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形勢最近出現了急劇惡化的勢頭，中共政權有可能以許多人意想不到的速度遭遇他們最不願看到的局面，即經濟、政治和社會危機的集中爆發。
90後在這次什邡抗爭事件中擔當重要角色
中國形勢之所以比許多人預想的要嚴峻，首先是因為經濟下行來勢之猛，超出了決策者的意料。決策者發現，穩住經濟增長速度比他們原來想像的要困難得多。更麻煩的是，由於最高權力交接的不確定性因薄熙來事件的發生而大大增加，使得原本棘手的經濟決策變得更加困難。面對經濟下行的巨大壓力，邏輯上，決策者存在的一種選擇就是順勢啟動重大改革，比如收入分配改革。一方面減少分配不公，一方面增加整個經濟和社會承受經濟低速增長的能力。
但是，這樣的改革必定觸動既得利益而引起強大抵抗，同時，因事前並無準備，這種倉促啟動的重大改革不可能馬上成功，而需要有足夠的時間不斷試錯。顯然，這對於即將交班的決策者是無法做到的，而對於即將接班的決策者來說也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還沒有充分的授權，甚至不知道自己將來的位子究竟是什麼。於是，決策者唯一現實的選擇就是試圖敷衍過去，等權力交接完成以後再說。但在經濟急劇下行的壓力下，這種敷衍的風險非常大，而且將進一步增加經濟的不確定性，讓未來的決策者陷入更大困境。比如說，現在大量增加流動性，會不會再度吹大房價泡沫，會不會導致惡性通脹。在這些不確定性的陰影下，實體經濟不可能恢復而只會進一步萎縮，從而加劇經濟危機。
而近來發生的一系列群體事件表明，中國在多年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積累的社會矛盾，也到了隨時爆發的臨界點。經濟危機的深化，正在使得社會危機面臨失控的極大危險。從烏坎的官民衝突，到中山的群體衝突，再到最近什邡的集體抗爭，顯現了中國群體事件以前沒有的一些重要特徵。其中最深刻，也最令當局恐懼的特徵，就是被稱為90後的年輕一代，正在以他們的父輩未有的決絕和勇氣，投入政治反抗。這個事實再清楚不過地表明，底層民眾，尤其是底層社會的年輕一代已完全失去了對中共主動改革的任何希望。他們不會像父輩那樣繼續隱忍，而要放手一搏，不能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就拚個魚死網破。青年一代的這種姿態，迫使中共不得不試圖調整維穩和所謂「社會管理」方式，但這種調整談何容易。
過去二十年，尤其是在胡錦濤執政的所謂「黃金十年」中，中共政權以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集體沉淪和腐敗。導致這一現象的有兩個重要機制，一個就是不惜代價地追求經濟增長，「一切向錢看」，另外一個機制就是所謂的「幹部年輕化」，即強制性地，不斷用新一代幹部替換老一代幹部。地方父母官如走馬燈似地調換。鄧小平當初用來掃除改革阻力的有效手段，在六四以後成為全面推動腐敗最有效的手段。這個手段不僅以史無前例的速度膨脹了中共的官僚階層，而且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完成了一場價值革命。為官的好處空前之大，而官場的競爭也空前激烈。競爭的規則非常清楚，那就是看誰更能討上司的「歡心」，更能克服傳統價值的束縛和良知帶來的心理壓力。這早已不是官場的秘訣，而成為當今中國社會的「普適價值」。
在這種生存競爭中勝出的新一代中共官僚和權貴，不要說不懂中國傳統官僚的基本操守，而且也完全不懂老一代中共官員的那一套。他們對底層的苦難和社會災難熟視無睹，無動於衷。更可怕的是，中共新一代官僚在成長過程中形成了一個集體幻覺：他們搭上的是一條永不沉沒的巨輪，因此他們既沒有應對即將爆發的危機的能力，更沒有心理準備。
許多人低估中國形勢嚴峻性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看到中國的經濟實力而不懂得中共政權不得不靠一代不懂廉恥，只懂吹牛拍馬，顛倒黑白，裝腔作勢，和以強凌弱的官僚來應對全面的社會危機。他們不知道，在「盛世」中長大的一代權貴與窮二代之間，一場不期而至的歷史性大對抗，將給未來十年的中國，帶來無盡的變數。
