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反右鬥爭在不足一個月的時間裏，全國竟有百多萬知識份子成了共和國的「賤民」（有資料說是三百四十多萬，官方公布的數字是五十八萬多人）。他們有的被送入監獄，有的押送到勞改營或農村監督勞動，自此再沒有人敢反對執政黨的施政偏差，當然更沒有人敢對「偉人」心存置疑。諾大中國全掌控在毛澤東指掌之中，使他獲得了歷代中國統治者從未得到過的自由。在他治下的中國執政黨和八億人民，好像是個麵團，想怎樣捏就怎麼捏。反右後他忘滿得意地又提出了「超英趕美」和「大躍進」超自然目標，以及「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偉大」設想。1958年8月4日，《人民日報》在一篇《徐水人民公社頌》的報導中公然寫道：「徐水將要發射畝產山藥120萬斤、一顆白菜520斤、小麥畝產120萬斤、皮棉畝產5000斤的高產衛星」。剎時，「衛星」一詞成了各行各業的追求目標。
「勞教」是毛澤東一個重大「發明」，也是他不明殺右派暗誅異已的一把「兵不血刃」的利劍。在中國法律條文裡，沒有「以言治罪」或「以思想治罪」的懲罰條款，因此也就沒有任何一家法院可以使用法律手段來判處右派份子。為瞭解決這一難題，國務院於1957年8月1日發布了《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這個「決定」有三條是針對右派的，故中共各級黨委負責人就可以不經過任何法律手續，把揪出的「右派份子」或不順眼的「分子」，送去「勞動教養」。「勞教」又稱「最高行政處分」，沒有時間性，被勞動教養的人員「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還有「通信言論自由」哩！至於幾時解教，主要是「改造表現」。因此，要想「表現好」，就得「靠攏黨和政府」，「檢舉揭發壞人壞事，」「爭取立功受獎」。一言以敝之，通過「勞動教養」把人變成一條沒有脊樑的狗。
鐵流是寫文章的「鐵帽」右派。1956年10月四川省文聯所主辦的《草地》文藝月刊上，發表了鐵流一篇不足12000字的「干預生活」的作品《給團省委的一封信》，於1957年7月19日在省市委聯合召開的千人批判斗會上，被定為「死不悔改」的極右份子，旋即開除公職，送峨邊沙坪農場勞動教養，後轉「415」筑路支隊，再轉看守所、監獄，一共關押了整整23年，相當於一個字關押鐵流一天。不過總算大難不死，但在鐵流身邊先後餓死的難友有號稱「南方神童」的劉盛亞(原西南作協副主席，留德歸來的著名作家，曾有小說《三K黨》和《再生記》)，死後不僅沒有棺木，連一個獨立的墳頭都沒有，是幾十上百人埋在一起，1980年「平反」開追悼會無法找到遺骸，骨灰盒中只好放進他生前所使用過的鋼筆；1955年從美國學成歸來的教育學家董時光，在他回歸那天周恩來還親到機場去迎接；這位愛國人士也活活餓死在「勞教」場；還有一個是1938年參加革命的老知識份子、老中共黨員、行政十三級的大幹部叫於勉，反右前曾任重慶人民銀行學校的校長，也沒有逃脫餓死的命運，在他臨死前手中還緊抱著那個、從日本鬼子收繳來的勝利品鋁皮飯盒。如此如此，不勝枚舉。
1958年為了打通大西南通道，為毛澤東的「大躍進」壯威助陣，內昆（成都至昆明）鐵路決定動工。四川省公安廳勞改局立即從全省各勞教場所抽調出一批年齡在18歲以上、35歲以下的青壯年「右派份子」、「反社會主義分子」、「壞分子」，在當年四月十五日那天組成筑路支隊，故名「415勞教筑路支隊」。
在距鐵流所在中隊十里之遙的12中隊，負責橫江河便道的修筑工程。這條便道把雲南的大關縣和鹽津縣連在一起，必須搶在年底通車，保證筑路物資通行無阻。便道最艱難的工程是打通猴子崖，顧名思義，凡猿猴攀登的地方不是千仞高峰，便是萬丈懸崖，奇險而又峻陡，只能削山斬壁，放炮打眼，一寸一寸的爭奪進度。可是支隊下了死命令：要在1959年國慶十週年前通車。他們號召勞教人員要待罪立功，爭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放一顆大大的「衛星」。中隊抽出一個實力最強的大組，每天分四班打眼放炮，分秒不停。隔河望去，猴子崖日夜燈火通明，人聲鼎沸，炮聲轟轟，號子聲不斷。按安全技術操作，本應從山頂往下削，但幹部為了搶進度，掄工期採取掏掘開挖。就是說不從山頂削下來，而是從懸崖絕壁中掏空一條路（又叫挖神仙土），這樣會省去很多土石方工程。如此違規操作，等於拿生命開玩笑。中隊幹部們為了榮升，為了得獎，哪管右派份子的死活，天天在那裡督戰。路基挖出來了，山也掏空了。大約是1959年的9月12日，那天暴雨特大，一個小組正在掏空的山崖便道裡作收尾工程，突然發現細石和泥漿從頂頭砸下來，他們還未反應過來，一聲轟天巨響，整個猴子崖向前移了十幾米，幾百噸的一個個巨石把滾滾橫江截去一半。16名施工中的右派份子，來不及叫聲爹媽，全埋在巨石重新壘起的山崖裡。不僅無一生還，連具屍體也看不見，開創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也許是僅有一次）的群體「山葬」。慘劇發生後消息被封鎖，也不通知受害家屬，也不向各中隊告知。但是「紙包不住火」，只要是當年在「415」筑路支隊的「教民」，誰不知亙古慘劇！此慘劇深深留在鐵流的腦海裡，常常闖入夢中。幾十年後的今天鐵流仍存餘悸，老是聽到轟鳴之聲，老是看見具具帶血的殘體。在鐵流《風波萬里》的組詩中有這樣的記載：
天崩地坍勢如雷，橫水卻步鬼神驚！
一山巨石截江斷，幾多男兒未有聲。
夢裡家人誰知曉？斷頭天涯無信音。
禍起酷吏強功利，只圖陞官放「衛星」。
他叫胡什麼名字已經記不得了，只知道他是重慶大學調干生。他個兒很高，有1.85米，長得白白淨淨，一副典型的書生模樣。他比鐵流至少大八歲，不苟言笑，很少與人說話交談。他是一大組二組的小組長，只要是休息時間他就躺在連那個不足60公分寬，兩米長的屬於他自己的連鋪床位上抱頭沉思。後來鐵流通過他點點滴滴的言談，才知道他當過國民黨的遠征軍，可沒有上過火線，一穿上軍服日本人就投降了。此後回到學校讀書，解放後考入西南革大，畢業後分到重慶人民銀行工作，後作為調干生再去深造。1957年整風鳴放，他在一次座談上公開為董辯護說：「董時光要反黨，為什麼要在1955年大老遠的從美國回來？既回來又為什麼要去反黨？從邏輯上講不通，除非他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派回來的。」想不到就這麼幾句話，被劃成右派開除學籍送來「勞動教養」。一次鐵流請他為牆報寫稿，他久久地望著鐵流，好一陣後才說：「曉楓，我現在成天所想的是如何早一天改造好回家去陪孩子老婆。寫什麼稿？你不就是寫稿寫出右派來的嗎？小夥子，要吸取教訓啊！」鐵流語塞，不知說什麼好。他拍拍鐵流的肩頭繼續說：「這裡是勞教隊，專政機關，我們一定要少寫少說，不要再惹出麻煩。我家庭包袱大，愛人又沒工作，孩子在讀書，一天愁死了。」
胡大學為了幫助家裡，每月「工資」除去伙食費後把餘下來的八元人民幣一個子兒不剩的全寄回重慶老家，從不買生活用品和「進口貨」（當時修鐵路的糧食供應標準儘管比農場高，但也不夠吃，常常覺得肚子餓。原因是沒有油葷和副食品，再者勞動強度太大。打隧道全是用的鐵錘炮釺，那鐵錘最輕的都是八磅重，要用力重擊鐵釺才能把岩石打個米印。一個炮眼淺的一米，深的1.8米，可想要用多少力氣？上拱發旋用的力氣更大，兩個人要把重達三百多公斤的拱石抬上馬架，腰板常常壓成了一張弓。因此，右派們大多數人都把餘下的錢買「進口貨」，不向家裡要就算好的了。胡大學身高體大，熱能消耗自然比鐵流們多）。鐵流漸次發現他瘦了，常背著人喝鹽開水和吃折耳根（一種野菜）。一天天特熱，毒毒的太陽掛在萬里無雲的藍天上，照得工地生焰吐火。他突然暈倒在路基上，鐵流急忙把他扶在樹陰下休息，提醒道：「胡大學，你不要太節省了，得買東西吃啊！不要餓壞了身體。俗話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他警覺看看四周說：「曉楓，你是好人，說話得注意。不要擔心，我自來有貧血。」說話間，監工的幹部從老遠走來，他立即站起來拿上工具，又吆吆喝喝幹活去了。出於關心，鐵流把這情況向中隊管生活的事務長作了報告，建議能否給他增加一點糧食標準。事務長把眼睛一愣，大聲申斥道：「糧食定量是國家政策，是你能管的嗎？」嚇得鐵流連聲認錯。沒過多久時間，在一個冬天早上，起床後有人發現胡大學長伸伸地躺在廁所地邊，睡覺了，跑上前不停搖拽，可他沒反映，原來早已嚥氣了。中隊長叫來衛生員檢查，想把死因弄個清楚。衛生員背著藥箱跑來東敲敲西按按。一敲是濁音，一按是水禍，皺著眉半天不表態。包中隊長等不及了，忙問：「什麼病？」衛生員想了好久才找出一個適當的醫學術語說：「可能是營養不良導致心臟衰竭而死。」中隊長不滿意地盯了衛生員一眼，不屑地說：「什麼心臟衰竭？我還不知是癆病。看著幹什麼，快把他埋了，免得傳染人。」
胡大學走了，默默地走了，什麼也沒留下，只留下家裡沒有人供養的妻子和孩子。
「415」筑路支隊的管理幹部說，「勞動教養」要過「三關」：「生活關、勞動關、思想改造關。」所謂「生活關」就是忍受飢餓，縱然餓死也要無怨言，還得說「社會主義是人間幸福天堂」；「勞動關」就是超負荷的加班加點勞動，累死了也要喊「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思想改造關」就是在每晚的學習會上痛罵自己、踐踏自己，罵得越厲害，踐踏得越徹底就是「改造得越好」。
1960年10月內昆鐵路停修，「415」筑路支隊轉調涼山喜德縣修筑成昆鐵路，到了1961年4月又轉調到四川廣元地區修筑廣旺（廣元至旺蒼）鐵路。此時正值所謂的「自然災害」。右派們53斤的月糧食定量驟然降到42斤，實際吃到肚裡的不足35斤。在那個「米貴如珠」的歲月，黑市糧食每斤高達人民幣五元，縱是一斤紅苕、南瓜每斤也賣到一點五元人民幣。右派們每月的「工資」扣去12元人民幣的伙食費外剛好可買一斤黑市糧。飢餓，可怕的飢餓；撲殺，殘忍的撲殺。這時鐵流們都是已有四年「工齡」的「教民」，大家對「摘帽」或「解教」已不感興趣，成日所關注的是如何填飽肚子，不受飢餓熬煎之苦。於是勞教隊出現了許多怪異現象：一是不少人紛紛將自己值錢的衣被或手錶，拿去向駐地四周的老鄉換取食物；二是賄賂炊事員以便在打飯時能照顧一下；三是凡家裡有食物寄來的難友每日出工必須背在身上，縱是晚上睡覺也得抱在懷中，否則立刻不翼而飛；四是非正常死亡時有發生，而且多是心理衰竭的瘁死；五是出現逃跑潮。為此筑路支隊在管理也進入了空前的殘酷殘忍。批判鬥爭，捆綁打吊，帶銬砸鐐，每天都有。鐵流是全中隊著名的不怕捆，不怕吊打的好漢，「衣服換饃偷糧食，」外加「生吃豬肉活吞雞」。當鐵流把自己衣服換完吃掉後，出於報復便專偷幹部的衣服去換。一次落馬被捆綁打吊整整一天，第二天照干不誤。鐵流的中隊最先逃跑的是張先痴（南充市文聯《嘉陵江》文藝編輯）、周茂其（巴中市人行幹部），他們從天津取道準備偷渡香港，後被逮捕歸案分別判處10年、15年有期徒刑。鐵流於1961年春未夏初砸銬逃跑，行至廣元市即被抓捕關於集訓隊小監。
何謂「集訓隊」？這是毛澤東和他的追隨者蔑視人權的又一「重大發明」。他們發現縱把這些異類關進監獄，並不能得到「改造思想」的理想效果，於是採取分化瓦解，以人治人和隊中設隊，監內設監雙管齊下的手段。首先他們把勞教分子分為「左、中、右」三個大類。所謂積極接受改造的（即那些失去人格與尊嚴，專視檢舉發打小報告，企圖用別人痛苦去換取提前「摘帽解教」），一般接受改造的（指那些既不反抗，也不賣命，但在勞動與生活上也任勞任怨，即所謂中間派），反改造的（指那些不向政府靠攏，從不打小報告，堅持個性與人格尊嚴的反對派）。在反改造分子中又分為三類，即經過批鬥願意悔改認錯的，雖未悔改認錯但仍能爭取轉變的，「堅持反立場」不改的死硬派。第一、二類在嚴格的監督下作為「反面教員」留中隊繼續改造，以警示其它「教民」；第三類送到「415」支隊直管的集訓隊「改造」。集訓隊出工有武警押著，晚上睡覺有武警看著，大小便有武警跟著。這樣他們還嫌不能折磨人和侮辱人，又專門設置了小監。顧名思義即單獨牢房。被關押的人不勞動，月定量為22斤，每日八兩，吃住拉撒在一個屋子裡。人是群居動物，把你單獨隔離關押，既不能吃飽又不見日光，還無人說話交談，可想而知是一種什麼味道？
鐵流在小監關押了近兩個月，一天突然把鐵流放了出來，叫鐵流回薛家橋新建的二中隊報到，奇怪竟無人押送。這時才得知毛澤東因發動的「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導致全國的反右傾運動中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幾百萬幹部得到了「平反」。於是黨內一些有良知的領導幹部也提出「應為右派平反」。毛澤東立即發下「天示」：「右派不存在甄別問題」，於是不滿、憤怒、仇恨在胸中燃燒。此時正值蘇共召開21次黨代表大會，在會上除繼續揭露清算斯大林殘暴專橫的罪惡外，還肯定鐵托和南斯拉夫馬列主義聯盟的功績。一時大家借題發揮，認為「毛澤東是斯大林第二」，「社會主義社會沒有民主自由」，「無產階級專政沒有人性」，「大躍進」「人民公社」是「升虛火發高燒」，全國「根本沒有什麼自然災害，全是人為因素造成」，「共產黨要向全國人民清罪，毛澤東應引咎辭職」，「中國共產黨應學習南斯拉夫鐵托，把一黨專政的共產黨更為馬列主義聯盟」等等。
1945年參加地下黨的難友周居正，遠在1947年就在重慶領導「反飢餓、反內戰，爭民主、要自由」的學生運動和發動「民變武裝」，被國民黨逮捕，與《紅岩》作者羅廣斌同囚於白公館監獄。1949年9月，當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傳來時，他和羅廣斌撕下自己的被面繡制五星紅旗。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有關「紅岩」的小說、電影中刻意描述的故事情節，但那是江姐不是周居正。1949年11月27日重慶解放前夕，國民黨血洗渣滓洞，他們又策反敵特然後越獄。在槍聲密集，血與火的生死關頭，周居正不顧身體瘦弱和個人安危，仍幫助難友郭德賢（中共黨員，曾任重慶人民廣播電臺臺長）背出四歲小孩（此人現是工程師，在天津）。
就是這個周居正1957年打了右派。這種打右派的痛苦經歷，加上他早年追求的理想，也就是中共經常所批評的許多老革命是帶著民主主義理想參加革命的。他們心中嚮往的並不是毛澤東的一黨專政的社會主義，是自由民主的社會主義。他在日記上寫道：「毛澤東以流氓無產階級領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不是真正的馬列主義、社會主義，而是封建專制獨裁的社會主義。在中國要實行的社會主義，要領先中國的工人、農民、知識份子的先覺分子，高舉三面大旗：反對帝國主義，實行國家和民族獨立；建立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權利和國家制度；發展經濟建設，實現國強民富，建設民主、富強、獨立、社會主義的中國」。可這段精僻的見解便成了「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的「綱領」，也是周居正被殺的「證據」。幾十年之後的今天來看，可見周居正不愧為時代的先知先覺者。他是以生命殉葬了自己的理想，一代中國知識份子的悲劇。他們不屈不擾、前仆後繼地追隨中國執政黨，以為找到了獻身的依靠，但在毛澤東領導下的這個「革命」卻無法容忍民主自由的思想火花，把他的兒女非要冷酷無情地置於死地不可。
王景（原一機部重慶供應站科員，大學生）在作了一翻深研中國前途命運後提出「中國應該運用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南斯拉夫的方法，美國的科學制度」。他活活被打死於「415」101隊。鐵流同隊同鋪的難友楊應森，一個少年時代就追求進步，獻身革命的中尉軍官，僅因在整風中提出「軍隊國家化」的建言，被劃為極右開除軍籍送來勞教，現又說：「應趕快建立馬列主義聯盟，以挽救中國，解人民於倒懸」，並開玩笑「願自任書記長」。鐵流則認為「檢驗一個黨一個領袖，不是紙上寫的東西或嘴巴上的大話，要看他是否給人民帶來生活的改善和社會的繁榮昌盛。」自貢市文聯的王志傑，偷偷在紙上畫了一幅頭戴王冠、身穿長衫、坐在龍椅上的農民，他一手拿著馬列主義盾牌，一手舉著法希斯殺人屠刀，左腳踏民主，右腳踏自由的漫畫。這些議論，這些想法，想不到竟成為「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企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嚴重罪行」，使不少右派難友惹來殺身之禍。
共產黨不是鐵板一塊，右派也不是鐵板一塊。人是有思維的動物，隨著客觀的變異而變異。一些「教民」由於經受不住苦難的折磨，更經受不住「立功受獎」的誘惑，總想積極「靠攏黨和政府」去檢舉揭發壞人壞事，爭取早日「摘帽解教」，自覺廉價地去充當酷吏的搜山狗。原南充市公安處法醫錯劃右派姚××就是如斯。他為了「立功」，立即向中隊作了檢舉，說有一個「反革命」組織，在積極發展成員，伺機準備暴動，還列舉了幾十個人的名單。中隊立即向大隊報告，大隊立即向支隊報告，支隊立即向勞改局報告，勞改局立即向省廳報告。為了利於「破案」抓住「證據」，公安廳以姚××作為特勤人員，叫他打入根本不存在的「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裡。大約在1962年11月，四川省公安機關突然在筑路支隊宣布戒嚴，一次抓捕了近200多名右派，全戴上械具關入戒備森嚴的集訓隊。接著在各中隊召開殺氣騰騰的大小會議，號召全體勞教人員「自首坦白，檢舉揭發」，搞人人過關。整個筑路支隊一片紅色恐怖，風聲鶴戾，人人自危。對被認定的幾十名骨幹分子，日夜刑訊，迫其交待。不少人打得遍體鱗傷，體無完膚。經過一年多時間的關押審訊，最後按照逼供信的原則結案，對供認的或基本供認的定為「反革命」成員，再經中共四川省政法黨組批准，由省檢察機關批准逮捕，69名難友被送進了監獄。
後經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判處，這69名被捕人員中有23名「罪犯」被判處重刑，其中死刑2人，死緩3人，無期4人，有期徒刑14人。
一，重判的23人：
周居正，原中央第七中級黨校教員。大學文化程度。四川合川人，38歲（判處時，以下同）。解放前參加地下黨，後失去組織關係，1948年被捕，關押在白公館監獄，1949年11月脫險。1957年被劃為右派份子送四川省勞改局「415」筑路支隊勞教,1961年解除勞教、留隊就業。1962年7月被拘留、1963年2月被逮捕，1963年11月被死刑，1964年3月被殺於四川省永川縣。1985年其妻提出申訴，1999年被駁回。其妻繼續申訴，未立案。
楊應森，原解放軍滬州步兵學校教員。四川岳池人，33歲，1966年11月22被判處死刑,提出上訴,被駁回，於1964年3月被槍決。
魏昭，南下幹部。原重慶九龍坡區政府副科長，執政黨員。湖北均縣人，36歲。（1980年複查，屬於錯劃右派，予以改正）1963年11月5日被判處死緩.1983年、1986年省高級法院兩次駁回其申訴，向最高法院申訴，置之不理。2001年1月因病去世2005年3月其妻提出再申訴，未立案。
陳仲偉，原（重慶）西南設備安裝公司工人,四川巴縣人.30歲。1958年被劃為壞分子，勞教，1962年5月解除勞教.清放回家,1963年11月5日被判處死緩。
廖廉康，原簡陽機制磚瓦廠醫生.四川榮縣人，35歲，1963年11月17日被判處死緩。
冉茂涵，原長壽縣小學教員，四川酉陽人，44歲，1963年11月7日被判處無期徒刑。
彭恢榮，原健為縣糧食局、區供銷社會計。四川健為人。32歲。1962年4月清放回家1963年11月6日被判處無期徒刑。
楊全松，南下幹部，原西南炮校、重慶炮校參謀、教員，旺蒼縣人民銀行幹部。江蘇溧陽人，31歲。1963年11月16日被判處無期徒刑。
朱文安，原社會職業不詳，四川甚邡人，50歲。1958年被勞教.1962年清放回家，1963年12月15日被判處無期徒刑。
傅汝舟，原省建工局、省城市規劃設計院幹部.大學文化程度，四川漢源人，38歲。1963年12月15日被判刑20年。提出上訴，1964年1月5日維持原判。
袁進修，原萬縣師資訓練班學員。染平人，31歲，1963年2月15日被判刑20年。
李玉平，南下幹部。原屏間山縣糧食局幹部，青年團總支書記。上海人，31歲（1980年複查：屬於錯劃右派，予以改正）1963年11月16日被判刑20年。1981年被駁回申訴，2003年再申訴，2005年6月再次被駁回。
彭福志，地下黨員。原銅梁縣委農工部副部長。銅梁人，38歲。（1980.9複查屬於錯劃右派，予以改正）1962年清放回家，1963年12月16日被判刑20年。1984年申訴，未立案。1989年因病去世。1999後、2005年其近親屬提出再申訴，未立案。
熊紹武，轉業軍人，原秀山縣合作聯社採購員。秀山人，30歲。1960年清放回家。1963年12月16日判刑20年。
王景，原一機部重慶供應站科員。大學文化程度，達縣人，35歲。1963.12.16判刑18年。勞改中因工傷事故死亡。
費宇鳴，原江油縣人民銀行幹部，大學文化程度。成都人，33歲。（1980年複查：屬於錯劃右派，予以改正）1963、11、17判刑15年。1981年申訴，被駁回。2003年再申訴，2005年6月再次被駁回。
陳民國，原涪陵縣民辦小學教員、大學文化程度。涪陵人，33歲。1959年勞教，1963年12月17日被判刑15年。
梅明春，原江北縣小學教員。江北縣人，50歲。1963、12、17被判刑15年。
陳彥，轉業軍人。原平武縣糧食局幹部。貴州大方人，34歲。（1980年複查錯劃右派，予以改正），1962.6清放回家，1962年12月17日判刑10年。
朱夢波，轉業軍人。曾在華陽幹部療養院任助理醫生，後在成都開業行醫。江蘇無錫人，33歲。1958年被勞教，1960、11被判處管制3年。1963年2月被捕，1963年12月18日被判刑10年，提出上訴，被駁回。1965年提出申訴，沒有答覆。
陳有為，原武勝重慶小學教員。武勝人，31歲，1957年被為右派（1980年複查，屬於錯劃右派，予以改正）送農村監督勞動，1966年到內蒙，被「捉回」。1961年勞教，1963、2被捕，1963、12、18被判刑12年。提出申訴，1981、8、24省高級法院再審判決：宣告無罪。
朱世臣，新都人，26歲。原西南師範學院學生，被劃為右派、勞教。1962年清放回家。1963年新都縣法院判刑13年。
謝友樹射洪人，33歲，轉業軍人，1955年在重慶被收容。1958年勞教，1963年廣元縣法院判刑8年。
二、勞教隊所在地法院加刑5名：
吳建章內江縣法院加刑8年。
賀少真廣元縣法院加刑10年。
管光榮廣元縣法院加刑10年。
魏登高榮山縣法院加刑10年。
楊福民榮山縣法院加刑10年。
三、由當地公安機關管制（17名）、勞教3名等處理共41名：
筑路支隊：李朝富、朱紹文、黃光明、周志堅、鄧先基、殷立萬。
永川看守所：胡榮光、周榮華、陳雲武。
永川茶場：譚國仁、焦德潤、易永康、劉大學、鐘克勤、張國中、李治民、楊興壽、李才義（另案處理，現已平反）
榮山煤礦：陳昌輝、陳光裕、謝永昌、範通才（因另案被捕）
蘆山苗溪茶場：李平揚、馬國才
秀山縣：舒順德
達縣：任明晃
灌縣：湯從田、魏興志、郭福良（農民）姚鳳起（免刑）
健為縣：劉華年
松潘縣：唐永祿
河南鎮平縣：陳同瑞、楊溫友
陝西原縣：余運中
吉林省××縣：李海龍
灌縣唐崇才、邱福明等……
（以上諸君均為清一色右派，此材料原件現存於四川省檔案館《四川省高級法院審判卷宗》檔號：16666-167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