反右運動後，中共的政策重新回到以政治挂帥，強調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路線上來，中國共產黨人對「右」唯恐避之不及，「緊跟」毛澤東的指示，政治路線從此嚴重左傾。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影響力進一步提高。這些變化為之後的「大躍進」、「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埋下伏筆。
在各個民主黨派方面，經歷過從「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到「引蛇出洞」的驟然轉變，各黨派參政議政不復1950年代初期的熱情，在政治生活中不敢發聲，造成這些政黨一步一步愈發邊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