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只要是身處一個信息開放環境下的公民，都已經清晰明瞭於這樣一個事實：他們的政府並不偉大，也絕非光榮正確，甚至它往往是骯髒的。
如果用一個網路上有趣而又帶有消極意義的解釋方法來分析政府的實質，政府=鎮壓+腐敗。在此，應該可以用一種獨斷論的口吻說，一個略具規模國家的政府和政黨不可能用一套理論就同時代表了全民的利益，特別是當這個國家的國民有13億之眾時。
鎮壓是所有政府遇到統治危機的慣用措施，古今中外政府莫不如此，從古羅馬皇帝，到伊斯蘭蘇丹，從美國總統到中國主席。問題的關鍵是，當鎮壓發生時，它整個的運作機制是否合理。鎮壓是如何被批准的，它是操持於幾個寡頭統治者的批文，還是經過嚴格的民主程序運作？鎮壓前，政府有沒有配合公民履行憲法賦予其集會、遊行、示威的權利？鎮壓以後，整個事件的經過有沒有被客觀而又詳實的報導？
我看過一次李敖先生主持的《李敖有話說》，在談到六四問題時，他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美國在1932年鎮壓集會於首都政府中央廣場的退伍老兵，另一個是1970年美國肯特大學的學生反戰示威尼克松政府進軍柬埔寨的政策，結果遭致美國軍人包圍，當場打死了四個學生。李敖先生舉這兩個例子的動機是為中共政府在1989年調集軍隊鎮壓學生辯護。這三起事件看似如出一轍，實則不然。其實，李敖先生自己就已經說出了這幾起事件的本質區別。在1932年美國政府鎮壓退伍老兵後，1932年7月29號的《紐約時報》就刊登了這起事件；1970年美國軍人當場打死四個學生的照片被記者拍攝下來後，其中一張照片獲得了美國普利策獎。而1989年六月四日的那場屠殺的真相大陸官方至今緘默不語。
一個政府不可能永久的與它的公民相安無事，關鍵在於當與公民發生衝突後，政府是如何面對這些衝突的。是寬容地讓真相公布於眾，還是懲罰一切敢於散佈相關事件細節的人；是使自己的行為受到人民的公正評判，還是把自己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是讓這段歷史永載史冊，供後人警醒，還是抹殺它的一切蛛絲馬跡，妄圖讓人民失憶。對鎮壓後的處理，即體現了這個政府的本質，它由少數人把持，還是共決於國民，一句話，它是一個民主國家還是專制政權。抹殺證據的一黨制政府既為專制性質它本質上也就與民眾敵對，它不是通過政黨代表部分公民的利益，它只代表這個政黨自身的利益。它知道自己犯下了暴行，但它又一向對外宣稱自己偉大、光榮、正確，如果自己鎮壓的行為大白於天下，自己的政權合法性就將受到懷疑，所以它秉持一個原則：絕不認錯。坦然面對討論的民主政府知道自己不可能永久執政，但它儘可能做到面面俱到，不過它已有所覺悟，深知自己的命運自始至終都掌握在公民手中。
一個良好運作的體制關鍵在於它是否能受到制衡，否則它就將成為群鴉的盛宴。民主國家的公務人員不是不想濫用權力，而是他們不敢濫用。相反一個專制政權下的公務人員不是天性貪婪，而是公民對他們的惡行幾乎束手無策。在所有國家，無論它的政體如何都通行一個真理：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所以，一些千百年來被認為天方夜譚的幻想如今在我們這個時代早已形成共識，政府必須受到監督，信息必須得到公開，程序必須得到完善，權力必須得到制衡。這是民治政府和專制政府的區別，也是文明與野蠻，進步與落後的區別。
中國大陸政府至今對此置若罔聞，他們仍然以為自己高高在上，可以隨意運用公民交納的稅收供自己任意揮霍；他們仍然以為自己的統治天經地義，符合歷史規律，是中國前進的正確道路；他們仍然以為暴力可以讓人民保持沉默，只要手上握持武器就可以懾服四方。他們過於天真了，想當初尼祿、隋煬帝、馬木留克王朝、德裡蘇丹國都是這樣天真的。
這次什邡地區公民的維權運動應該讓政府從自己的迷夢中清醒，他們古老的統治術早已過時，人民不再會因為官方的冠冕堂皇而趨之若鶩，不再會因為武器的凶狠殘暴而俯首帖耳。人民已有所覺醒，那麼他們就不再畏懼。
這個簡單的常識，我想中共政府應該早已明白，不過他們卻寧願掩耳盜鈴。請側耳傾聽，究竟喪鐘為誰而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